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不能缺少中國詩味，應該是每一個中國詩人必須具備的民族審美意識。

近一時期，詩壇有人大談詩的審美多元，詩的西化。新詩百年,詩體尚在探索，他們論證，新詩是從西方引進，因此新詩詩體的標準走向，應該是外國詩歌的“翻譯體”，他們也確實在亦步亦趨地實踐著他們心目中的翻譯體。翻譯體有直譯，有意譯，最大的弊端是晦澀難懂。由于譯者水平參差不齊，有的譯者欠缺詩歌涵養，沒有讀懂原詩,又如何能譯出詩的境界,即使高明的譯者能譯出原詩的內容，也未必能譯出原汁原味的詩味。因此，將“翻譯體”作為中國新詩終極追求的詩體，無非要中國詩寫成外國味道的外國詩,非但不宜，上世紀三十年代行不通，今天更行不通。

我國從“五四”開始引進外國詩歌,已經有一個世紀。當時引進西方詩歌創造中國白話體新詩的開創者、第一代新詩人,都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學者，他們譯介很多外國詩，卻沒有聽他們中有誰提出過中國新詩的方向是“翻譯體”。胡適主張“明白清楚”，提倡“我手寫我口”，無非是要讓大眾都能讀得懂的通俗白話口語入詩，如胡適最早寫的《兩只蝴蝶》是中國味。郭沫若學美國惠特曼,他的《女神》是中國味,冰心學印度泰戈爾,她的《繁星》《春水》是中國味,聞一多受英國唯美主義影響,他的《紅燭》《死水》依然是中國味。今天認定新詩方向為“翻譯體”的高見者，有幾個能與第一代詩人比學養?

我始終認為，詩是不太好翻譯的。即使中國的古詩今譯，也只能譯出個字面意思,幾乎沒有成功的。古體詩一旦翻譯成口語，內容了然了，詩味沒有了，詩意、語境、情味、韻致都沒有了。更不要說外國文字翻譯漢語詩了。譯者若強辯，我請他試著譯一譯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不必譯全詩，單譯詩題五個字，能不能將意境譯出來？詩歌是純語言藝術,漢語言是全世界最豐富最多義最變化無窮的,不僅有俗語方言,更有一語多義的諺語、歇后語、雙關語，外國文字絕難翻譯。

記得九十年代歐洲有一家樂團來北京演出，宣稱演唱中國古典詩詞,有李白、杜甫、王維、蘇軾的作品,盡管打著中文字幕,現場觀看的中國詩人、古詩詞研究專家們，始終沒有聽出演唱的是詩人的哪一首詩，查遍李白詩全集和全唐詩，也沒有查到是李白哪一首詩，因為一經翻譯，語言文字完全變了味。同樣道理，漢語也很難毫不變味地譯準外國詩歌。

百年白話體新詩，本該有更多讀者，恰恰相反，詩的西化，詩的語言變異，造成溝通障礙，影響順暢交流，好比與有語言障礙的啞巴或結巴交流一樣，中國人都越來越讀不懂中國詩了，無怪讀者紛紛遠離新詩。那些讀者讀不懂、作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翻譯體詩歌,竟有詩評家褒贊,“越是讀不懂的詩歌,思想才越深刻。”這真有點讓人墮入云里霧里，既然語言障礙讀不懂，又何能領悟到思想深刻?

詩的語言固然均是口語，但不等于所有口語均是詩，必須經過生活經歷、閱歷提煉而成的有意義的富有審美價值的口語，才可能組成詩的語言。然而現在網絡上出現的大量“詩歌”，大都是無病呻吟任意亂啐的口水，毫無詩意可言。詩的語言凝煉，形象，富有內涵，講求詩意、詩美、詩情、詩味、詩理、詩趣，包含時代的吶喊、人生的行吟、景色的贊美、情愛的傾心，通俗地說，就是語境詩境極具情與美動人心魄的語言，不乏中國味的詩性。

中國詩歌不能缺少中國詩味，應該是每一個中國詩人必須具備的民族審美意識。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質，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特色，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點，味皆各各不同。中國詩歌是中國味道，就如中國菜肴是中國味道。不同的是品菜肴靠的味覺，品詩則是憑詩美詩味對心靈共鳴的感覺。中國古詩詞從詩經到唐詩、宋詞、元曲,皆能品出中國味道。中國詩歌的味道絕對不同于外國詩歌。新詩雖只百年,新詩的中國味道則既要有當代生活底蘊、家國情懷,又要繼承文化傳統血脈。不管怎么寫,不管用什么形式，只要符合民族審美習慣、審美趣味、審美情思，都是中國味道。

從詩的翻譯體，我不由想到三十年代聞一多先生，為什么要一再提出新詩詩體格律。我妄自揣測，他提倡新詩格律的初衷，決不僅僅只是想解決融古納西的理論問題，當時追求西化的印象派、現代派的很多詩，如留學法國學雕塑的印象派代表李金發的詩，晦澀得大家都讀不懂，卻被當作新潮。我料想，聞一多是擔心中國白話詩將會被逐漸西化，喪失中國味。當然，新體白話詩的格律不是亦步亦趨繼承古體詩嚴格的平仄格律，他提倡文字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目的是強調新詩的中國化。當前有詩評家提出“翻譯詩”是新詩發展方向，也許正是當年聞一多先生所察覺，所憂慮的。

中國新詩要走向世界，絕不可少中國味。我不排斥外國詩，但必須有條件地吸收西方詩歌的精粹，在中華民族骨血情愫的中國傳統詩歌基礎上錦上添花，豐富中國詩歌的中國味，也很有必要。

須明確，化西，不是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