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美]約瑟夫·弗蘭克、[美]瑪麗·彼得魯塞維茨 編，王晨、初金一等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1150頁，148.00元

對于俄羅斯而言，十九世紀是一個既被祝福、也受詛咒的世紀。彼得一世改革百余年來西歐與俄羅斯的碰撞與融合，在第一次衛國戰爭的催化下，終于成就了從沉沉泥潭升起的璀璨星叢，無論是政治立場的激進抑或保守，文學領域的自然派還是唯美主義，幾乎每一個思想陣營都有振聾發聵的名字橫空出世，每一種思想都預言著下個世紀摧枯拉朽的風暴的每一個側面。與思想文化的燦爛相對應的是社會現實的波譎云詭，十九世紀的俄國史如同整本《約翰福音》那樣，光明常伴有黑暗，新生與死亡總是不分彼此，在半被動地走向現代的過程中，劇烈的社會變革帶來劇烈的時代陣痛，背后隱藏的是幾代俄國知識分子的上下求索和幾代俄國普通百姓的生活與命運。在愛憎鮮明、自罪自苦的俄國性格所點亮的諸多思想中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獨特性在一百多年中被從諸多層面分析和評價，而約瑟夫·弗蘭克和他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及其縮寫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則是從社會歷史意識形態角度解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品的最佳代表，甚至可以說，這是一本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視角出發對十九世紀后半葉的俄國社會思想史進行多方位審視的巨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十九世紀的“颶風”中的位置一向眾說紛紜，在弗蘭克的筆下，他既以特立獨行的立場與激進風潮“氣場不合”，亦游走在不同陣營之間，對異見知識分子懷有深刻共情，將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具象化為綜合了歷史神話象征的小說人物，成就了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一系列文學作品。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諸多原創思想，使他成為了始終以俄國人民的最深切利益為出發點的“先知”。如果意圖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的私人生活細節，這本書的相關內容興許并非是最詳盡的，而如果想要充分感受這位偉大作家生活和創作的年代里那些熠熠閃光的諸多俄國思想與風起云涌的社會氛圍，以及陀氏在此情境之中天才的、包容綜合的獨創性，這套兩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想必不會讓讀者失望。

與異見知識分子的共情：從“人民”出發

一直以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為鮮明和深刻的面貌，就是以俄國激進知識分子的反對者而呈現的，他的政治立場通常會被劃入保守主義的陣營，而他也的確和當時俄國的保守主義者來往頗為頻繁，譬如他因為貧窮而接受他們的資助（如卡特科夫對陀氏后期的持續資助），譬如他時常就一些社會問題、如猶太人問題、青年學生暴動問題和俄國外交問題等與這些和沙皇政府更為親近的人達成基本一致，而在思想史層面，陀氏的小說也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著名的“反虛無主義”文學風潮中坐頭把交椅，直到作家的最后一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也始終未放棄對異見知識分子的質疑，甚至其中《宗教大法官的傳說》更是精準地預言了二十世紀俄國革命所帶來的“世紀病”。然而，陀氏的政治立場事實上頗為復雜和耐人尋味，盡管他大體上可以被視作是十九世紀俄國保守主義的一員。與一般的官方保守主義者恐懼“變革”“平等”與“自由”這些意識形態進入俄國民間有所不同，作為作家和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選擇保守的政治立場，其出發點更多的是出于對俄國普通人民的熱愛，他認為激進知識分子的思想雖然切中了俄國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土地與自由”，但是這些異見者在實踐他們思想的過程中，卻因為理念凌駕于現實、手段過分讓位于目的而將人民的實際利益拋在了一邊。在審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偏向時，“人民”是至關重要的核心，所以這使他在反對俄國異見知識分子過分冒進的實踐的同時，也對他們頗多共情和理解。而且，文學擁有對細節特殊的表現力，作為“一切皆文學”的俄羅斯思想的中心，俄國文學在參與構建俄國十九世紀社會思想史的同時，也為偏重推演邏輯與揚棄現實的政治范疇，提供了不拘泥于單一立場的更為立體和豐富的視角。 

陀思妥耶夫斯基

正如世所公認的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被西伯利亞的流放經歷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然而，陀氏的思想流變并非是如表面看起來那樣是“斷裂”的，雖然西伯利亞作為他政治立場徹底轉變的契機橫亙在他的兩個創作時期之間，但即便是在“死屋”帶來的靈魂拷問中，他的思想里也始終埋藏著一條堅韌的線索，即對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關注，這種關注在宏觀層面與十九世紀后半葉的激進知識分子有諸多共通之處，俄國人民的“土地”與“自由”是他們不斷反思自身與詰問社會病征的最根本動力之一，在這一層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同時期異見知識分子之間不單單有立場上的齟齬，他在成為一個偉大作家的過程中，與激進派的共情與理解，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品不可被忽視的重要面向。弗蘭克在陀氏的傳記中指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關注的那些“更具體、更現實，與俄國有關的社會問題”，他在尚且年輕的時候出于對俄國農奴制的痛恨而發出的那些類似于“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的質問，事實上在后西伯利亞時期亦時時出現，并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即在堪稱是對俄國激進知識分子傳統進行非同一般的嚴厲批判的小說《群魔》發表之后，一步步得到了更為立體的發展和闡釋。

