摘要：現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在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社會思潮中,為適應中國現代大學課程設置和教材編撰的需要而創立的。西方“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觀念的引入，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創立的基礎。日本漢學界在20世紀初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方面是我們借鑒西方學術方法的楷模，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陳中凡、郭紹虞、羅根澤、方孝岳、朱東潤等借鑒西方學術方法，明確了文學批評的范圍、內容和建構批評史寫作的體例，更加重視小說和戲曲評點的價值，開創了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當然在學習西方學術方法、中西相互參證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和文學批評觀的特征和獨特的價值，避免削足適履的弊端。

關鍵詞：西學東漸；文學批評；中西參證；西方文論

中國自古就有關于詩文的評論和小說戲曲的評點等，但是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一門系統的學科。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顯然是受到了現代大學建制和課程設置的影響，尤其是在學術方法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西方“文學”觀念、“文學批評”觀念和學術方法的影響，或者借鑒受到西方學術影響的日本學者的著作。“文學批評”這個術語本身是來自西方的，中國古代只有詩文評和小說戲曲點評，而且由于傳統的成見，小說戲曲點評還不登大雅之堂。身處西學東漸的歷史時期，中國文學批評史先驅們借鑒西方是必然的。借鑒西方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古代就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說法。我們今天總結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借鑒西方學術方法的經驗教訓，有助于我們推進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

一、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產生的歷史背景

現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創立，是在20世紀初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下，在借鑒西方學術方法整理國故的社會思潮中，為適應現代大學課程的設置和教材編撰的需要而誕生的，除了一些教授的留學背景、歐美文學著作、文學史著作和文學批評史著作的中譯本面市外，作為與中國文化和學術傳統有一定淵源的日本學術界的橋梁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是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西學東漸是從明末清初開始的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到民國初年達到了高潮。最初由傳教士帶來西方學術思想，后來中國赴歐美和日本等地的留學生也陸續傳播西方學術思想。教會大學和現代大學的興起，也推動了西學東漸。1915年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容閎的自傳，書名為《西學東漸記》，此后“西學東漸”一詞被廣泛使用。西學東漸在清末民初引發了文學觀的改變。如王國維、梁啟超在現代意義上開始重視小說和戲曲的研究，改變了以抒情性為主的詩文為正宗的傳統文學觀念。1895年，嚴復在政論文章中介紹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嚴復譯為《物種探原》）和他的進化論思想[1]（P16），又譯述了赫胥黎的《天演論》，進一步系統地介紹進化論思想。這同樣是西學東漸的成果。進化論思想影響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陳中凡（原名陳鐘凡）1923年的《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和鄭振鐸1927年的《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都運用進化論的思想闡述了中國文學的歷史發展[2]（P9-10）。郭紹虞也發表了兩篇專文闡述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這一進化論思想進而也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國文學批評演變概述”中，郭紹虞把中國文學批評史分為文學觀念演進期、文學觀念復古期和文學批評的完成期這三個階段[3]（P2），從這三個階段的名稱上我們就能看到他的文學觀念受到了進化論思想的影響。

其次是整理國故的時代潮流。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第一期第五號上發表《國故和科學的精神》，在章太炎《國故論衡》的基礎上系統闡釋國故，強調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包括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對文學的定義，都是受到了西方和日本的影響。作為對新文化運動的修正和補充，胡適在1919年12月1日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又對整理國故作了進一步闡述，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4]（P551）1923年1月，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出“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 “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5]（P17）。用胡適在《先秦名學史》里的話說，就是力圖“找到可以有機地聯系現代歐美思想體系的合適的基礎”[6]（P10）。整理國故的時代背景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學科的誕生。陳中凡后來在《自述》中說他在東南大學執教期間，反對學衡派的盲目復古，主張“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7]（P4）。這一觀念影響到了陳中凡《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寫作。這是他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一種體現。

