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顧隨手書

一

顧隨，字羨季，筆名苦水，別號駝庵，河北清河縣人。1897年生，四五歲時進入家塾，十歲進廣平府中學堂，1915年通過了北大國文系的入學考試。據葉嘉瑩說，校長閱卷發現他的中國文學水平卓異，建議他改學西洋文學。有人說是蔡元培，錯，因為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是在1917年初。不管怎么說吧，顧隨于是先到了北洋大學預科專攻英語，兩年后轉入北京大學英文系。1920年夏畢業，先是教中學，1926年起執教于平津許多高校，特別是在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都各執教了十年左右。1949年后，他分在天津師范學院任教，直至1960年去世。

四十年的教學生涯，弟子無數。周汝昌評價其師：“一位正直的詩人，而同時又是一位深邃的學者，一位極出色的大師級的哲人巨匠。”使勁兒踮腳戴帽，卻也是真心話。1947年初，葉嘉瑩在所撰的顧隨先生五十壽啟中，說：

先生存樹人之志，任秉木之勞。卅年講學，教布幽燕。眾口弦歌，風傳洙泗。極精微之義理，賅中外之文章。偶言禪偈，語妙通玄。時寫新詞，霞真散綺。

這一段話，把顧隨主要的成就都點到了：長于教學，精于文學和禪學，同時又是詩人（他曾與同學馮至約定，一個寫新詩，一個寫舊詩詞曲，各不相犯）。“極精微之義理，賅中外之文章”，概括得最好。“義理”與“文章”并舉，而不及于“考據”，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術風氣之變，首在“考據”，被認為是科學精神的體現，也成為胡適引領學術風氣的原因。而顧隨年資稍淺，所治又是舊傳統所謂“詞章之學”，“考據”非所究心，故不預“五四”以來的學術主流——他只在元雜劇方面做過一點輯佚校勘工作。說他“極精微之義理”，那也是詞章里所表現的“義理”。

“賅中外之文章”的“賅”，意思是兼括。顧隨所講的好像只是中國古典的詩詞文賦，但他出身北大英文系，西洋語言與文學的修養很好，英、法、俄等國的文學都熟悉。他經常在課堂上恰到好處地拈出英語的表述來畫龍點睛。正是因為兼通中外，就更能反思中國文章的好處，和別國文學不一樣的好處，同時也深知缺點之所在。所以，若論顧隨對中國文學與中國學術的獨特貢獻，首要的一點就是：他是處在中西文論傳統的中間，吸收了兩方面的優點，而成就了他援西入中、既精且博的詩學。

西方詩學重體系，重分析，如二十世紀的新批評學派，注重對文本條分縷析，一句詩能講上半天，有時就會惹人生厭，覺得真啰唆，真沒有必要。中國古典詩學呢，素重感悟與興發，歷代的詩話詞話多為印象式批評，點到即止。你會欣賞他們的要言不煩，但是只給論點，不予論證，你的悟性要是跟不上，簡直不知道說啥。總之，中國傳統詩學的好處是精辟，缺點在空疏；西方詩學則以分析見長，而有繁瑣之弊。這兩種闡釋模式，各自利病鮮明，合則雙美。

所以，自從二十世紀初中西詩學相遇之后，說詩者受西方沾溉甚深，而本身的傳統學養也非常深厚，遂融會貫通而成為一種極富活力的現代中國詩學。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者中間，朱光潛、梁宗岱等西化程度較高，廢名、俞平伯等傳統色彩較濃。顧隨是屬于后一系列的，他與廢名、俞平伯都出自周作人門下，但相比他倆，顧隨不那么突出個人趣味，更顯廣大周正，我認為成就最高。他對詩的闡釋，是西方分析思路加感悟興發的中國固有譚詩方式有機融合的典范。

二

顧隨當年的影響不大，因為著述偏少，最厚的論著如《東坡詞說》和《稼軒詞說》，加起來不到一百頁。《揣龠錄》長一點，也不到一百頁。他說過，受禪佛影響的中國古代詩人，王、孟、韋、柳，產量都很少，因為佛教是萬殊歸于一本，以一當十。不受佛教影響的詩人，比如李、杜、韓、歐、辛，產量大，而且開合變化。顧隨精通不立文字的禪宗，下筆自然矜持得很哪。

可他的言說是何等濃縮的精華！讀他的書，讓人想到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真是游刃有余，將復雜的解析工作做成一場表演式的手術。他講課，講詩詞，就像他說的，殺人要從咽喉處動刀。比如，他說南宋詞，一個字，“瘟”。他說《聊齋志異》，也是一個字，“貧”。一個字不夠，他就一句話。他說李太白“好像只要人一捧就好”，他說辛稼軒“叼住人生不放”，他說“韓（愈）之文就是氣沖而已，一杠子把人打死，使人心不服”，他說魯迅的白話文“收拾得頭緊腳緊，一筆一個花”。這些精悍無比的概括，深得禪宗話頭的真髓。