我們必須注意到，即便是在“反虛無主義”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激進知識分子自始至終亦懷有深刻的了解甚至共情，陀氏懷著“對俄國普通人民的信仰”去反觀這些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實踐，將這些不同的理念和聲音化作不同的人物，賦予他們眾聲喧嘩的平等舞臺，并竭力對他們每一個人的聲音都進行頗具說服力的刻畫。如果沒有與異見知識分子的共情，陀氏無法寫出“分裂”和“異見”兼具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也無法展現斯塔夫羅金獨有的、仍帶有神圣印記的“路西法之美”，這些人物將只能是三流作品中作為符號的“惡”的存在，而非像如今那樣深入骨髓。在《群魔》完成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與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接觸中對民粹主義的根源性問題意識有了更為全面的認知，嚴厲而尖刻的“反虛無主義”逐漸開始向彌合與異見知識分子之間分歧的方向發展。陀氏本人對激進知識分子的“父親”亞歷山大·赫爾岑后期關于俄國村社與俄國獨特道路的思想一直頗為認同，同時也如赫爾岑那般對西歐社會1848年后彌漫的庸俗市民氣和對歷史的漠然而感到極端不適，并且呼吁，俄羅斯的近代思想雖然起源自西歐，但西歐的發展已經走到了盡頭，想要完成解放人民的歷史任務，終究還是要將俄國的傳統歸為中心，《冬天記的夏天印象》可以說是對《彼岸書》的回應和補充。而在民粹派漫山遍野“到民間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確信，這群年輕人懷著對俄國人民深沉的熱愛，以宗教般的熱情，意圖填補一直以來知識分子與人民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這與他從《死屋手記》的創作時期就開始關注的以宗教拯救人民苦難的議題有頗多共同之處。這種印象在陀氏此后的作品中一直持續存在，《少年》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對青少年人物的描寫和成長展望就傾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俄羅斯的未來”——這群時時刻刻思考著俄國人民該往何處去的年輕人——的觀察、思考與審慎的期待。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結尾，小伊柳沙的葬禮上，陀氏以充滿感情的筆觸寫到純凈而充滿愛的阿廖沙的理想，即“為全人類而死”，弗蘭克指出，這種理想和渴望，這種“‘為真理’而犧牲自我的渴望，正是19世紀70年代的新一代的典型做法”。 

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異見知識分子在思想和情感上不可被忽視的共通之處，弗蘭克在書中還多次提到了陀氏與這些激進的同時代人之間的諸多來往，它們不僅包括思想層面的論戰，也有海納百川的包容和激動人心的對話。根基派的陣地《時代》雜志也曾刊發過著名的“暴動派”民粹主義者特卡喬夫的煽動性文章，盡管從任何一個層面來說，在思想和實踐層面全然“拋棄”人民的主體性、著意于利用和欺瞞人民以達到革命目的的特卡喬夫，和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核心成員的根基派的理念都大相徑庭；在《群魔》創作完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自己有必要再次更新自己對激進知識分子的認識，也曾興致勃勃地去接觸民粹派中的年輕人，與他們就一些非常現實迫切的問題交換意見，并不因為立場的不同而拐彎抹角。弗蘭克在傳記的最后一章中寫道：“他（陀氏）成了一名受尊敬的標志性人物，在無情的意識形態戰爭中獨樹一幟。他的作品提到了當時每一個迫切的熱點問題，并且這遠遠超過了狹隘的黨派主義限制。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自由派和激進派的媒體持續攻擊，但左翼的學生們卻對他寬容相待；究其根本，……是因為他一直‘公開、大膽地提到各個方向，不為他本人的言辭而做無畏的擔心。年輕人發自內心地歡迎這種直率和不屈’。”而各不同甚至對立的思想派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之后的告別儀式上相遇，也堪稱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化史上奇特而值得被書寫的現象之一。陀氏很難對激進知識分子在幾十年的反抗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慘痛代價視而不見，因此，初時的辛辣諷刺逐漸變為更加圓融、也更加深刻的共情以及在此基礎上跳脫出原有共情的批判。