第三，現代大學課程建設和教材編撰的需要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建立的內在動力。中國現代大學體制的建立和大學教材的編寫體例，無疑受到了西方的影響。1904年1月，張之洞等人制定《奏定大學堂章程》，借鑒日本學制，分“文學科”等八科，“文學科”下又分“中國文學門”等九門，“中國文學門”中的主課包括“古文論文要言”等七門課。其中“古文論文要言”乃由教師自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論著選講”講義。1923年陳中凡在東南大學講授“歷代文評”課，就是“古文論文要言”課變化而來的。這乃是陳中凡最初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動因。同樣郭紹虞、羅根澤等人因在大學任教而對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研究。郭紹虞1927年開始在燕京大學執教，1928年《燕京大學本科課程一覽》中，國文系“文學批評史”課程說明中有“注重在歷史的敘述，說明其因果變遷之關系”；1936年《燕京大學一覽》“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說明中，則說“講述中國文學思潮之演變”，這些都已經體現了西方學術意義上“史”的意識。而朱東潤1931年在武漢大學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其中1931年《國立武漢大學一覽》提到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內容是“略述中國文學批評之源流變遷”，也體現了現代學術的歷史意識。

二、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創立基礎

西方“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觀念的引入，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創立的基礎。一些學者在參考近代西方關于“文學”“文學批評”等范疇界定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文學及批評的歷史和資料，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性質和學科范圍進行了界定。中國現代的文學觀念，顯然是受到了西方的Literature的影響。中國古代也有“文學”概念，最初主要指“文獻經典”。我們過去曾經認為不少漢語詞匯是借鑒了日本的漢字翻譯，而實際上，19世紀以來，我們自己曾經翻譯了不少英語詞匯。例如以“文學”一詞翻譯Literature等[8]（P250）。魯迅所謂“文學”一詞作為英文的譯名是從“日本輸入”的說法，并不準確[9]（P96）。但日本用漢字“文學”對譯Literature的廣泛使用，和日本對西方文學觀念的深入接受，也通過中國的留日學生和譯著廣泛地影響到了中國學術界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研究。19世紀西學傳入中國，從用“文學”一詞翻譯Literature開始，“文學”則專指作為藝術的文學作品，即所謂偏于審美的純文學，重在表情達意。胡適說：“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4]（P46）這里的顯然是西方觀念中的文學，彰顯了文學的獨立價值和地位。陳中凡在界定“文學”概念時，引用了美國學者亨德（Theodore W.Hunt，1844-1930）的定義：“文學者，藉想像、感情、及趣味以表現思想之文字也。”[10]（P5）他還受英國學者溫切斯特（C.T.Winchester，1847-1920）《文學批評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3年商務印書館中譯本）感情、想象、思想、形式四要素的影響，提出：“文學者，抒寫人類之想像、感情、思想，整之以辭藻、聲律，使讀者感其興趣洋溢之作品也。”[10]（P5-6）由此可知，他對文學的定義是源自西方的，至少是中西揉合的。朱自清在《詩言志辨》序中說：“西方文化的輸入改變了我們的‘史’的意念，也改變了我們的‘文學’的意念。我們有了文學史。”[11]（P127）這也同樣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編撰與研究。

在此文學觀念影響下，先驅們還注意到中西方在“文學批評”意義的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并借鑒西方關于“文學批評”的界定，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含義作出界定。陳中凡參照亞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文學批評和劉勰的《文心雕龍》等中國文學批評著作，把文學批評的含義分為指正、贊美、判斷、分類、鑒賞五個方面。朱東潤在早期的油印本《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緒言》中界定“文學批評”時，列舉隋唐書志到四庫詩文評類，但他認為：“大率近人分類雖視古益精，而文學批評一語之成立，翻待至與西洋文學接觸而后。”[12]（P465）

朱自清1947年在《燕京學報》發表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的評論，認為郭紹虞的批評有著元批評的范式意義。朱自清說“‘文學批評’一語不用說是舶來的”[13]（P197）。艾·阿·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1929年至1930年在清華大學執教，對中國學界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觀念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朱自清日記里多次提到讀瑞恰慈的書，說明同為清華大學教授的朱自清受其影響。1937年至1939年，瑞恰慈的學生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來到北京大學和后來的西南聯合大學執教，與朱自清關系密切。燕卜蓀更廣泛地在中國傳播了西方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觀念。由此可見西方的文學批評對中國文學批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章對文學批評史提出了明確的界定。他受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啟發，主張文學批評應包括文學裁判、批評理論和文學理論三個部分，分為批評的前提、進行、立場、方法、錯誤、批評、建設七個階段[14]（P4-6），從而建立了較為系統的文學批評體系。

