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田編《龍榆生師友書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內收有一通周作人手札，信中向龍榆生討教道：“日前王古魯君來談，宋人詞話《拗相公》中引‘周公恐懼流言日’一絕句，問為誰作，手頭只有一部《唐人千首絕句》，遍查不得，直覺此詩似是宋人口吻，卻亦無從證明，不知兄記得其撰人名氏否，乞便中示及為幸。”提到的那篇“宋人詞話《拗相公》”，收錄在《京本通俗小說》卷十四，又見于馮夢龍所編《警世通言》第四卷，而改題為“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小說甫一開始，“未入正文，且說唐詩四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接著總結該篇主旨，“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在不厭其煩地仔細疏釋詩中所用周公、王莽的相關典故后，小說又進而強調，“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為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為小人”，隨后才進入主題，講述“拗相公”王安石的故事。王古魯早年只身遠赴東瀛，探訪過大批珍稀小說資料，其后又整理校注過馮夢龍所編《全像古今小說》（商務印書館，1947年），如今想要深入查考小說中的這個細節，自屬其治學范圍內的本分。看來周作人對這首詩的出處也很好奇，可惜經過一番認真翻檢，依然未能探得其淵源所自。

周作人致龍榆生手札（張瑞田編《龍榆生師友書札》）

《京本通俗小說》卷十四《拗相公》

這通手札最后僅署“十二月廿八日”，沒有具體的撰寫年份，所以編者只將其與另外幾通信札歸并在一起，含糊其辭地說“約寫于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其實在這封信的開頭，周作人還提到，“弟仍在譯悲劇，其第五種已在作注，大概下月可以完耳，當再著手其六也”，已經提供了準確系年的重要線索。自1950年開始，周作人就致力于翻譯古希臘作家歐里庇得斯的劇作，據其日記所載，排列在第五種的是《伊翁》，始于1952年11月10日，至12月18日譯畢正文，兩天后又開始添加譯注，直至次年2月8日告竣（參見止庵主編、周作人譯《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跋》，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3年）。稍事排比先后時間，不難推斷這封寫給龍榆生的書信應撰于1952年12月28日。可供參證的還有張壽平輯釋的《近代詞人手札墨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其中收有周作人在1952年10月26日致龍榆生的另一封書札（原札亦僅署月日而未及年份，但信中提到龍氏長子廈材剛從清華大學畢業即赴玉門礦務局工作，故可推定撰年），內稱“譯稿大小五部，悉已由人民文學社收購。如此不但將來有出版之望，且亦足見以前工作在政府看來亦是有價值的，總算不為白費，私心竊以為喜也”，所云“譯稿大小五部”應即指他正在譯注的那五部歐里庇得斯劇作。這前后兩札甚至連所使用的“如面談”箋紙都完全一樣，來自其門下弟子俞平伯的饋贈。周作人在《題古槐書屋制箋》（收入《書房一角》卷四《看書馀記》，新民印書館，1944年）中曾略有撮述：“昨晚平伯枉顧，以古槐書屋制箋一匣見贈，凡四種，題字曰‘何時一樽酒’‘拜而送之’‘企予望之’‘如面談’，皆曲園先生自筆書畫，木刻原版，今用奏本紙新印，精雅可喜。”還提到：“此箋四十枚，隨便用卻亦大是可惜，當珍藏之。”由此不僅可以判定上述兩札應寫于前后緊鄰的同一時段，更可見周作人在致信時的鄭重其事。

張瑞田編《龍榆生師友書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

大致了解到周作人這封來信的相關情況，就可以據此推求《龍榆生師友書札》中所收張元濟一封信函的相關背景和具體撰年。張氏在該信中說：“‘周公恐懼’云云，系白香山《放言五首》之一首，凡八句，但‘流言日’作‘流言后’，或印本不同耳。”尋繹其內容，毫無疑問與周作人提出的問題遙相呼應。《書札》編者稱此信“寫于1948年左右”，顯然一時疏忽，未能留意到與周氏書札間的密切關聯。恐怕還應該重新考慮編年，排定在1953年似更為確切。張氏此札落款署“一月四日”，距離周氏那封“十二月廿八日”的手札相去不過一周時間。想來龍榆生在接獲周作人的來信后，倉促之間也無法解決疑難，便立即又轉向張元濟尋求幫助。

