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作家安赫拉·普拉德利（Angela Pradelli）原本受邀參加2020年魯迅文學院國際寫作計劃，并擬3月24日到北京大學西葡語系進行交流，都在新冠疫情下推遲了。然而，對她2018年出版小說《世界的暴烈呼吸》的閱讀和討論并沒有中斷，甚至正相反，這個來勢洶洶的病毒似乎讓我們更多地注意“呼吸”的問題：不再是個人的、日常的、自然舒適的，而是社會的、可以“殺人于無形”的。

安赫拉·普拉德利

這部中譯八萬字的小說“嘗試以節制冷靜的筆觸抵達最深層的情感，用明白曉暢的語言深入反思‘遺忘’在建構集體記憶過程中所扮演的復雜角色”，獲得2019年“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中譯本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者主要從小主人公艾米莉亞的視角敘述——一個年僅6歲的小姑娘，如同所有這個年紀的女孩一樣，天真快樂、無憂無慮，生活在家人的愛與呵護中，唯一不同的是，她即使在自己的家里也必須時刻放低聲音，不能到屋外的花園玩，很少見到親愛的爸爸——艾米莉亞的父母埃內斯托和阿德里安娜是一對年輕的游擊隊員，在緊張的政治局勢下，埃內斯托不得不離開家躲避軍政府的追捕，阿德里安娜獨自帶著年幼的女兒租住在外，生活不得不處處小心、時時警惕。小小的艾米莉亞并不能理解這一切，但還是乖乖聽從母親保持著安靜。 

《世界的暴烈呼吸》

然而殘酷的命運終究還是造訪了這個不幸的小家庭，一天半夜，軍人闖進家中，帶走了阿德里安娜，將小小的艾米莉亞留在滿屋狼藉之中。隨后，艾米莉亞也被帶走，在未成年人法院法官桑茲的授意下送往孤兒院。孤兒院的采買員阿莉西亞敏銳地察覺到新來的女孩背景資料可疑，對她百般關懷、甚至提出要收養這個可憐的小姑娘；然而她的愿望落了空，艾米莉亞迅速被一對夫婦領養走，阿莉西亞也因為引起了“上頭”的懷疑而失去了工作。

領養艾米莉亞的西倫特夫婦過著優渥太平的生活，與桑茲法官等人有著親密的聯系；他們給艾米莉亞取了個新名字“弗洛倫西亞”，并盡一切所能強迫她忘卻過去的生活、成為他們所喜愛的“乖女兒”。最初，艾米莉亞無法認同新的身份，自我介紹時說不出名字、讓老師同學都失去了耐心，不記得生日和年紀的感覺也十分難受，但隨著時間流逝、養父母的關愛和信息屏蔽，她開始被動地作為“弗洛倫西亞”生活下去，與6歲前的記憶漸行漸遠。

與此同時，艾米莉亞的祖母麗娜在得知兒子兒媳失蹤后就開始了漫長的尋找。她在兩位同樣失去了兒孫的祖母吉卡和艾爾米尼亞的陪伴下，沿著小艾米莉亞的足跡一路追查；過程中她不斷受挫，好心的阿莉西亞為她提供了消息，但來自法官桑茲、西倫特夫婦以及社會其他各方的阻力卻在堅決地阻礙著這位心碎的老人見到牽掛多年的孫女。最終，麗娜在完成她的愿望前就與世長辭；但與此同時，20歲的艾米莉亞在被噩夢糾纏多年后，終于主動邁出了追尋過去的腳步，一點點找回了蒙塵十數年的記憶。

在這個故事中，讀者知道真相卻無能為力，只能通過這個6歲小姑娘純真懵懂的眼睛，相伴行走在這條迷霧籠罩的旅途。作者似乎有意通過這種朦朧在讀者和她紀錄片般的敘事之間拉開距離，以便更肅穆地凝望和更清晰地反思。我們只是無言的看客，追隨作者冷靜的敘述，隔著歲月長長的回廊觀望別人沉默的劇場。在這場“游覽”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持續的正面沖突，也沒有遇見對歷史事件的直接描述，視線被禁錮在一個無知無助的弱小個體里，無法參與憤怒和抗爭，只能共同承受最真實的身不由己。在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詭秘局促的社會氛圍里，在風平浪靜的安樂表象之下，我們與她一道模糊而切實地感受著這片死寂的海域、感受著海面下一刻也不曾停息的騷動。

