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在不離其手的煙嘴上，刻著清代“詩僧”八指頭陀的詩：吾愛童子身，蓮花不染塵。罵罵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對境心常定，逢人語自新。可慨年既長，物欲蔽天真。此詩固然不是童詩，但詩中的“罵”“笑”“打”“嗔”，讀之，一幅孩子“純粹的真”“無邪的憨”的畫面迅速在眼前浮現。只有愛孩子愛到崇拜的境地，才能成為孩子們群起擁戴的孩子王，才能寥寥數筆勾畫出孩子的童顏、童趣、童味、童道。

我以為，畫畫是如此，兒童詩歌創作也當如此——當一個童詩作家真正進入孩子的世界里，去諦聽他們的心聲，捕捉他們的心語，才能寫出孩子們喜歡的陪伴著他們成長、留在他們記憶深處的作品。關于兒童詩歌的定義幾十年來近乎一成不變，即以兒童為主體接受對象，適合于兒童聽賞、吟誦、閱讀的詩歌。它應符合兒童的心理和審美特點，既包括成人詩人為兒童創作的詩，也包括兒童為抒懷而創作的詩。這個定義當屬完整和確切的，它明確提出了兒童詩創作隊伍除成人創作群體之外，兒童創作群體也是兒童詩創作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現代兒童詩的創作和理論實踐，是由成人為主體主導的。也就是說，成人兒童詩歌作家以及學者實際掌握著童詩創作和理論的話語權。一言以蔽之，兒童詩歌創作和研究的格局是成人兒童詩歌的創作和研究的格局。這種有意無意中形成的局面或者境況，一直存在著。與此同時，我們不自覺地進入莊子的“儵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的童詩定式定理當中，卻拒絕了“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提醒和警示。這是慣性思維的窠臼，也是思維起降的誤區。

不在少數的學者近幾年陸續呼吁，兒童詩不必在意作品是否關系著兒童審美認知教育的功用。這種看似新穎的觀點，絕對不是對童詩癥狀的診療方案，也非對童詩陳舊定式的破題。類似這個觀點的最大意義，在于使兒童詩創作空間更廣袤，理論馳騁的天地更無垠，但并沒有厘清兒童詩的問題本源。籠統地說，兒童詩歌到底是什么，是極其龐大和復雜的學術問題，非本文所及一二。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兒童詩，涉及作品的審美需要、審美認知、審美能力的傳遞。這三種關系是相互的，它們彼此存在和影響，不分先后次第，不標新立異。

我之前著意引用莊子和惠子的對話“金句”，是在為引出與“兒童哲學之父”李普曼齊名的兒童哲學開創者及先鋒人物馬修斯作鋪墊。馬修斯在《童年哲學》（三聯書店）中寫道：“兒童是人，完全值得擁有人在道德和智識兩方面應當享有的尊重。他們現在是什么，將來會成為什么，均應得到尊重。其實，我們應當向兒童學習，讓兒童豐潤我們的生命，更顯而易見的是，兒童在向我們學習，讓我們豐潤他們的生命。”這段話，無疑是對童詩創作和理論實踐“哲學”般的釋放。它側重而扼要地說明了我們（成人）和兒童的相互依存，強調了相互學習的關系。在我看來，當年豐子愷對孩童的崇拜，是向孩子學習的具體行動，是豐子愷徹底放下成人居高臨下的威儀，逾越年齡的溝壑，與孩子們友好地“打成一片”，塑造了零距離交流的“學習態”。

應該說，目前我們對兒童詩的兒童創作群體研究是匱乏的，對這一獨特的創作群體的作品研究明顯不足，或者說是滯后。就整個創作群體而言，兒童詩的兒童創作群體始終處于弱勢，這是與生俱來的不對等，客觀上難以與兒童詩的成人創作群體平起平坐。兩者之間的失調、失衡，是兒童詩的胎記。再一個事實，兒童詩的創作和理論的話語權的砝碼，左右在我們這些成人的手上。一個毋庸置疑的現狀是，兒童詩的創作和理論生態，是孩子們一天天向我們（成人）學習著，而我們少有向孩子學習的胸懷和氣度——不可否認，我們確實對孩子的創作給出過許多的指指點點，但這跟向孩子學習無關，準確地說，是在教，非在學。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嶄露頭角的詩歌童星“浪打浪”，然而，他們中大多數作品都是兒童創作的“成人詩”，是我們教化出來的。

無論是兒童詩歌創作還是理論，我們聽不到他們（孩子）的各種聲音。不對等的兩者關系，使得兒童詩歌創作和理論所獲得的成果，是不充分、不完整的。他們（孩子）在童詩的陣營里，沒有決定權，更談不上話語權——即便有，也是個案，也是成人啟發下的話語權，是成人邏輯下的話語權。我們可以大膽地設想一下，我們習慣請“權威”編選本該贏得孩子們青睞的形形色色的兒童詩歌選本，如果把這樣的選本嘗試著交由孩子來選擇，結果會與成人編選的大相徑庭。假設這一種設想得以實現，那就是拿出了向孩子學習的誠意，而不是噱頭。

真正面向兒童詩的兒童創作群體的研究，應該是對兒童本身的研究，即“向兒童學習”。當我們對兒童詩的研究貼近兒童詩的兒童創作群的作品，以及兒童創作群體的個體，學習、聆聽孩子們的需求，進入當下孩子的蒼穹，輻輳孩子們的心系，我們就可能擁有完整的兒童詩歌創作與研究的能力，踏入一條真實的兒童詩歌的激越河流，進而還原兒童詩的無窮魅力。

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方衛平選評的《童詩三百首》，讓我欣喜地看到，這位資深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者，在每卷當中都給兒童詩的兒童創作群體以獨立的篇幅“讓道”，并在序言中深情地寫道：“我相信，詩的世界對孩子們來說，原本是親切的、日常的。他們是生活在這里的‘原住民’。”我相信，持有這樣態度的研究者，已經發現了兒童詩的“不公平”，他們是在以童詩編選為契機，為童詩的“原住民”吶喊。

不妨嘗試著將兒童詩的話語權交給兒童詩的“原住民”，請這些“原住民”來撥動兒童詩的琴弦，就一定如馬修斯發現兒童哲學一樣，發現兒童詩的創作和理論，早已存在于每一個孩子的智慧中。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