張元濟致龍榆生手札（張瑞田編《龍榆生師友書札》）

依照張元濟所述，小說中的那首開場詩原來并非絕句，而是截取自白居易七律組詩《放言五首》中的一篇。此前周作人在唐人絕句中勉力搜尋，從一開始就被小說家言導入歧途，結果自然是徒勞無獲的。張元濟早年主持影印的《四部叢刊初編》中有日本元和年間那波道圓翻刻的《白氏文集》，收錄此詩時作“周公恐懼流言后”。他大概就是根據此本，特意提醒龍榆生，在白氏別集中“‘流言日’作‘流言后’”，與《拗相公》所節錄的文字略有出入。不過他出言還是非常審慎，認為這興許是因為版本不同而造成的歧異。今檢明萬歷年間馬元調刻《白氏長慶集》、清康熙年間汪立名刻《白香山詩集》等，此處均作“流言日”，確實又和小說節引的內容保持一致。這雖是無關宏旨的細枝末節，倒也足以反映張氏待人處事的謹嚴不茍。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將小說所截取的片段與白居易詩集相較，其實還存在好幾處異文，如“下士”原作“未篡”，“假使”原作“向使”，“有誰知”原作“復誰知”等等，張元濟卻并未逐一述及。推想起來，很可能是龍榆生在致函請益時，只轉述了周作人在信中摘錄的那一句，他才會集中針對該句作此回覆。倘若這一猜測不致大謬的話，則更能彰顯張元濟的博聞強識。

將這些書札中的只鱗片爪拼接起來，就呈現出一番孜孜不倦、輾轉求教的過程，而王古魯、周作人和龍榆生為什么會對這首詩的來歷如此感興趣，也讓人覺得略有些不同尋常。盡管還缺乏直接的證據以資參酌，但如果結合他們先前的特殊經歷，個中原委倒也殊堪玩味。簡而言之，這三位在抗戰期間都曾經有過一段出任偽職的不光彩經歷，周、龍兩人更是因此在抗戰結束后不久就以漢奸的罪名受審入獄。其間也許不無苦衷或別有隱情，然而在五十年代初期各種政治運動方興未艾之際，他們背負著如此嚴重的歷史問題，勢必為此惴惴難安，甚至不免驚恐失措。

以龍榆生為例，他自1951年起在上海博物館任職，負責管理圖書資料（想必正是這個緣故，周作人才會想到向他求助），就被要求提供各類自述材料，坦白交代過往歷史。在數年后撰寫的《干部自傳》（轉引自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卷五“一九五一年[辛卯]”條，學林出版社，2001年）中，他對此只有極其簡略的回顧：“一九五一年四月，參加‘鎮壓反革命運動’，接著又是‘三反’學習，搞了半年之久。這一段相當長的時期，我因不了解政策，發生了錯覺，有些神經失常。直到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反’結束后，我才完全解除了精神上的苦痛，恢復了工作。”語氣盡管非常克制平靜，可字里行間仍能看出心有余悸。而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楊寬在《歷史激流：楊寬自傳》（大塊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中，則有更為翔實細致的敘述可以比勘對照。他提到“三反”運動初起時，自己就受到華東文化部所派專門小組的專門審查，“發動館員進行內查和外調兩個月，沒有查出任何疑問，沒有對我‘面對面’的審問，只是進行了稱為‘背靠背’的審查”；緊隨其后，“大學里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行政機關開展‘忠誠老實’運動，性質是差不多的，都要求交代一生的歷史，包括所有政治活動以及與黨派的關系，要在小組會上或大會上檢討批判自己一生的行為和思想，還要相互提意見并檢舉揭發批判。最后要每個人根據一定的要求，寫成一篇詳盡的自傳，經過小組討論和通過，才能定稿上交，包括出身、個人成分、工作經歷、政治歷史問題、社會關系和海外關系等等”（見該書第七章《惡浪淘天》），足見當時政治氛圍的緊張嚴酷。龍榆生自陳在此期間一度精神失常，確實事出有因，并未夸大其詞。

《龍榆生師友書札》中還有一封葉恭綽在1953年12月5日的來信，提到“楊君乃一學者，且專事研究，行政業務，別有所司，不知毀譽系何所指耳”，這位“楊君”當是指楊寬無疑。想來龍榆生曾在去信中談及他所遭遇的種種毀謗構陷，葉恭綽才會就此深表疑惑并大發感慨。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組織、沒有絲毫政治歷史問題的楊寬，在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中尚且危機四伏而自身難保，在他眼中“原是詞曲專家，因當過汪精衛政權下的中央大學文學院長，被降級調派到博物館中管理圖書資料”（《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七章）的龍榆生，在當時所遭到的強烈沖擊以及隨之承受的巨大壓力更是不言而喻。周作人在那通手札最后還頗為關切地提到，北京入冬后早晨的平均氣溫均在零下七八度，“未審滬上何如。館中防寒設備想必完具，于尊體當尚相宜，尚祈注意攝衛是要”。言者未必無心，聽者更是有意。就在這一年歲末，龍榆生提筆填了一首《臨江仙·寒流初退晨起口占》（收入《忍寒詩詞歌詞集》下編《葵傾室吟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整體格調當然是積極昂揚的，但也夾雜著“叢集愆尤如可贖，忍令錯過今生”這樣的詞句，隱隱透露出幾分憂懼惶恐。