死海

小說中，故事的背景里有一種壓倒一切的聲音。經濟部長告訴民眾，軍隊出動是為了戰勝國家的危機，他們“希望社會各個領域都有公正”；將艾米莉亞秘密送入孤兒院、阻礙她與祖母相見、又一手促成她被領養的法官桑茲大談自己“有保護這些孩子的義務”；電視臺的記者義正辭嚴地表示被綁架的孩子在收養家庭中“都有著光明的未來”……這些冠冕堂皇的聲音將一切不和諧的“雜音”鎮壓在絕對的威權下、掩蓋在“穩定”和“發展”的正義口號中，它們統治著整個社會，使它看起來仍然安定、融洽、有序，如同無風時靜止的海面。

使這海面安于凝滯的還有另外一群人。收養了艾米莉亞的西倫特夫婦盡管與受迫害者同處平民階層，卻站在了這些受害者的對立面——他們是政府暴行堅定不移的支持者。他們對被捕的反抗者及其親屬嗤之以鼻，將他們稱為“恐怖分子、殺人犯和暴亂分子”，竭盡所能與他們劃清界限、避而遠之。穩定的工作、優越的經濟水平、極度保守的政治觀點和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使這對夫婦在人人自危的社會環境中依然能過著悠然愜意的生活。相比于這些處在社會中上層的既得利益者，作者普拉德利在郵件里告訴我們，社會中下層的平民中也同樣有人支持軍政府的殘暴行動——包括對左翼分子的大規模逮捕和對兒童的綁架。“他們的態度令人難以置信”，她這樣評價道。

這些人受到軍政府的庇護、享受相熟的官員提供的便利，也自然而然充當著政治家們的唇舌耳目，與其同聲譴責著反抗的“暴行”、宣揚著“大局”和“穩定”，為他們監視和舉報身邊的“可疑分子”、阻礙著失蹤者親屬的申訴和找尋；又或者，他們什么也沒有做，只不過是在一方占據絕對優勢的沖突中保持冷眼和沉默，逃避著還未降臨到自己身上的厄運，對不幸者關上可以求助的最后一扇門。所有這些人共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以軍政府的強力為依托，使整個國家沉入心照不宣的緘默，將一切微弱的呼喊和正在發生的恐怖淹沒在滯重沉凝的海面之下。

波瀾

然而，海面下還有一股不甘被壓抑的力量在持續涌動，偶爾得以在死水般的海域攪動起微小的波瀾；它被極力壓制，但始終躁動不安，要抓住一切可能打破這片死寂。這些在國家恐怖主義的重壓下奮起反抗的游擊隊員，軍政府口中的“恐怖分子”，絕不屈服的理想主義者，是人民內部最頑強的聲音，是回蕩在死寂中的吶喊。

艾米莉亞的父母就是他們中的成員，也代表了其中不同的兩類。父親埃內斯托是一名飽含熱情、無所畏懼的戰士，他堅持留在危機重重的祖國，為之戰斗到最后一刻；“祖國或是死亡”，他說。而阿德里安娜則有著更多的顧慮，作為一名母親，兒女的安危無可爭議地成為了她最大的關切。也因此，她猶豫、不舍，并在最后一刻決定逃開危局、帶女兒和腹中的孩子同麗娜奶奶遠走他鄉——然而為時已晚，就在她終于做出這個艱難決定的當夜，搜查埃內斯托的軍官闖入了她們小小的避難所，將阿德里安娜從她最放不下的小女兒身邊永遠地擄走了。

“他們不配為人父母”，統治者們充滿鄙夷地評論著。“為家還是為國”的矛盾命題似乎是個永遠逃不脫的心靈拷問，不斷折磨著古往今來仁人志士的意志與精神。如果說無畏的信念是他們堅不可摧的鎧甲，那這些柔軟和溫情卻似乎在這些冷酷的敵人面前成為了他們致命的弱點。

