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敘事的生成機制及其群體傳播的互文性
摘要:網絡敘事的復雜性及其對社會事件、社會態度、社會情緒等的重要影響,使傳統敘事理論在網絡敘事中顯現出一定的局限性。網絡敘事生成機制是理解網絡傳播的內在邏輯起點,事件相關體、文本集合體和具體文本作為網絡敘事的有機構造,形塑了網絡文本的互文性生存和動態性層累。圍繞同一事件相關體,具體文本與文本集合體內的前文本、后文本、同步文本之間形成了文本意義的普遍多向共建,而文本客體、傳播主體和網絡群體傳播語境共同架構起網絡敘事意義的闡釋系統。網絡敘事的生成機制和生命力不僅為網絡傳播的活躍性提供了保障,也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巨大變量,對社會交往乃至人類思維方式產生深刻影響。
關鍵詞:網絡敘事 事件相關體 文本集合體 互文性 敘事學
在信息傳播主體多樣化的今天,社會敘事已從少數人主導,演變為多傳播主體的網絡敘事與主流敘事共生的狀態。網絡敘事的復雜性及其對社會事件、社會態度、社會情緒等的重要影響,雖是學術界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但在談論諸多網絡文本個案及其對于理解網絡時代社會敘事、社會轉型等方面的重要意義時,卻忽略了網絡敘事的本源性,即網絡敘事生成機制才是理解網絡敘事內在邏輯的起點。網絡敘事以事件相關體、文本集合體和具體文本三個層次累加構成。這種機制規定了網絡文本的生成、接受和擴散方式,也重構了傳播主體之間以及與網絡環境和現實社會之間的關系。本文試圖從敘事學、傳播學嫁接的視角切入,結合傳播主體多樣化的群體傳播特點,考察網絡敘事三層次所表現出來的生成機制;并分析具體文本與文本集合體之間的互文性與層累性機理,以及多傳播主體的社會交往實踐對網絡敘事所發揮的諸多作用,以期對傳播主體多樣化環境下互聯網信息生產方式的變革提供另一個視角的認識。
一、事件相關體、文本集合體與具體文本的有機構造
網絡敘事作為當今社會敘事的主要樣式,有其自身的構筑過程和內在邏輯,也有支撐其呈現社會實踐活動的要素與結構,可一并稱之為“敘事機制”。網絡敘事作為一種信息傳遞,而非藝術呈現,通常并不著力于講述詳細的故事情節,而是以關系呈現或狀態描述作為主要形式。這種敘事形態在構筑方式上有其獨特之處:即事件相關體、文本集合體與具體文本三層次的動態組合構成了網絡敘事有機體,彰顯了敘事文本、社會現實和網絡傳播環境之間的緊密聯系。
第一層,事件相關體,即一系列相關的社會事件及其情感經驗、社會時空環境等,共同綁定成為網絡敘事的背景、語境和相關事件。廣義上講,一個事件序列或一種情感經驗可被講述成多個文本。換言之,不同文本可以擁有相同的創作背景和故事素材。這些相互聯系的素材和背景被經典敘事學研究者稱為“本事”,指代“實際發生過的事情”。就網絡敘事來看,文本構筑的素材和背景遠不止于此,而是包含著社會事件、情感經驗、社會時空環境等一系列與事件發生發展相關的所有要素,即事件相關體。“事件相關體”與“本事”雖在概念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內涵卻不盡相同,前者較后者更為廣闊,也更為復雜。