如此心神不定、忐忑難安的情緒，在周作人身上也時有表現。他在1951年6月應開明書店之邀，“動手譯希羅多德的《史記》”，未料半年后出版社便單方面撕毀合約，“開明通知因為改變營業方針，將專門出青年用書，所以希羅多德的翻譯用不著了，計譯至第二卷九十八節遂中止了”（《知堂回想錄》一八六《我的工作三》，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0年）。為了謀取稻粱以解燃眉之急，自1952年2月起，他在翻譯歐里庇得斯悲劇的間隙，又在唐大郎主編的《亦報》上連載《吶喊衍義》，使用的雖然是筆名，可一個月后即被告知停止刊登。好不容易熬到“三反”運動過去，得以重新開始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書稿，可在他自己看來，這份工作“可以說是光榮，但也是一種慚愧，覺得自己實在是‘沒有鳥類的鄉村里的蝙蝠’”（《知堂回想錄》一八七《我的工作四》），在慶幸感激之馀也不無失落悵惘的意味。

至于王古魯，自1952年9月高校院系調整后，便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日常表現極其低調，前后數年都沒有任何論著發表，可謂波瀾不驚。不過在1954年11月他曾致信中華書局（收入苗懷明整理《王古魯小說戲曲論集》，中華書局，2013年），反復追問其譯著《中國近世戲曲史》在重印時的確切印數，還嚴厲指責出版社再三減少印數，“使我經濟上預算脫窘，發生青黃不接恐慌”，不難窺見他當時生活的困頓局促和內心的煩悶焦躁。

倘若能夠設身處地，其實也不難揣測到，《拗相公》里那首開場詩所說的“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必定在無意間深深觸動到王古魯、周作人和龍榆生敏感而脆弱的神經，并極有可能心有戚戚而顧影自憐，以致產生了追根溯源的念頭，盡管在旁人看來這難免有些比擬不倫。經過一番接力傳遞，最終雖然查考到詩句的出處，令他們深感共鳴的好奇心得到了些許滿足，卻終究無法藉此排遣深埋心底的抑郁苦悶，更無力改變此后竭力改過自新卻又動輒得咎的悲慘命運。

為了積極響應“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沉寂多年的王古魯從1956年起連續整理編注了《明代徽調戲曲散出輯佚》（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初刻拍案驚奇》（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二刻拍案驚奇》（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熊龍峰四種小說》（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舊譯青木正兒所著《中國近世戲曲史》也得以修訂增補并一再重印（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6年；作家出版社，1958年）。然而在1958年9月，他卻突然服用安眠藥自殺身亡，據推測與其在批判“厚古薄今”“拔白旗，插紅旗”等運動中，被指責為“資產階級繁瑣考證”的代表不無關系（參見陳曉維《古典小說專家王古魯之死》，載2019年6月10日《上海書評》）。

龍榆生自1956年起轉至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任教，先后編選校訂了《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又有刪訂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樵歌》（文學古籍刊行社，1958年），又編撰了《詞曲概論》《詞學十講》《唐宋詞定格》等授課講義（1978年以后陸續整理出版）。他在1966年10月接受甲狀腺瘤手術，術后恢復情況良好，可就在出院前一天卻被告知家中書稿、文物等均已被查抄充公。他在當天日記中寫下了支離破碎的這幾句：“妻來告：一日夜書物掃數歸公。大是好事……”（轉引自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卷五“一九六六年[丙午]”條）兩周后便因為肺炎并發心肌梗塞而猝然辭世。

晚年再三慨嘆“壽則多辱”的周作人依然筆耕不輟，除了完成諸如《日本狂言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俄羅斯民間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1958年）等大量日文、英文、古希臘文譯著外，另撰有《魯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還整理舊稿編為《過去的工作》（新地出版社，1959年）《知堂乙酉文編》（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61年），并應曹聚仁之約開始撰寫《知堂回想錄》。至1966年席卷全國的政治運動再次掀起，年過八旬的他也在劫難逃，不得不停止手頭所有工作，遂在日記中寫道：“此一個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實甚，日唯憂貧心勞，無一刻舒暢，可謂畢生最苦之境矣。”（轉引自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1966年7月31日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標點略有改動）此后則屢屢遭到抄家批斗甚至毒打幽禁，他數次懇求恩準，希望盡快了結此生而未得許可，只能默默隱忍茍活。次年5月終于在被囚禁的小屋中倒斃，身旁并無一人。

因為都曾經有過一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經歷，使得同病相憐的王古魯、周作人和龍榆生相繼對一首穿插在話本小說中聊作正文引子，且對原作多有刪改的詩產生了探究的興趣。在獲悉查考結果后，他們有過怎樣的感悟或遐想？有沒有進一步交流溝通？彼此間是否還存在異同？可惜這一切都已無從覆按追尋了。不過有一點倒是不妨大膽假設而無需小心求證，直至臨終前的那一刻，“一生真偽有誰知”的焦慮和期待，恐怕都長久縈繞在他們內心深處而無法驅散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