西方對中國文學史批評研究的影響還表現在用西方的觀念來闡釋中國的文學批評問題和建構批評史寫作的體例。朱自清給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寫的書評里說當時學術界的情形，往往以西方的“文學批評”為范圍“選擇中國的問題”[13]（P197）。在書評里，朱自清還談到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兩大困難，一是“向那浩如煙海的書籍里披沙揀金去”，二是“建立起一個新的系統來”[13]（P195-196）。這個新系統顯然是借鑒了西方的科學方法和理論觀點來合理闡釋中國的文學批評思想和資料。郭紹虞運用系統科學的方法將中國文學批評和西方文學批評加以比較，相互參證，例如他用“知識論”“直覺”來解釋莊子，顯然受到了西方觀念的影響。羅根澤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史》時的章節分類，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方式，如“創作論”、“鑒賞論”的名稱來自西方，“音律說”“文體類”的名稱則取自中國。

文學批評在西方作為獨立學科，區別于文學的傳統由來已久，這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先驅們提供一定的借鑒，促進了文學批評史作為獨立學科的建立。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冊《自序》里引用法國學者古爾芒（M.Rémy de Gourmont，1858-1915）的話，提出“文學批評史也已經不復是一串批評家的寫真，而是批評的歷史”[14]（P5）。由于歷史條件和自然條件的影響，“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沒有多少批評專家。作家的反串，當然要側重理論的建設，不側重文學的裁判”[15]（P15）。這就在參證中西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獨特性。

受西方文學批評的影響，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先驅們明確了文學批評的范圍和內容，擴大了文學批評的范圍。陳中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還在元明一章中專設了“詞曲評”，對朱權、沈德符、呂天成、徐渭、王驥德等人的思想做了評介，超出了中國傳統“詩文評”的范圍。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也專節涉及小說、戲曲評點。他用“主觀化”“客觀化”這種西方哲學詞語來評價小說、評點戲曲。該書為金圣嘆和李漁特設了一節《四三金圣嘆論“才子”李笠翁說明小說戲曲家的“賦家之心”》[16]（P283），揭示金圣嘆評點《水滸傳》和《西廂記》的成就。“金圣嘆和李笠翁，都有辟草萊的成績。用歷史方法來看，他們都是上承辭賦家的心法，而脫離了歷來文人所守的孔門《詩》教。”[16]（P294-295）與此前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相比，突破了詩文評的局限，對傳統上不被重視的小說、戲曲及其評點給予了應有的重視，這些顯然都是受到了西方文學批評的影響。他自己也承認該書受到了西學的影響[16]（P300），具有中西參證的學術視野。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也論述了戲曲和小說評點理論。涉及貫云石、周德清、喬吉、徐渭、臧懋循、沈德符、呂天成、王驥德等人的戲曲批評，更專章論述金人瑞、李漁等批評家的小說和戲曲理論。1933年《講義下》中說：“法國有大戲曲家大仲馬者，一日其子以戲曲作法之秘訣叩之，大仲馬曰：易耳。戲劇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簡短，而中間富于興趣耳。其言與鳳頭豬肚豹尾之說，有可以互相證明者。”[12]（P231）在《中國文學批評大綱》的其他部分，他還做了一定的中西比較。這些都表明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借鑒了西方的文學批評，增加了小說和戲曲批評的內容。