中外敘事學界對“本事”皆有論述,都強調事件作為敘事要素的原生性與真實性。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論述本事和情節的區別時曾指出,“人們常常把情節的概念和對事件的描繪,和我提出的按照習慣稱作本事的東西混為一談。實際上,本事只是組成情節的材料。因此,《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情節不是男主人公和達吉雅娜的戀愛故事,而是由引入插敘而產生的對這一本事的情節加工。”什克洛夫斯基的意思是,本事客觀存在于社會生活中,是敘事情節形成的素材和基礎,本事經過藝術加工后成為情節。美國敘事學家維克多·厄立奇也認為本事是“一系列綁定在一起的事件,它們是在作品成形的過程中被傳遞給我們的”,或者是“實際上所發生的”。據此,本事早就被西方敘事學界看作敘事活動的基本元素,即把離散的事件以及相關背景歸入敘事結構之中。中國敘事學理論也將本事視為敘事的必備要素,固有“論本事而作傳”“必欲求合本事”之說,亦有“本事詩”“本事詞”之論。蒲安迪認為中國敘事傳統強調真實,“或是實事意義上的真實或是人情意義上的真實”,即便是神怪妖魔等看起來存在種種不真實的故事,“但其所‘傳述’的卻恰恰是生活真正的內在的真實”。易言之,本事是客觀存在的、未經講述的事件序列或情感經驗,它不一定全部顯現在文本之中,但文本的構筑過程離不開它們的基礎性作用。
“事件相關體”與“本事”都強調社會事件和情感體驗對于敘事的重要作用,但不同的是,前者不但沒有局限于某一社會事件或某類情感體驗本身,而且還關注社會時空環境對于網絡敘事形態的直接建構作用。首先,“事件相關體”還包括一系列相似事件、具有相似影響或意義的其他事件、相關社會現象及其原因、相似或反向的情感體驗等。自然災害、重大疫情、珠峰測量、明星緋聞都可視為“本事”,但若缺少與其他相關事件、情感體驗、社會影響等方面的關聯,則難以構成網絡敘事的“事件相關體”。諸如某藥物經新聞媒體報道之后引發搶購熱潮,這些新聞報道也成為諸多相關敘事的參考文本。某藥物的搶購潮是典型的網絡群體傳播引發的社會事件,其事件相關體不僅有相關新聞報道、社會集體恐慌情緒,也包含媒體公信力、民生保障等相關內容。可見,“事件相關體”內涵廣泛,涉及網絡敘事建構的諸多事件和情感聯結。其次,中國現階段特有的社會時空環境是網絡敘事的土壤,因此也是事件相關體的重要維度。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智能終端設備的普及,為大眾參與社會表達和呈現自我個性提供了更多的平臺和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社會交往演變為熟人社交和陌生人社交共存的社會關系形態。但由于傳播主體在生物學特征、身份角色、權力財富、行為習慣、文化價值觀、審美偏好等方面的多樣化差異,加上較廣泛存在的社會心理失衡,極端化的個體情緒和認知極易在線上線下高速交叉流動,使得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某一部分人的焦慮恐慌等不良情緒郁積為普遍的社會心理,進而加劇不同階層、群體、代際之間的社會分化。因此,社會時空環境已成為促進當代人社會表達、拓展事件相關體的重要維度。
社會時空環境對于社會敘事具有重要影響。正如瑪麗-勞爾·瑞安所述,“互聯網就是一個敘事噴井”。這種“敘事噴井”表面上是互聯網技術的革新使得非線性敘事結構和交互性敘事方式成為可能,本質上是網絡媒介技術帶來的傳播主體多樣化和對于信息現代性的自反性,才使得關于同一事件的眾多敘事文本的生成和組合在網絡空間中得以實現。基于社會時空環境的改變,事件相關體的邊界不是越來越清晰,而是充滿變數并且不斷被延伸。此外,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方式也已發生轉型,不同階層、群體、代際在信息接觸、選擇、認知和傳播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同,導致了網絡敘事文本的生成與闡釋也更為復雜。所以說,不能忽略社會時空環境在素材、背景、機會、條件等方面對于網絡敘事的促進作用,也不能忽略傳播主體的敘事行為與這一大環境的多重影響緊密相關。由此推論,網絡敘事機制第一層“事件相關體”并不局限于社會事件和情感體驗本身,還涉及社會時空環境。這三個方面共同促成了傳統敘事形態所無法實現的文本生成和傳播規模以及速度與效果的改變,也協同促使了信息生產方式的變革。
