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人們耳熟能詳。它或被用來證明文學文本意指的不確定性和意蘊的豐富性，所以不同的人能讀出不同的意思，闡釋綿延不絕；或被用來印證讀者理解文本的差異性，因為受教育、環境、年齡、性別、閱歷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讀者們的閱讀能力、水平、趣味千差萬別，即使面對同一個文本，他們也會產生不同的理解。

個體不同帶來閱讀空間差異

如果僅從字面看，“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似乎暗示，一個讀者眼中，就只有一個哈姆雷特。然而，弗吉尼亞·伍爾夫在談到自己閱讀《哈姆雷特》的體會時曾說，她少年時就讀《哈姆雷特》，后來又多次閱讀，卻是常讀常新，人生的不同階段對這部經典的理解都有不同，心中的哈姆雷特形象也有變化。這樣，她的眼中就不止一個哈姆雷特了。那么，一個讀者眼中，到底有多少個哈姆雷特？

伍爾夫的閱讀體驗，絕不是孤例。關于閱讀，中國古人張潮曾有一個絕妙的比喻：“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因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張潮的話與伍爾夫的閱讀體驗相互印證，闡明了一個道理：人生閱歷的不同，會帶來不同的閱讀體驗，對文本形成不同的把握方式，產生不同的理解。有這樣閱讀體驗的人，絕不在少數。小時候我們看《西游記》，鐘情的只是孫悟空降妖伏魔的故事；長大后再讀，對唐僧的慈、八戒的憨、沙僧的直，以及師徒四人的情誼，就多了些體會。以后再讀，對天庭與西天、神仙與妖魔的關系又會有不同的體味。在自我的成長以及成長中的反復閱讀中，對孫悟空的形象以及一系列人物的形象，還有對小說內涵的理解，都在變化、豐富和深入。不止《西游記》，許多文學經典閱讀，都帶給我們這樣的體驗。看來，一個讀者眼中，真的不止一個哈姆雷特。

視野生長引發閱讀時間差異

如果說“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凸顯了讀者個體之間的差異性，是一種空間向度的閱讀差異的話，那么順著張潮的話，我們則發現了閱讀差異存在的另一向度——時間的或者說歷時的向度。歷時向度的閱讀差異為什么會存在？因為人的“理解視野”是生長的。“閱歷”其實構成了闡釋學所說的理解視野的“先在結構”，自我成長帶來閱歷的豐富，閱歷豐富使這個先在結構更加豐富或者發生變化，先在結構的豐富、變化最終使理解視野擴大、加深或者變化。這樣，即使閱讀同一文本，不同生長階段的理解視野也會形成不同的閱讀體驗，閱讀在歷時層面的差異性就出現了。一個讀者眼中之所以會有不止一個哈姆雷特，就是因為自身的理解視野的生長。而到底有多少個哈姆雷特，則要看他或她形成了多少個層面的理解視野，又讀了多少次劇作。

當然，這種閱讀差異產生的重要客觀條件是，文學文本本身意蘊豐富。張潮將讀書比作賞月，其實文學文本似月終究非月。月，因為是物質性存在，亙古如一，文學文本則是合法地標舉虛構性的符號結構體，它的意蘊往往非常豐富、復雜和不確定。所以，不同人生階段的賞月，是生長了的或者變化了的理解視野對“月”這一個本身不變的對象的把握。而讀書特別是文學閱讀，則是對前述的符號結構體的把握，或者說從這個符號結構體中再生產、再創造出意義。當然，因為是作者首先創造出熔鑄了自己意圖的這個符號結構體，所以它只能是在此基礎上的再創造。因此，讀書或者說文學閱讀，與其說是像賞月，不如說更像佛家所說的“因指見月”，文本如“指”，發揮了登岸之筏的引渡功能，承載讀者抵達如“月”的意義彼岸。而不管有多少次登岸，都必須乘坐此筏。因此，盡管我們承認閱讀體驗的差異性，重視讀者的主動性與創造性，但絕不否認這種差異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為文學文本的特殊結構這一客觀基礎所限定與制約著的。

當然，也存在意蘊單薄、貧乏的“文學”文本，如某些網絡小說。不得不承認，這樣的文本是很難產生差異化的閱讀理解的。但是，閱讀差異的歷時性會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那就是人們原來很喜歡這樣的小說，但是閱歷增長了，讀的“書”多了，再讀這樣的小說就會索然無味、頹然放棄，轉而渴望讀到新的、更好看的小說。古人說，“觀千劍而后識器”，就是這個道理。

真摯情感確保意義連續傳達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下的理論語境中，還存在著某些走得如此之遠以至于幾乎無視文學文本這一客觀基礎的閱讀與闡釋。張江曾經舉例說，同樣是閱讀《哈姆雷特》，有一位女性主義理論家肖瓦爾特，她看到的卻只有奧菲利亞，心心念念地只是“解放奧菲利亞，或者讓她成為悲劇的中心”（張江《強制闡釋論》）。這樣一來，一位讀者眼中，一個哈姆雷特也沒有了。

應該怎樣看待這樣的閱讀和闡釋呢？“強制闡釋”批判者認為，這樣的閱讀與闡釋理論先行，立場前置，罔顧原文，是一種“不道德的”闡釋。其實，如果這種闡釋只是普通讀者表達自己的一種見解，倒也不失為有趣的洞見。但問題在于，這是一位理論家的理論認識，并不會滿足于作為有趣的洞見而存在，而是要憑借自身的“科學性”（哪怕她或他是反科學主義的）去建構或爭奪話語權。強制闡釋之所以是強制闡釋，就在于它明明已經脫離了文學文本這一科學性的客觀基礎，卻非要說自己比別人更有道理，并要求他人接受。因此，它也的確難以洗刷“不道德的”嫌疑。

強制闡釋的問題還在于，它是以非文學閱讀的方式來處理文學文本的。在強制闡釋者心目中，文學文本已淪為“材料”，而不是帶給他們感悟的“作品”。對于材料的處理方式，當然是程序化的、步驟化的，文學文本被解剖開，并部分地被抽取出來，只是為了與論者早已存在的觀點相驗證。在這樣的閱讀過程中，我們只看到智力性的投入，而文學閱讀所要求的情感投入、對文本的細膩感受，統統都變得不必要了。以非文學閱讀的方式來處理文學文本的強制闡釋，是無意回答、也無法回答一些具體問題的。由此，我們可以將強制闡釋式的閱讀與常規的文學閱讀區分開來。強制闡釋或許有它的道理和存在的價值，但是這些道理和價值應該在文學閱讀之外。

回到文學閱讀，因為情感的真摯性，文學閱讀確保了從作者到讀者的意義傳達的連續性。如此，一個讀者眼中不管有多少個哈姆雷特，只要不變成李爾王或者其他，都是好事。

總之，從文學接受視角看，文本閱讀存在三種可能向度：一種是把文學作品當作非文學的“理論”或“文獻”，如此一來，一個讀者眼中，可能連一個哈姆雷特都沒有了；一種是把文學作品當作“超歷史”的文本，所有的閱讀都力求還原“真相”，于是，在一個讀者眼中，有且只有一個哈姆雷特；一種是把文學作品當作“召喚結構”，期待并允許讀者不斷去補充、擴展、引申，這樣，一個讀者眼中便有無數個哈姆雷特。看來，要弄清一個讀者眼中究竟有多少個哈姆雷特并非易事。不過，也恰是存在一個讀者眼中有多少個哈姆雷特這樣的追問，文學閱讀才顯得趣味盎然，文學經典才能夠潤物無聲。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