三、中國文學批評史對西學的借鑒

所謂科學方法，當時就是指西方學術方法。把西方學術方法稱為“科學方法”，這當然是方法的一種名稱，但這本身也包含著褒揚的意思，而“系統化”則是指它最重要的優點。當時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者們普遍都主張借鑒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陳中凡192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雖然簡單粗率，但有開創之功，為后起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提供了范例，也提供了經驗和教訓。他提出了“以遠西學說，持較諸夏”的觀點[10]（P5），在中西文學參證的基礎上，闡明中國文學的具體特點。其后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等著作，都注重中西互通，以科學、系統的學術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開啟并建立了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郭紹虞把中國文學史的闡釋置于中西方文學批評思想的交流與對話之中。他1920年1月在《晨報副刊》上發表過《記錄杜威講演稿》，在1920年《小說月報》號外上發表過《俄國美論及其文藝》，對西方學術有所涉獵。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他在以西學為基礎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教課編撰的教材，由于陳中凡先生率先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課程并出版教材，所以郭紹虞說：“我只是一個跟隨者，照他走過的路追隨而已。”[17]（P405）在《我怎樣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中，郭紹虞曾經回顧說：“當時人的治學態度，大都受西學影響，懂得一些科學方法，能把舊學講得系統化，這對我治學就有很多幫助。”[17]（P435）可見陳中凡等人所借鑒的科學方法深刻地影響到了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寫作。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也借鑒了西方文學批評觀念和研究方法。書中強調“‘海通以還’，中西思想之互照，成為必然的結果”[16]（P300）。借鑒西方的科學方法研究學術，也是羅根澤當時明確的態度。羅根澤雖然外語水平不高，但并沒有影響他對西方文學觀念和歷史觀的重視和間接接受。由此可知，借鑒西方是當時的學術主流，在這種學術研究觀念的支配下，西方的文學批評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西方學術方法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影響也表現在用進化論的發展觀來考察中國的文學批評史。中國自古不乏文學批評思想，如周秦時代就有“孔子刪詩”的文學批評現象，劉勰《文心雕龍》、曹丕的《典論·論文》都具有鮮明的文學評論色彩，但是中國對批評理論歷來重視不夠。這些批評思想一直以來與文學理論和文學思想混雜，零星不成系統，自身的不獨立性影響了文學批評史的觀念。與此不同，西方的文學批評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開始，就有獨特的地位，具有一定的歷時性和系統性等特征。正是在西歐進化論和系統論的影響下，中國文學批評的先驅們對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展開反思。陳中凡受到了美國學者莫爾頓（R.G.Moulton）的《文學之近代研究》的影響，1922年發表了《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一文，這里的“演進”說乃是對進化論文學觀的發揮。這也影響到了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歷史意識。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強調了進化論的文學發展觀，顯然也是受到了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他在第一章中提出“這固然不同歐西的文學批評一樣，一時代有一時代所標榜的主義，而于各時代中似均可有明劃的區分；然亦不能謂中國文學批評全沒有其思想上的根據”[3]（P2）。郭紹虞由此提出中國的文學批評的三個發展階段。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在文學批評的發展上也作了獨到的闡釋。

在具體的批評方法應用方面，幾位先驅們在建構中國文學批評史時也表現出鮮明的西學影響。首先，英國學者森次巴力（Georg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1845-1933，又譯喬治·圣茨伯里）在《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中提出的批評方法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先驅們影響較大。陳中凡撰寫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就受到了森次巴力的影響，他在序言中將森次巴力的文學批評方法分為12種，提出：“歸納、推理、判斷三者，為一切批評之基礎；歷史的批評則又最適宜于研究。故本書于此編外，擬再用此四種方式，對于古今各派文藝，略事衡量。”[10]（P8）他本人并沒有讀過原著，而是轉引的，但并不影響他對西方學術方法的接受。這種批評方法影響了陳中凡對批評對象、批評材料的選擇，使得他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建立樹立了典范。羅根澤受森次巴力的啟發，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緒言中綜合了西方多種學說，把森次巴力《文學批評史》中的13種批評方法列入廣義的文學批評中，認為這13種批評方法是不夠的，“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14]（P4）。他認為中國的文學批評是廣義的文學批評，力圖從中建立起一個較為完整的中國文學批評體系。

四、日本學術對中國文學批評史創立的橋梁作用

中國現代學者借鑒西方學術方法進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編撰與研究，日本學術界作為橋梁是功不可沒的。在某種程度上說，日本在20世紀初是我們借鑒西方學術方法的楷模，先于我們作了種種的探索，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尤其是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界，他們的研究既借鑒了西方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史觀念，以及科學的研究方法，又重視繼承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其中的經驗是值得中國學者仿效學習的。中國國內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很多是通過日本學術界而間接地受到西方學術方法的影響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晚清社會積貧積弱、中國人備受歧視的社會背景下，日本學者古城貞吉、藤田豐八、鹽谷溫等人理性地認識到中國文學對日本的歷史影響和文化價值，認識到日本文化的根源是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是一脈相承的。他們懷抱著感恩和敬畏之心，對中國古代文學加以研究，提倡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多元汲取，以西方的科學方法和文學觀念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批評，并認為這也是間接了解日本文學及其發展的需要。他們借鑒西方學術方法，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現代研究方面，作出了種種的嘗試，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對中國現代學者的研究起到了先導作用。