第二層是事件相關體的多種媒介化再現及其延伸構成文本集合體。傳播主體的極端多樣化使得事件相關體被建構為具有不同形式、情節和意義的多種文本,而移動互聯網技術又使得關于同一事件相關體的眾多敘事文本能夠匯聚在網絡空間中。就此而言,網絡傳播時代也被稱為“敘事重構時代”。這些聚合在網絡空間中的文本都與特定的事件相關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本與文本之間也圍繞該事件相關體呈現出某種“家族相似性”或意義相關性。因此,本文所述的“文本集合體”是指對特定事件相關體進行多種形式的媒介化再現,及其延伸所形成的眾多敘事文本的集合,它是除去某一具體文本的所有文本的集合體。
作為集合概念,“文本集合體”不同于文獻學、校勘學中的“底本”,也與廣義敘事學中的“底本”有所區別。文獻學、校勘學認為“底本”是指某部作品的底稿或某部作品的整理者選擇文本時的主要依據。廣義敘述學將“底本”一詞應用于敘事學領域并對其進行了新的界定,指代敘事文本(即“述本”)形成以前的所有材料的集合,“它是一個供選擇的符號元素集合(因此它比述本大得多),它是尚未被媒介再現的非文本”。可見,文獻學、校勘學中的“底本”是新文本生成所依據和參考的多個文本,而廣義敘事學的“底本”是指文本形成以前的材料集合。前者討論的是某一新文本生成以前就已存在的多種文本的集合,后者關注的是文本生成時所依據的多種非文本材料。雖然網絡敘事的文本集合體也是多種文本的集合,但它既包括某一文本生成以前就已存在的多種文本,也包括生成時間在這一文本同時和之后出現的其他所有文本。值得注意的是,文本集合體不是文本數量的簡單相加,而是多種文本的有機組合與整合。文本集合體的目的在于對事件相關體進行加工改造,以及是非判斷和話語表達。
與神話、詩歌、小說等傳統敘事形式相比,網絡敘事發生的歷史雖然比較短,但與整個社會生活的符號化趨勢密不可分。能指的豐富性、所指的多樣性、能指與所指的約定俗成關系被顛覆。多種敘事策略的同構等使得網絡文本成為了信息時代最為復雜的語義系統之一。作為一種如“生活切片”的敘事樣式,網絡敘事趨向于文本能指的延伸以及所指意義的延伸與變異。文本集合體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持續性的建構過程,因此在時間上可能與事件相關體構成事前敘事、事后敘事或同步敘事。社會事件發生以前,可能生成回顧性、預言性、說明性的相關文本。若事件已成過去,追溯性、驗證性、挖掘性的文本更為普遍。或事件正在進行,可能借助網絡傳播的即時性生成多種同步文本。那些呈現在線上線下且與事件相關的跟帖評論、輿論等也屬于文本集合體的內容。
第三層次,具體文本是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當前閱讀、點贊、轉發和評論的此文本。具體文本是文本集合體生成的關鍵,文本集合體的形成離不開一個個具體文本作支撐。但是,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在一定時間內只能閱讀一個文本,不可能同時閱讀幾個文本,當閱讀幾個文本時,其間必然有先后順序。因此,本文所述的具體文本是指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當前閱讀到的、具體所指的這一文本。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正在讀哪個文本,哪個文本就是具體文本。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對具體文本的閱讀、點贊、轉發和評論不僅推動了文本集合體的形成與擴大,也強化了網絡敘事對于事件相關體的表達和傳播效果。
