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英國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本有牢靠的職業和地位、美滿的家庭，但卻迷戀上繪畫，像“被魔鬼附了體”，突然棄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繪畫的理想。沒有人能夠理解他，他在異國不僅肉體受著貧窮和饑餓煎熬，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經過一番離奇的遭遇后，他最后離開文明世界，遠遁到與世隔絕的塔希提島上。

威廉·薩默賽特·毛姆筆下的《月亮與六便士》是在國內傳播最為廣泛的外國文學作品之一。“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的評論曾經一度廣為流傳。1919年4月，《月亮和六便士》在英國首次出版，當時遭到媒體與讀者的冷落，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推出新版本后，首印五千本旋即售罄，到年底竟然賣掉將近十萬冊。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身為小說家的毛姆開始進入文學界的視野。

《月亮與六便士》的寫作中，為人稱道的一點是毛姆爐火純青的敘事技巧，使得閱讀過程行云流水、毫無阻礙。在翻譯家李繼宏看來，無論是普通的讀者還是專業的學者，往往會因為這種高度易讀性而錯誤地將這部堪稱現實主義典范的作品等同于平庸的通俗小說。

11月21日，譯者李繼宏來到上海書城，與現場觀眾分享了他重譯《月亮與六便士》的感受。

李繼宏

披著“通俗小說”外衣的優秀現實主義作品

李繼宏介紹，從表面上看，《月亮和六便士》講述的是一個離經叛道的故事。故事主角查爾斯·斯特里克蘭的原型是生極落魄、死備哀榮的后印象派畫家保羅·高更。盡管兩者存在太多的差異，但相同的地方也很多：兩人都曾在交易所賣過股票，都是人到中年方始立志獻身藝術，都曾在潦倒不堪之際接受朋友的扶持、爾后竟和對方的妻子暗通款曲，也都曾遠赴浩瀚大洋之中的塔希提并在該島了卻余生。

高更跌宕起伏的生平成為素材，經過毛姆的藝術加工，成為斯特里克蘭扣人心弦的故事，而且高更種種舉動，在斯特里克蘭身上統統得到合理的解釋：一切全是因為不受羈絆的藝術創作沖動和沉悶乏味的布爾喬亞生活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有句《圣經》上的話來到我嘴邊，但我沒有說出來，因為我知道神職人員認為俗人侵犯他們的領地是有點褻瀆上帝的。我的叔叔亨利做過二十七年惠特斯特布爾的教區牧師，要是遇到這種情況，他往往會說，魔鬼總是隨心所欲地引用經文。他記得從前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只上等的牡蠣。”

李繼宏印象深刻的，是毛姆高明的寫作技巧。例如在《月亮與六便士》的結尾中，毛姆的筆觸顯得十分突兀，一度讓這個結尾成為許多讀者猜測的未解之謎：亨利叔叔這個人物在前文只出現過一次，這兩句話和上文也貌似沒有任何關聯。當他首次翻讀這部小說，一口氣看到最后這些文字時，突然熱淚盈眶，然而又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感動。

毛姆的父母在他年幼時就已經亡故。在毛姆撰寫《月亮和六便士》的1918年，倫敦的牡蠣零售價是每個四便士。“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只上等牡蠣的日子”，就是1875年到1885年之間那段歲月。

亨利·毛姆早在1897年去世，在1918年“懷念”那段日子的只可能是作者本人。這個突如其來的結尾有著兩層重要的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呼應開篇；那十年恰恰是維多利亞文學如日中天的巔峰期，這段文字再次強調了毛姆對現實主義的珍重和堅持，從而為整部充滿懷舊氣息的小說劃上了完美的句號。第二層含義則是順應上文；前面幾段文字描繪了艾美·斯特里克蘭及其子女的天性是多么的涼薄，作者在同情斯特里克蘭缺乏家人關愛之余，不禁感懷自己的身世也幾乎同樣孤苦；他懷念一個先令就能買十三只上等牡蠣的日子，是因為當時他的父母尚在人世，那是他畢生中唯一享受到家庭幸福的光陰。

“也就是說，毛姆成功地將懷舊和凄涼灌注在這個奇峰突起的結尾里。最令人贊嘆不已的是，它和上文的結合極其巧妙，以至于敏感的讀者縱然不知究竟，也會深深受到感染。”李繼宏說。李繼宏為讀者簽售

李繼宏為讀者簽售

“月亮”與“六便士”，講述中年危機

李繼宏認為，毛姆在英美文學評論界的地位不高，但其實堪稱現實主義文學最后的巨匠，他希望通過翻譯和重新解釋《月亮和六便士》，來捍衛毛姆作為經典作家的地位。毛姆不但得到過去幾代讀者的熱愛，而且啟發了無數的中外作家。比如《動物農場》的作者喬治·奧威爾說過毛姆是他最愛的作者。

在李繼宏看來，《月亮和六便士》遭到低估的根源在其自身的欺騙性。經過長達二十年不輟的筆耕，毛姆在這部小說中展現出爐火純青的敘事技巧和優美準確的遣詞造句，然而這種精熟的匠藝卻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為讀者提供了行云流水的快感。另一方面，他巧妙埋藏的線索和用心良苦的寓意，卻消弭在這種流暢得幾乎無需動腦子的閱讀體驗里。人們往往會因為這種高度易讀性，而錯誤地將這部堪稱現實主義典范的作品等同于平庸的通俗小說。

“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曾經廣為流傳。李繼宏介紹，實際上《月亮與六便士》中既沒有“六便士”也沒有“月亮”，這是一句被廣泛引用的書評。在寫作《月亮與六便士》成名之前，毛姆更為人所知的是他的劇作《弗里德里克夫人》，這部劇在戲院中連續上演400余場，一票難求，乃至當時的媒體創作了一部宣傳畫：毛姆的劇作在戲院上演，而莎士比亞在臺下嫉妒地看著，可見毛姆當時的風靡程度。

毛姆本人為人直率，口無遮攔，曾經公開宣稱：“創作劇本的難度向來被夸大，我自己腦里總是有六七部作品，只要想到合適的主題，我立刻便能將其分解成幾個場景，每一幕都會呈現在我面前，所以我寫完一部戲以后，可以毫不費力地立刻另起爐灶。”使得許多劇作同行懷恨在心。之后，毛姆寫作小說《人性的枷鎖》，出版后遭遇一片惡評之聲，有一位讀者對《人性的枷鎖》主角菲利普的評價是:“和許多年輕人一樣，為天上的月亮神魂顛倒，對腳下的六便士視而不見。”而毛姆本人特別喜歡這句評論，因此將“月亮與六便士”取作書名。

“起初看《月亮與六便士》，我以為是講理想與現實的故事，但現在回頭重讀，認為更多講述的是中年危機。”李繼宏說，毛姆本人是同性戀者，當年同性戀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即因此而聲名掃地。毛姆畢生如履薄冰，不得不在公開場合假裝是異性戀者，和離婚不久的西麗·貝納多結為夫妻。這段未曾開始便注定要破裂的婚姻持續到1928 年，毛姆以兩處倫敦豪宅、一輛勞斯萊斯轎車和每年三千英鎊贍養費的代價恢復了自由身。“這本書是為毛姆現實的困頓，尋找虛擬的出口。”李繼宏說。“這是一本虛構的小說，也是對現實情感的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