“先知”的解放神學

就“人民問題”而與異見知識分子達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識，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部分，而他思想中最富原創性的部分，當屬用在對當時俄國普通人民生活的觀察中與自由派和激進派知識分子的論戰中獲得的靈感而創作的幾部重量級作品，它們就信仰的建構和人民的自由而獲得長久的生命力，堪稱是陀氏本人作為“先知”而提出的“解放神學”。這些作品同樣以對俄國人民的關切為精神內核之一，但是與激進知識分子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創作后期一直反對以無視手段優劣并罔顧信仰土壤的虛無主義而摒棄個人的道德責任行為，知識分子以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作為行動的準則，拋棄個人的道德和信仰，將給社會帶來無可估計的損害，這同樣是以人民之名對人民的背叛。與批判相對應，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象征式的人物、觀念和敘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個人美德、宗教信仰、教會國家”三位一體的獨立思想體系，這套體系融合了他在《時代》和《時世》時期根基主義基于村社、東正教和民族主義的觀點，同時亦著重于個人的虔敬和對每一個作為個體的人民的愛在信仰中的位置。

從“死屋”歸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對彌漫整個激進知識分子圈的虛無主義氛圍，從工具理性之罪、少數統治多數的專制和“自由與面包”之辯，一步步接近了激進知識分子在舉步維艱中所暴露出的核心問題。曾給尼采以深刻啟發的《地下室手記》全篇都是針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而進行的意識形態批判，這種對“內心與工具理性之間沖突”的展示，在《群魔》中以政治哲學的面貌達到了高峰，并以“父輩”知識分子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失語、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沙托夫的被謀害、基里洛夫自殺行為的虛妄與斯塔夫羅金的靈魂自我審判，直陳屬于少數的激進知識分子因無法調和“撒旦般的驕傲”、對屬于多數的人民無法遏止的權力欲與“對人民的責任感”這三者而黯淡無光的失敗前路。《卡拉馬佐夫兄弟》則逐漸攀上了陀氏最偉大小說的巔峰，這篇事實上并未完全完成的小說以噩夢般的肉體與精神雙重弒父事件，和《宗教大法官的傳說》卓越的思想史價值，直接向人們展示了不加限制的虛無主義將造成何種嚴重的歷史后果，即以自由之名行專制之實的末日的到來。在生命的最后，陀氏仍舊在《作家日記》中對激進知識分子罔顧個人美德而摧毀整個人類靈魂根基的行為進行抗議。 

嚴肅的批判是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解放神學”奠定基礎，在物質解放之外，人民如何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除了與赫爾岑相一致的、針對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弊端而發展出的村社理念，個人的美德、對上帝的虔敬和建立教會國家這三個相輔相成的因素，成為陀氏原創思想中的精華部分。以愛和謙遜作為內核的個人美德，使《罪與罰》中的索尼婭得以對深陷自罪自罰泥潭中的拉斯科爾尼科夫伸出援手，盡管這并未解決這位大學生全部的重大精神危機，如果擁有這樣的美德，斯塔夫羅金也本可以不犯下強暴幼女的罪行，米卡也不必徘徊在索多瑪和天堂的兩極之間而痛苦不可自拔。這樣的個人美德是有所依托的，它離不開人對不可知的“物自體”上帝的自發虔敬和對彼岸的敬畏，只有有所敬畏，才能在行動中不至于無所顧忌地破壞一切道德準則，從而給個體帶來困擾甚至嚴重的冒犯和損失。而以上這一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哲學作為終點，在《卡拉馬佐夫兄弟》靠前的內容中，有對“教會國家”最直觀的設想，即不是天主教的以教會統治世俗國家，也不是官方東正教以世俗國家統治教會，亦非激進知識分子在受彌賽亞精神的影響下進行的具有宗教意味的革命，而是整個教會都是一個國家，國家以教會的形式進行建制的構型。這種大膽的構想事實上與官方保守主義對東正教的一再強調大相徑庭，這是獨屬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與政治哲學構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對人民的熱愛，而獨立發展出的解放神學。而阿廖沙，則是他理想的終點，弗蘭克指出，在將來經歷最終成長的阿廖沙，將成為屬于俄羅斯的社會主義的典型，只不過，在此之前，這個純潔的青年人仍需在塵世行走、墮落，嘗遍欲望的甘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一“欲望的旅程”，亦能夠貢獻出直擊靈魂的剖析，令人遺憾的是，對此我們再也無從得見了。

既非純粹的激進派，也非官方保守主義者，對人性有精準的敏銳觀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保持著一個偉大作家所應有的獨立性。對時代獨立的批判和呈現總是不討好的，作家屠格涅夫生前身后的爭議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屠格涅夫自己的癥結也許在于，提出問題總是要比提出解決方案要容易很多，因為批判總要借助原有框架展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共情、批判和建構三者之間找到了平衡點，那就是“土地”和“人民”。與激進知識分子一樣，人民的苦難是陀氏的痛點，但在此之上，他對那些深刻的人性相關話題的探討卻獲得了超越時代的意義，他對自殺、對信仰、對啟蒙理性、對多元主義的認識，使他無愧于“先知”這一稱謂。恰達耶夫在十九世紀初絕望的狂人嘶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里得到了遙遠的呼應。而沉疴難愈，我們的時代又有何種癥狀，有何種未來又有何種征兆，通過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個讀者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