從內容生成的角度看,具體文本可能是原創,也可能源自接受主體對文本集合體的摘錄、凝縮、擴展、補充或評論。因此,具體文本是否具有敘事性不能僅憑其表面結構作判斷。看似簡短的詞語或句子也有其獨特的敘事意義和效果,而這種意義和效果往往源于本文后面將要論述的文本間的互文性。米克·巴爾認為敘事文本是“由符號組成的一個有限的、有結構的整體。這些符號可以是語言單位,如詞和句子,但是,它們也可以是不同的符號,如電影畫面與序列,繪畫中的點、線條與印跡。……符號的這一有限整體并不意味著文本自身是有限的,因為其意義、效果、功能與背景并不是有限的”。通過摘錄或凝縮形成的具體文本,有時可以保持原有的敘事意義,有時卻“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從文本結構來看,具體文本常依靠各種靜態描寫、形象的或隱喻性的表述方式講述“無事之事”,以“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為顯著特征。據此,具體文本在展現語言及話語魅力的同時,不僅豐富了敘事形式和文本主題,還擴散了傳播主體的價值判斷和網絡敘事的社會意義。
事件相關體、文本集合體與具體文本的動態組合,揭示了敘事文本、社會現實和網絡傳播環境之間的關聯機制。這種關聯機制不是簡單的連接關系,而是作為協同促進、系統發展的敘事進程存在于網絡空間中。隨著事件相關體的改變,網絡敘事的具體文本與文本集合體也會相應地發生改變,網絡敘事總是與事件相關體的發展相適宜。概言之,網絡敘事的構造過程也就是事件相關體、文本集合體與具體文本三層次之間相互影響和相互塑造的動態過程。
二、事件相關體、文本集合體與具體文本的互文性和動態層累
把網絡敘事的構造分為事件相關體、文本集合體和具體文本三個層次是為了便于分析其生成機制,并不意味著這三個層次是相互獨立、相互分離的。事件相關體是網絡敘事生成的材料和背景,也是文本集合體和具體文本得以形成的基礎。事件相關體一經傳播就經歷著媒介化過程,口頭講述、文字記載、影像表達無一不是敘事化、媒介化的結果。在媒介化過程中,傳播主體根據自身意向將事件原本具有的自然時序和因果關系進行重新安排,使得具體文本既有相似性也完全可以千差萬別,并使得文本集合體成為一系列文本的集合。具體文本是傳受主體當前關注的文本,是文本集合體外部的某一特定文本。通過具體文本,傳受主體可以追溯文本集合體內與之關聯的背景、內容和材料,進而尋找或領悟到事件相關體。在網絡敘事進程中,每個文本的生成、傳播和再創造都可形成相互獨立卻又彼此聯系著的諸多具體文本。眾多獨立的具體文本層層積累,并在網絡敘事傳播活動的作用下形成復雜的文本集合體,而文本集合體的再組合又是生成具體文本的重要源泉。總之,這三個層次相互交錯,彼此補充,層層積累,共同構筑網絡文本的敘事機制。
從文本關聯性的視角看,具體文本和文本集合體反映并記錄著整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會生活。它們不僅相互對話,也與整個時代環境形成了特定的互文性關系。文本集合體里包含著具體文本的傳受主體已經讀過甚至寫過的文本,因此,具體文本的語詞表達和敘事意義必然與文本集合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正如羅蘭·巴爾特所述,“每一文本都是互文文本;在該文本之中,其他文本——先前文化的文本與周圍文化的文本——以或多或少可被辨認的形式而在種種不同的層面上出場:每一文本都是由一些舊的引文編織而成的新的織品。”就具體文本和文本集合體而言,“可被辨認”的互文性關系體現在主題模式、表達方式等多方面。