從1894年到1895年，日本的漢文書院出版了一套《支那學》叢書，其中第四冊包括了佐藤寬的《詩學》和長尾楨太郎的《古今詩變》，從書名就可以看到它們受到了西學的影響。曾經游歷中國的古城貞吉1897年出版了《支那文學史》，不僅僅是現代意義上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而且是第一次使用西方的“文學”觀念闡釋中國古代文學史，雖然在文學史的具體研究中沒有得到徹底的貫徹，但是它對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影響是深遠的。鈴木虎雄1900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1916年在中國留學兩年，1929年赴歐洲各國考察半年。從1908年底開始，鈴木虎雄擔任京都帝國大學的助教授，該校率先把文學、哲學和史學分開，使得鈴木虎雄跳出傳統漢學的束縛，借鑒西方的文學觀念和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

日本現代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一方面學習了中國傳統的文學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運用了西方現代的文學研究方法。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后，許多學者在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觀念方面深受歐美學者的影響，用日語譯介了大批歐美的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著作。這使得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面貌煥然一新，引起了中國文學學者學習的興趣，直接、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懂日語的學者，也通過日本學者相關著作的中譯本影響了中國文學專業的教授等。

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對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建立起著重要的作用。幾位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和教學的先驅都受到他的啟發。中國的陳中凡、郭紹虞、方孝岳、羅根澤等早期文學批評史研究者在撰寫中國文學批評著作時，就參考了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其他還有青木正兒1927年出版的《支那文藝論藪》（弘文堂）、兒島獻吉的《支那文學考》和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等著作也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五、中國文學批評史以西釋中的經驗教訓

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建設作為早期知識分子努力適應世界文學思潮的一種嘗試，體現著多重的歷史價值，需要辯證地看待。從90多年前開始，前輩學者們借鑒西方學術方法，中西參證地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披荊斬棘，多方探索和嘗試，創立一個學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在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先驅們注重對西方文論的接受與運用，是重要的嘗試，不僅對中國傳統學術作出了必要的補充，也為構建新的文學批評史學科奠定了理論基礎，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也許在今天看來，這種做法已經很平常了，但是在當年，這是需要才情和膽識的。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建設過程中，對西方學術方法的借鑒，也需要注意方法。通常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是相適應的，西方學術方法是在西方學術土壤里成長起來的，是適應西方文學的研究對象和文學批評史研究對象的方法，早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者在借鑒它們的時候，一定會遇到不完全適應的情形。一方面，人類的文學現象有其共同的特點，西方的文學和文學批評史研究方法有其先進性的一面，這也有利于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現代化。另一方面，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很多內容與西方文學批評史又有著相當的差異性，而中國傳統的學術方法需要揚棄。對于中西“英雄所見略同”的問題，可以相互參證，而對于中西異質的觀點，對于中國古代的學者在文學創作和批評實踐中的獨到見解，我們不能隨意曲解，把它們簡單地比附到西方的某一個主義、某一個思想中去，而忽視中國古代直覺體驗的特點與西方認知邏輯下文學批評思想的差異性。

用西方文論的思想闡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資料，當然有個度的問題。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在借鑒西方學術觀念和學術方法以西釋中的過程中，難免會存在生搬硬套和削足適履的情形。羅根澤在《學藝史的敘解方法》中重視中國學術和學術史自身的獨特價值和意義，反對將中西思想“揉合”，以中國學術簡單“附會”西方學術,反對把西方學術當作“判官”，而把中國學說當作“囚犯”[18]（P44）。王瑤也曾經反對以西方理論體系肢解中國文學批評史，反對削足適履。他在《文體辨析與總集的成立》中指出，近代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者存在一個誤區，就是套用西洋文藝理論觀念分析中國文獻資料，當“找不出系統的理論和觀念來；于是就忽略了它在中國文論發展上的重要性,認為無關緊要地便一筆帶過了”[19]（P93）。