但顧隨不光有禪師智慧，而且有菩薩心腸。他做事細心，教學生耐得煩。他論詩衡文喜歡單刀直入，卻不是單憑直覺，而是經過了對無數文本的分析與歸納。你讀他的《稼軒詞說》和《東坡詞說》，就能領略到他那剝繭抽絲的本領。如《東坡詞說》講“時下凌霄百丈英”的一個“下”字如何好，就能講滿八百字。《稼軒詞說》講“誰似先生高舉，一行白鷺青天”，比老杜詩少用了一個“上”，真可謂“老婆心切”：

夫“一行白鷺”之用杜詩，其孰不知？但若以氣象論，那一首七言四句，排萬古而吞六合，須還他少陵老子始得。若說化板為活，者位山東老兵，雖不能謂為點鐵成金，要是胸具爐錘，當仁不讓。“一行白鷺青天”，刪去“上”字，莫道是削足適履好。著一“上”字，多少著跡吃力。今刪一“上”字，便覺萬里青天，有此一行白鷺，不拄，不抵牾，渾然而靈，寂然而動，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莫更尋行數墨，說他詞中上句“高舉”兩字，便替卻“上”字也。蓋辛詞中情致之高妙，無加于此詞者。

平常人哪里體會到這一步？昔日的詩話詞話，一般也不會給你這么鋪張奢侈的講解。所以，讀顧隨的書，看上去薄，讀起來厚，只能慢慢品嘗，如秦檜之所謂“作官如讀書，速則易終而少味”。慢慢讀來，也就發現，顧隨講詩說文，天花亂墜，好像照著文學史一路說下來，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但卻不是沒有系統，或者說，體系。這個體系，細無不舉，大無不包。從最早收集在《顧隨文集》的《駝庵詩話》中，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顯然是葉嘉瑩最初整理講課筆記時提煉出來的，有“總論之部”，有“分論之部”。“總論之部”講詩的成分有“覺”“情”“思”，講中國詩可以分“氣”“格”“韻”，講中國文字的風致表現為“錘煉”與“氤氳”，這些都是體系性的認知。研究者想重建顧隨詩學的整體框架，并不難。

他的詩學體系的核心，我認為，是文學即人學。如果強為之名，應該屬于表現主義吧。顧隨主張文學是人的生命的表現，他喜歡一切生活中的生動活潑的東西。在內容表現上，他注重“力”“氣”“神”；而在文字表現上，他講究“形”“音”“義”。這都是典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但也每每與西方文論不謀而合。

下面我舉一個綜合的例子。杜甫《夔州歌十首》其九云：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

干戈滿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涼。

顧隨在課上講，老杜這首詩有氣象，寫武侯的偉大，武侯祠的壯麗，都襯得住。接著，他先講此詩的平仄，不同凡響處是用了“三平落腳”：“參天長”“炎天涼”，平平平，落得穩，有磐石之安，泰山之重，聲音襯得住。然后，他從“音”說到“義”：

近代的所謂描寫，簡直是上賬式的，越寫越多，越抓不住其氣象。描寫應用經濟手段，在精不在多，須能以一二語抵人千百，只用“中有松柏參天長”七字，便寫出整個廟的莊嚴壯麗。“干戈滿地”客自愁，而于武侯祠堂，對參天松柏，立其下，客愁自破，用“破”字真好。

好詩是復雜的統一，矛盾的調和。如烹調五味一般，好是多方面的，說不完；若香止于香，咸止于咸，便不好。喝香油，嚼鹽粒，有什么意思？只是單獨的咸、酸，絕不好吃。“干戈滿地”“客愁”而曰“破”，“云日如火”“炎天”而曰“涼”，即是復雜的統一、矛盾的調和。

說到“好詩是復雜的統一、矛盾的調和”，與西方新批評提倡的“包容的詩”（poetry of inclusion）正相契合，新批評也強調詩應該容納和平衡許多對立的沖動，把不調和的品質與不相容的經驗綜合到一起，形成“張力”（tension）。老杜此詩便是有“張力”。近代上賬式的描寫，外國有左拉的自然主義，中國有巴金的社會小說，顧隨都大為不滿。他要的是手段的經濟，以一二抵千百，則又是中國傳統的遺貌取神的做法。以上算是形式主義批評，最后又轉入道德主義批評。顧隨說，人生在亂世，所遇是困苦艱難，所得是煩惱悲哀，有什么對付的辦法呢？——

一是消滅，二是脫離，三是忘記，四是擔荷。老杜此詩蓋四項都有，消滅、脫離、忘記，同時也擔荷了。如此了解，始能讀杜詩。

你看，從寫什么到怎么寫，從道德批評到形式分析，顧隨真是多管齊下，從極大到極細。杜詩最難講，而顧隨講杜詩講得最好。杜詩講好了，還有什么詩講不好呢？

……

（全文見《中華文學選刊》2020年9期，選自《十三行小字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