舉例說明,針對“南京女大學生李某失聯”這一事件相關體,多家新聞媒體和自媒體進行了跟蹤講述。新聞文本《又一起!南京一女大學生失聯21天》較早對這一事件進行了簡短報道,并公布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在這一文本中,“了解到”表明所述信息源于轉述,轉述的內容來自失聯者家屬自訴和警方反饋,這就表明作者所講述的信息真實可信。從文本的生成和傳播來看,該文本既借助信息源的可靠性和新聞媒體的權威性增強了文本內容的可信度和關注度,又映照了當下安全意識教育的社會主題以及大眾對社會不穩定因素的普遍關注。該文本很快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上迅速傳播,該話題成為網絡熱搜話題。為了較好地呈現互文性關系,謹以《又一起!南京一女大學生失聯21天》(文本1)、《南京失聯女大學生已遇害!警方通報:被男友等人合謀殺害并埋尸》(文本2)和《男友曾去報案!南京女大學生被害,一個細節提醒所有人》(文本3)三者為案例進行分析。一方面是為了凸顯具體文本與文本集合體之間的互文性關系,另一方面是通過這種互文性關系的分析來進一步觀察網絡敘事文本的生成機制。
從內容和表達方式上看,文本1的核心內容引用自失聯者家屬,對李某的基本情況及其失聯前的行蹤梳理源自小區公共視頻和當地警方的反饋。文本2對李某失聯案的最新調查結果進行了簡單報道,通報了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過程。文本3在報道案件最新調查結果的同時披露了更多細節,如李某和男友洪某的相識過程、李某好友對洪某的印象、李某同學對李某的印象、部分網友對該案件的評論等。文本2間接引用了文本1的觀點和內容,將其作為敘事背景,所述內容既有對后者的回應,也有對案件最新情況的公布。此外,文本2還引用了警方“案情通報”的截圖、李某生活照以及小區公共視頻,在作為權威憑據和背景資料的同時,也為所述觀點提供了有力佐證。文本3既整合了文本1的主要觀點,也引用了文本2對于事件相關體的論述。文本3一方面闡明了李某多位好友對洪某的質疑,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女性安全意識薄弱和社會不穩定因素的擔憂。作為事件相關體的導火索之一,文本1是文本2和文本3的創作素材,參與了它們的語篇意義建構。文本2和文本3都引用了文本1中的語句和內容,與文本1形成情景參照。文本3在引用文本1和文本2的同時,將由文本2派生出來的延伸、評論等內容拼貼組合在一起,從多角度、多方位呈現了事件相關體背后的“隱情”。此外,文本2和文本3都引用了警方的“案情通報”,都試圖利用權威信息為事件相關體提供更多的真相和細節。通過廣泛引用,三個文本在內容和表達形式上的互文意識清晰可見,展現了傳播主體對事件相關體乃至相似案件的判斷和認知。
從主題結構上看,三個文本共享相同的敘事主題,具有主題互文的意義關系。主題互文,是指文本之間重復著特定主題而生成的互文關系。每個語篇都有明確實現主題結構的若干部分,但也依賴主題結構中未表達出來的部分語義關系(通過讀者或聽者在閱讀具有共同主題模式的其他語篇的基礎上來充實)來間接地產生互文意義。文本1的主題是李某失聯21天卻仍然杳無音訊,文本2和文本3的主題則是披露李某失聯案件的最新調查結果。雖然三者的敘事意向并不完全相同,但都介紹了李某的基本情況及其失聯前的行蹤,可見三者在大主題之下隱藏著相似的小主題。因此,從文本內容上看,文本2和文本3補充了文本1難以明確呈現的主題信息,與后者形成主題投射關系。從宏觀上看,三個文本都是李某失聯背景下生成的具體文本,共同聚合形成聚焦“南京女大學生李某失聯”這一社會事件的文本集合體的一部分。
由是觀之,具體文本與具體文本之間、具體文本與文本集合體之間在表達形式和主題建構方面形成了彼此指涉、互為參照的互文鏈。在傳播主體多樣化的網絡群體傳播推動下,這種互文鏈廣泛存在于各種網絡文本之中,并因此形成了網絡敘事進程中動態層累的互文意義。
