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琦君是當代臺灣散文家中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她的散文不僅涉及題材廣泛，而且融入了達觀開朗的人生態度，其中諸多寄托鄉愁的篇章，文筆舒放自然，典雅雋永。琦君故里甌海是道地的江南山水之城，文人輩出，在這里，詩人謝靈運曾泛舟塘河，登高眺海，留下“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的千年佳句；新文化運動前驅、弘一法師李叔同寫盡“一生三變，萬般從容”；散文大家朱自清為梅雨潭的“綠”深深折服；而作家琦君以故鄉為背景創作的《橘子紅了》，更成為海內外中華兒女寄托鄉愁的重要載體。

11月29日，臨近歲末之際，琦君故里迎來了第五屆“琦君散文獎”頒獎典禮。“琦君散文獎”由十月雜志社和甌海區人民政府共同設立，意在獎勵海內外公開出版的以書寫鄉情鄉愁、地方文化、生態自然為主題的散文和非虛構類書籍。前四屆獲獎者包括黃燈、張煒、鮑爾吉?原野、周曉楓、李修文、蘇滄桑、賈樟柯、沈蕓、半夏、彤子等。

在浙江溫州甌海區三溪中學琦君文學館，一個桂樹環抱的雅致院落中，作家李敬澤、祝勇、劉大先分別憑借《<黍離>——它的作者，這偉大的正典詩人》《故宮六百年》《故鄉即異邦》獲得第五屆琦君散文獎“作品獎”。已故作家胡冬林的《山林筆記》獲得第五屆琦君散文獎 “特別獎”。

李敬澤發表獲獎感言

祝勇領獎

劉大先發表獲獎感言

原初的經典具有深埋的根性，也存在巨大的闡釋空間

身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曾經給很多人頒過獎，然而在桂樹掩映的夜空下，在一個寄托著游子鄉愁的院落中接受一個文學獎項，對他來講還是非常特別的經驗。

組委會給予李敬澤的頒獎詞是：

他的目光里有世界和萬古，他的散文寫作一直在起源處辨認中華文明的內在根性與外在風度。這一次，他從文明史的角度重讀詩歌經典，以黍離講述“華夏自覺”的發端與存續。懷天下而憂接千古，用闡釋為世界再次安排秩序，現實與書寫、他者與本地構成隱秘的對照。這是中國人情感與精神方式的朝拜式回望，自毛詩而下這每個人皆身處其中的意義之河，李敬澤蹚出一條“信”的路徑，走在中華詩教與道統的前端，走過少年逞才與暮年變法，走過“人”與“仁”的無數分身，轉身辨認文明的先知。

刊發于2020年《十月》第3期的《<黍離>——它的作者，這偉大的正典詩人》創作緣起于李敬澤在疫情期間閱讀《詩經》中《黍離》的感受，短短數行詩句給予他無限想象和啟發，“即使今天距離詩歌剛剛誕生的年代已經過去幾千年，但實際上我們現在讀它還是能夠感覺到強大的生命力，它與后來的人以至于現在的人，仍然可以發生強烈的對話。”受到文學經典中根性的感召，李敬澤開始寫作這篇散文，一發而不可收，雖然“一開始并沒想寫那么多”，事實上卻“越寫越多”，最終寫成洋洋灑灑15000余字的長文，由此李敬澤意識到，“那些原初的經典確實是有巨大空間的，也是有根的。”

《故宮六百年》原載于《當代》2019年第6期，組委會給予祝勇的頒獎詞是：

無論是置于公眾的視野之外還是讀者的關注熱點，故宮所銘刻的六百年滄桑從未變成過眼云煙。本篇《故宮六百年》是祝勇解密故宮的集大成之作《故宮六百年》的開篇之作，它以作家的專注和和學者的廣博，娓娓道來，歷數故宮的前世今生，賦予了偉大的故宮在中華民族歷史中無可替代的文明和傳承。

祝勇認為，“故宮六百年”從來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六百年當中有無數人在這樣一個場域里經歷生生死死、悲歡喜樂，這里包含了很多人生活過的痕跡和情感，他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表示，“當回望六百年歲月，看到的不應僅僅是物質化的遺產，《故宮六百年》這個作品，是跟曾經在故宮生活過的人的一次對視。故宮作為一個在中華民族歷史中無可替代的文明載體，仍然蘊藏有待闡釋的空間。”

散文是最無邊界的書寫方式，而當下文章之道正面臨考驗

在李敬澤眼中，即使是在互聯網時代，特別是現在自媒體、融媒體極度發達的條件下，文字依然是、恐怕也將永遠是人們基本的書寫和交往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章之道可以說也是文化和文明之道。反之亦然，有文化和文明存在就會有文章，“假設我們現在問有朝一日還有沒有小說？這其實很難講，但是文章將是永遠存續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散文是最寬泛最活躍也最沒有邊界的書寫方式。”正因為無法確定散文確切的邊界，李敬澤認為我們時代的文章之道正受到極大考驗，“有時‘媒介即信息’表現得非常突出，互聯網的傳播方式勢必影響人們表達和閱讀的某些前提條件。文章不外乎敘事、說理、抒情功能，因此在這樣一個媒介即信息的時代，如何說理，如何抒情，如何敘事，都面臨著考驗。”