然而這些人性中的愛與善也有著自己特有的不容忽視的力量，它們在海底深處引起了無數細小的回響——一些沉寂著的、本不曾參與抗爭的力量也悄然匯入了涌動的熱流。

暗涌

受到最直接牽連的，是受害者的親人。故事的背景中那個徘徊在廣場上、失去家人的“瘋女人”大概會在每一位讀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像個幽靈在雨中獨自游蕩、尋找，在一片寂靜中大聲叫喊，呼喚著再也回不來的親人，也讓每一顆死氣沉沉的心臟為之戰栗。同樣進行著“無望的尋找”的，還有那些牽掛著孫兒的祖父祖母們。麗娜、吉卡、艾爾米尼亞三位老婦人彼此攙扶、相互打氣，就結成了最堅定可靠的聯盟；她們屢屢碰壁，又屢屢繼續嘗試，直到死亡把其中一位帶走，剩下的二人又毫不遲疑地背負起過世戰友的心愿繼續向前。

“左翼分子”堂貝多的房子被軍隊炸毀后，他的園丁不顧西倫特的勸阻獨自為“一個好人”的不公遭遇大聲悲嘆；酒保“啞巴”不動聲色地掩護在酒吧里接頭的游擊隊員，也默許站立一天的廣場祖母們多占一把椅子緩解靜脈曲張；學校校長為維護被捕的老師而失去了工作；孤兒院除了采買員阿莉西亞為失蹤者的孩子爭取真相、權利和更好的待遇，院長費爾米娜也在保守的聽命中默默守護著孩子和職員。他們的這些行為或是出于與抗爭者相似的正義感與勇氣，或只是出于同情、感動和憐憫，也許并不如沖鋒在前的游擊隊員們那樣英勇無畏，但反對暴政、向往正義、熱愛自由的種子醞釀著生機和變革。

正是從所有這些人中間，誕生了兩個堅定反抗的公益組織，“五月廣場母親”（Madres de Plaza de Mayo）和“五月廣場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主要由失去孩子的婦女構成，但成員中也有許多自愿參與進來的志愿者。這些組織走上街頭，舉著反抗的標語和受害者的照片抗議獨裁軍政府的暴行，要求公開被隱瞞的真相；她們也投身于尋找失蹤者的行動中，為如麗娜一樣的受害者家屬找到孫輩被“收養”的下落。“母親”和“祖母”們拒絕原諒、拒絕忘卻，拒絕“讓過去的傷口愈合”；她們帶著蒙受苦難的人民的憤怒和對真相與正義的渴求，沖破沉寂的海面，掀起狂風巨浪要洗刷掉所有虛假和隱瞞、喚醒人們沉睡已久的真實記憶。

記憶，正是貫穿《世界的暴烈呼吸》全文的一條重要線索，它是作者想要交給我們的一把鑰匙，用來對抗時間的行進、對抗冷漠和遺忘。在小說中，普拉德利為我們清晰地展示了在小主人公艾米莉亞的身上，記憶如何在歲月的消磨和刻意的隱瞞中模糊、丟失，又如何被重新找回、點亮，迸發出新的力量。

時至今日，“五月廣場祖母”已經為130多人找回了真正的身份，而它的成員們仍舊在四處奔走、期望能為更多骯臟戰爭中年幼的受害者找回丟失的記憶。“記憶不會固化，也不會停滯。記憶流動，尋找，帶來，帶去。記憶是一種孜孜不倦的建設，永不停息”，普拉德利這樣告訴我們。

出于這樣的共識，2006年3月24日，“骯臟戰爭”（1976-1983年間阿根廷軍政府使9千到3萬人失蹤）發動三十周年之際，持續17年的“原諒法案”被廢除，調查獨裁時期軍政府暴行的人權法庭重新開啟，這個國家終于將自己經年腐壞的舊傷口揭開、血淋淋地暴露在陽光下等待愈合。

不止阿根廷。2016年，奧巴馬對古巴的訪問令世人矚目，其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舉動卻被許多人忽略了：他參觀了受難者紀念公園，公開表示將解密阿根廷軍事獨裁時期“骯臟戰爭”系列檔案，盡全力公布附加文件。他是第一位正式承認本國秘密參與這些暴行的美國總統，而基辛格一直否認檔案中顯示的曾對阿根廷軍政府外交官說“我們想讓你們成功”。2016年，人權組織成員在紀念阿根廷1976年政變現場懸吊的“頭巾”

2016年，人權組織成員在紀念阿根廷1976年政變現場懸吊的“頭巾”

不僅僅是阿根廷需要“真相與正義紀念日”（Día de la Memoria por la Verdad y la Justicia）。人類存續，歷史不死，若不思考純粹的自由，是真正有組織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