三、文本意義的普遍多向共建:網絡敘事傳播的特質
作為一種促進經驗交流與情感共享的民間敘事范式,網絡文本是社會生活、社會情緒等的表征,也是豐富民間記憶的重要途徑。網絡文本之所以能廣泛流行于線上線下的公共空間,不僅緣于文本集合體與具體文本在表達形式、主題建構等方面存在的廣泛互文鏈,還與網絡敘事本身所特有的文本意義多向共建的實踐特質分不開。網絡敘事的文本意義首先源于作者的創作意圖,雖然這種意圖有時以較為隱晦的方式顯現,但作者意圖總是客觀存在于文本之內的。同時,由于網絡敘事的動態變化和實時記錄的特點,讀者對于文本的閱讀、點贊、評論、轉載、二次敘事等行為也會對文本意義的生成產生影響。因此,網絡敘事的文本意義在作者與讀者雙向建構的同時,也經歷著文本集合體內部相互交流的意義共生過程,這就是網絡敘事文本意義的普遍多向共建過程。為了更好地結合網絡群體傳播的實踐特質,本文將作者與讀者融合到網絡敘事進程之中,分析具體文本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以及具體文本的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是如何進行意義的普遍多向共建的。
一方面,具體文本的主文本和副文本是網絡敘事實現意義增值的主要元素。結構承載信息,文本結構承載敘事信息。具體文本的主文本除了詞語和句子外,還包括文本內部那些能夠影響敘事效果的所有元素。經典敘事學將文本結構的安排視為敘事研究的重點,卻忽略了那些富有特色的語言表達方式對于整個文本敘事效果的影響,如構詞、句式、語義、語氣、語調等。“副文本”是由法國敘事學家熱奈特最先提出的概念,指相對于小說正文本而言的那些存在于正文本周邊、輔助正文本建構敘事意義的元素,如封面、標題(含副標題)、前言、序跋、推薦語、題詞、目錄、插圖、版權信息、注釋、附錄、致謝、索引、書評等。可見,形態豐富的副文本以不同形式參與具體文本的意義建構,屬于具體文本敘事框架之內的元素。就網絡敘事文本來說,標題、插圖、跟帖評論等都屬于副文本范疇。它們不僅具有烘托語境、勾連意義等作用,也在情感喚醒和情緒感染方面具有促進與煽動效應,甚至還會對社會事件的現實發展造成影響。雖然正文本和副文本的生成時間不一定同步,所傳播的范圍和影響力也不盡相同,但都處在同一網絡頁面空間當中,共同參與具體文本的敘事意義建構。
在藥物搶購的案例中,與其相關的文本在社交媒體上的廣泛擴散也使得相關話題在短時間內登上熱搜。在這種大環境之下,有的網友只看了文本標題就立即開始線上搶購行動,也有的網友對那些缺乏明確證據、表述不夠準確的文本進行辟謠。雖然辟謠文本在標題中利用了祈使句、感嘆號等來吸引讀者的重視,但對于遏制搶購行為而言為時已晚,預期的社會效應也遠未實現。相關報道及其辟謠文本中的觀點常被引用到其他文本的正文本之中,有時也以網絡截圖的形式參與其他文本的敘事意義建構。
具體文本作為獨立的“這一個”文本時,其正文本和副文本往往相互影響,副文本可能對正文本的敘事意義形成召喚、整合或摧毀效應。在新聞報道中,作者往往會在正文本內部加入大量圖片副文本,如引文截圖、網頁截圖、視頻截圖、照片、表情包等。這些副文本常以一幅圖片從某個側面展現與文本主題相關的信息,從不同時空、向度或層次上展現主題內容。當多張圖片嵌入時,多以時間、因果、并列等邏輯關系圍繞在主文本周圍。而且,在具體文本中處于輔助、寄生地位的副文本,可能源自其他文本的正文本,因此也召喚著讀者對這些副文本自身及其出處的關注和挖掘。另外,在這個新的具體文本中,圖片不僅對正文本內容起著支撐、補充、評價等作用,還發揮著吸引讀者注意力、消解作者與讀者的心理距離等功能。隨著網絡敘事對即時性和真實性的追求,圖片副文本成為愈加流行的敘事元素,以簡潔的圖片代替繁瑣的原因或現象講述成為網絡敘事的常態。但不能忽視的是,有圖不一定有真相,圖文不符、虛假圖片等顯然會弱化或解構正文本信息。