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先驅們很快就意識到生搬硬套的弊端，于是在后續的研究中加以糾正和調整。朱東潤在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初稿時，引用了英國文學批評家高斯（Edmund William Gosse，1849-1928，今譯埃德蒙·威廉·戈斯）在《英文百科全書》中“判定文學上或藝術上美的對象之性質及價值之藝術”的“文學批評”定義，提到了盛世保列（Georg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1845-1933，喬治·圣茨伯里）《文學批評史》中文學批評范圍和對象的觀點，這些在正式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里基本上刪除了，1937年的第三稿刪除了1933年的第二稿中多處引證的西方文學批評思想。《講義》在論述司馬遷時認為“《史記·屈原傳》論離騷，推賾索隱，無愧于后世印象派之論者”[20]（P60），他還引用英國學者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又名翟理斯）《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觀點闡述司空圖的詩論。這些中西比較的內容，在后來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里也刪除了，因為這些比附性的比較，難免會顯得蹩腳，有些生搬硬套的痕跡。但盡管如此，西方文學批評思想對他這本書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在比較中闡釋的方法存在于他的研究過程中。也有一些運用西方觀念評述的內容，是講義里沒有而寫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里的。例如在研究唐代詩論時,他以“為藝術而藝術”評價殷璠、高仲武和司空圖等人,而以“為人生而藝術”評價元結、白居易、元稹等人[12]（P100）。

在以西釋中的過程中，要先弄清楚西方文藝理論的確切含義，再與中國原有的理論、資料相比較，在中西參證中建構科學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傅庚生的《中國文學批評通論》，則以西方文學批評觀念觀照中國傳統的詩文評，力求使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思想具有現代性特質。他受美籍英國學者、美國衛斯理安大學修辭學和英國文學教授溫切斯特（Caleb Thomas Wincheste）《文學批評原理》中“文學四要素”（情感、想象、思想、形式）的影響，對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思想進行分解，誠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豐富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思想中，不是所有的內容都能被裝進“四要素”的框里的，因而必須避免削足適履的錯誤，絕不能以西方理論體系來肢解中國文學批評史。在這方面，郭紹虞在1980年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問題》中稱頌葉嘉瑩的《中國古典詩論集》“很能貫通中西文論之長，而自然融合”[21]（P539）。這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要借鑒和學習西方科學方法，使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得以建立，使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得以現代化，另一方面也要重視中國文學批評中與西方文學批評截然不同的思想，它們同樣有著自身的價值。中西文學批評史方法的參證比較，無疑會有利于推動中西文學批評史研究的發展。

那些不符合西方科學觀念的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和文學批評觀，依然有著自己的特征和獨特價值。由于中西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巨大差異，各自的利弊得失也是有著巨大差異的，西方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觀念只能作為參照，而不能簡單地把它們作為是非標準對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進行高下優劣的評判。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成果，是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和鑒賞實踐中概括和總結出來的，曾經指導過中國古代的文學創作和實踐，其中也包括一些中國古代學者的獨特概括和總結，包括中國文學自身獨特的現象。它們和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系統是相通的，也體現了中國語言的獨特性和中國社會背景的獨特性，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對西方學術方法的借鑒不能取代傳統有價值的學術方法。諸如對知人論世、通變觀、文體論、義法論等方法的運用，諸如對義理、考據和辭章的重視，諸如范疇系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聯等，都值得我們重視。因此，我們不能邯鄲學步，數典忘祖，學習了西方的一些方法，卻把中國傳統的優秀方法丟棄了。

總而言之，陳中凡、郭紹虞、羅根澤、方孝岳、朱東潤等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先驅們，在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下，在整理國故的時代潮流中，進入現代大學里擔任教職，開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們通過在歐美國家留學和閱讀歐美文學、文學批評史著作及其中譯本，或者以日本作為橋梁，間接接受西方學術方法的影響，借鑒西方的“文學”和“文學批評”觀念，進一步拓展了文學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他們在中西比較、互證的過程中，基于研究中國傳統文學發展的需要，運用系統化的科學方法和進化論等歷史意識，來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教材，初步建構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體系，創立了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為后世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其開創之功不可磨滅。他們在如何繼承中國傳統的學術方法和借鑒西方科學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可貴的探索，既有經驗，又有教訓，值得我們繼承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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