寫作時的李敬澤是安靜甚至寂寞的，在頒獎現場，他提到詩人謝靈運到瞿溪曾寫下“清霄揚浮煙，空林響法鼓”這樣的詩句，而他這次寫作經歷也如同詩句中所描寫的一樣，清寂安然，“沒有想過會有這么大的動靜和熱鬧”，他決心永遠做個學生，“永遠向著山月、樹木、溪水敞開，向著這個世界的復雜變化敞開，也向著無窮無盡的知識和思想敞開。”

散文的回溯：一切對過去事物的回想無不與當下息息相關

《故鄉即異邦》刊發于2020年《十月》第4期，組委會給予劉大先的頒獎詞是：

這是一首父與子、個體與故鄉、死亡與承續的抒情多重奏，也是一則時代大流動背景里的鄉土社會學觀察。每個亡靈都會經歷兩次安葬，一次以現實，一次以言語。大先以夢境打開封存的記憶，情感的暴風雨消聲為霧氣氤氳的低語，伴之以抽絲剝繭的理性分析。在故鄉陪伴父親度過最后時光的親情體驗，與地方道德生態、傳統禮儀細節、新農民的生活追求等觀察相牽連，于新與舊、我與他之間呈現千姿百態的鄉土形態。經由缺失與離別成為有故鄉的人，成為背負著鄉土幽靈的最后一代人，是這代書寫者的命定。

劉大先更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青年評論家，正如他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的，“自己并非一個專業作家，但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是有故鄉的人。”他感到，在這樣一個急劇變化的大時代當中，人們與故鄉的感情，那種內心充滿的難以割舍的情緒，跟琦君的散文有著深刻的一致性。劉大先此次的獲獎篇目《故鄉即異邦》正是一次對原鄉的回溯。——即便他早已敏銳地察覺到，幾十年間發生的變化使個體生命遭遇了強烈的沖擊，無論是對人本身還是對人之情感的認知，都已經完全與“鄉土中國”判然二分了，“現在我們處在一個流動性特別大的社會，我們的身體在流動，信息在流動，技術在流動，一切都在不停流動。這個過程當中，因為外部世界不斷的變化，個體很難形成對世界的穩固認知。當下，唯一能夠讓我們重溫穩固感的恐怕只有一個人的過去和來路”，盡管事實上人們不太可能返回原鄉，“原鄉”大多時候只存在于人們的記憶和想象當中，而對原鄉的書寫仍然是有其價值和意義的，在劉大先筆下，書寫“回不去的故鄉”是“對自己過往的理解和告別”。

除卻自己的獲獎作品《故鄉即異邦》是更為直接的對原鄉的回溯，由評論家視角審視此次獲獎篇目，劉大先認為，另兩位獲獎者祝勇和李敬澤的文章，分別從物質文化層面和精神文化層面溫情地記述和回溯了古典中國，而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對傳統再認知的過程，“一切關于過去事物的回想和書寫都是跟當下息息相關的，我們不可能書寫一個純然跟當下不發生關聯的過去。當我們回想過去，一定是某一事件、某一事物、某一文化在當下的心靈中激蕩出了它的回響。這種回溯指向一點，即傳統在當下意味著什么？可能意味著她仍然滋養著我們當下的生活，這個時候作家的發現和書寫也就應運而生了。”

好的散文是真誠的，蘊藏經由某個“縫隙”流瀉而出的情感

散文可能是與當下生活關系最為密切的文體，但人們對“什么樣的散文才算是好散文”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在劉大先看來，價值判斷，尤其是對文學做價值判斷充滿了主觀性，“我沒辦法說什么樣的是好的，什么樣的是壞的，因為散文文體對于每個人來講都是最日常的，語文課本上大部分篇目是散文，生活中我們讀的最多的是散文，寫的最多的也是散文，這些日常令這個文體看上去似乎特別容易上手，幾乎人人都寫過散文，但是要寫好散文，達到公認的好其實特別困難。正因為似乎人人可行，而對文學的判斷又是特別主觀化的，因此對什么樣的散文是好的很難獲得公眾一致的認知。但是新世紀以來，也涌現了很多名家，從劉亮程到李敬澤、周曉楓、李修文、李娟，他們各有特點，有的人才華橫溢，有的人有非常豐富的知識儲備，有的人則一片天然。”

“修辭利其誠”，劉大先認為，散文最寶貴的，也是它與虛構的小說或理論性強的論文不一樣的地方在于，散文“是真誠的，需要自己先投入感情，才可能激發其他人心目中的感情，散文是以情動情的。”劉大先坦言，他本人的審美趣味并不鐘情那些過分情感化的處理甚至泛濫的抒情，在試圖保持客觀、冷靜、中立的態度同時，他也注意到了散文“有節制”的情感流露，“我喜歡的是培根和蒙田式的隨筆，具有知性魅力的散文，盡管超然釋懷顯然是無法達到的境界。同時我想寫東西一定是動了感情的，無論何種情感都不可能打動所有人，但是一定會觸動某一部分人，這似乎可以認為是優秀散文的初步門檻，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冰冷的機器或者完全理性的個體，一定在某個時刻某種境地有情感流瀉出來，而散文的動人之處就在于這些情感的出口和縫隙之中。”（文/中國作家網記者 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