正文本后面的評論留言區是多傳播主體相互交流的場域,讀者的留言和點贊、作者與讀者的互動都在此公開呈現。與其他副文本不同的是,評論的在場感和交互性使其成為一個包容性極強的公共空間,各種與正文本觀點一致或相反的個性化認知都與正文本呈現在同一個網絡頁面內。評論不僅能對正文本的敘事意義進行拓展、整合或摧毀,還可能對其他傳播主體的社會行為產生影響。
不管副文本是正面評論還是負面評論,當傳播主體閱讀、點贊、評論或轉發之時,他們就已經參與了該事件的網絡傳播,推動著事件相關體的發展,同時促進新文本的生成。當然,一個副文本也可能是對其他副文本的回應,這種回應既可能是對敘事內容的補充或顛覆,也可能對文本所傳達情緒起到煽動或遏制作用。因此,副文本對于網絡輿論的走向,乃至社會事件的現實發展,都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另一方面,具體文本、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的普遍多向建構是網絡敘事文本意義傳播的關鍵性推手。從文本生成的歷史過程來看,雖然網絡敘事具有即時性和同步性,但文本呈現的時間總有先后。因此,對同一或相關事件的相關體進行敘事的文本,生成時間在具體文本之前的文本稱為“前文本”,生成時間在具體文本之后的文本叫作“后文本”,與具體文本生成時間一致的文本被定義為“同步文本”。所有圍繞同一事件相關體形成的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組合成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文本集合體。從空間呈現上看,具體文本、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存在于不同的網絡頁面中。從互文性關系的角度看,前文本、后文本、同步文本與具體文本之間可能存在明確關系,如材料來源、內容來源、改寫、續寫、仿寫、知識背景、同步報道等,也可能難以構成互文性關系。概言之,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既是在生成時間上與具體文本形成對比的文本,又包括與具體文本有著明確互文性關系和難以構成互文性關系的文本。
那些與具體文本存在明顯互文性關系的前文本和后文本,往往都是圍繞同一事件相關體所形成的文本集合體內的組成部分,而沒有形成明確互文性關系的文本則多在事件相關體方面存在差異。圍繞“女大學生失聯”這一事件相關體形成的具有明確互文性關系的文本,不僅有李某失聯案的相關文本,還有涉及此類社會事件的其他文本。同步文本是不同傳播主體剛好在時間上同步生成的文本,可能內容相關,也可能完全不相關。不管文本之間是否存在明確的互文性關系,所有文本都可能通過網絡鏈接建立起聯系,實現敘事意義的普遍多向建構。
從網絡鏈接技術上看,網絡敘事文本意義的普遍多向共構是通過關鍵詞搜索、主題詞關聯、智能篩選、個性化推薦等網絡鏈接方式實現的。網絡搜索功能根據關鍵詞將相關的具體文本及其前、后文本全部匯聚在網頁當中,雖然只呈現出標題和部分內容,但將原本分散的各個文本建立起聯系。傳播主體可以在網絡搜索功能的輔助下,進行文本篩選和建立個性化的敘事文本網絡。具體文本的末尾往往會提供與該文本主題詞相關聯的其他文本鏈接,通過這個鏈接,傳受主體可獲得更多相關信息,也可分享信息、傳播觀點和發表評論。互聯網信息技術具有記錄、分析、過濾、推薦等功能,會根據搜索記錄和閱讀偏好推測讀者需求,智能隱匿不符合讀者需求的內容。在引導和開發讀者敘事興趣的同時,促進讀者參與到網絡敘事的進程中。在個性化推薦技術的支持下,傳播主體的個性特征、個人需求和行為偏好既是文本生成的重要元素,也是文本再生成和再傳播中的重要變量。網絡敘事正是通過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建立起的普遍多向聯系,使得具體文本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以及具體文本與同步文本、前后文本之間建立起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緊密和廣泛的聯系。
四、文本集合體、具體文本和群體傳播共同架構闡釋系統
如前所示,文本間的普遍多向建構是從文本客體的角度去思考網絡敘事文本的意義生成,接下來本文則進一步從文本客體、傳受主體與網絡群體傳播語境的整合視角分析網絡敘事的意義是如何生成的。文本闡釋實質上是闡釋者對具體文本意義的尋找、解釋、闡發或重構并形成新的具體文本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闡釋者既是原具體文本的讀者,也是新具體文本的作者。作為讀者,闡釋者與具體文本的話語意義進行交流;作為作者,闡釋者又與其他讀者進行對話。因此,有學者將這種闡釋者的雙重身份總結為“讀者—闡釋者”和“作者—闡釋者”。具體到網絡敘事中,闡釋者實際上包含了所有參與網絡敘事的傳受主體。
在與文本進行交流的過程中,作為個體的闡釋者需要充分理解閱讀文本的話語意義,也需要在闡發、重構等敘事行為中表達出能被其他闡釋者理解的話語意義。從經典敘事學的觀點來看,話語是敘事內容得以表達的方式和手段。查特曼認為,這種“方式和手段”不僅指敘事策略,還指“它在具體材料化媒介中的呈現”。敘事策略包括敘事視角、敘事視點、敘事者、敘事聲音、自白等,“在具體材料化媒介中的呈現”指文字、電影、油畫、舞蹈、音樂等媒介對敘事話語的影響。查特曼雖然注意到了媒介形態也是重要的話語方式,但由于主要討論敘事的本質問題,因而沒有觸及話語主體及其所處媒介環境等對話語意義的重要影響。
其實,話語是一套極其復雜的關涉文本意義建構的組合體系。除了文本形式上可視的語言、修辭外,文本話語還隱含著闡釋者的理解方式、認知框架以及媒介環境對敘事意義的影響。在相同的媒介環境下,同一話語可以有不同的表達策略和表現方式,也可因不同的理解和認知框架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內涵和意義。媒介環境決定著敘事的形式和意義,控制著敘事內容的傳播方式、流向和分布,也影響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正如尼爾·波茲曼所述,“一種重要的新媒介會改變話語的結構”,話語結構中的所有元素都承載著信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媒介環境已經從大眾傳媒壟斷話語表達的時代,演變為社會個體自由多元鏈接的傳播主體多樣化的網絡群體傳播時代。在這種難管理、去中心、弱把關的媒介環境下,普通個體的話語意義能夠在闡釋和交流中實現社會化傳播,進而演變為社會性的話語實踐。因此,討論網絡敘事意義的生成離不開對闡釋者和媒介環境的觀照。
在前網絡傳播時代,普通個體闡釋者因諸多原因難以成為個體認知社會化表達的話語主體。在以口語和文字為主要敘事方式的時代,社會敘事的話語主體主要是權力集團、社會名流和文化精英。他們擁有話語表達所需要的口才和文字能力,能夠以個人名義參與社會敘事。但是,由于傳播媒介落后、內容深奧、受眾認知水平有限等原因,他們的敘事難以廣泛傳播。在以報紙、書籍、廣播和電視為主要敘事方式的大眾傳播時代,傳播媒介的覆蓋面、時效性和傳播內容的靈活度大幅度提升,但社會敘事的話語主體是“具備與大眾媒介特質相契合的表達能力的少數個體”,是書刊的“善寫者”、廣播的“善說者”和電視的“善演者”。他們以才能優勢壟斷了大眾傳播媒介提供的話語表達平臺,并利用渠道優勢傳播個人話語,而普通個體只是大眾傳播媒介線性傳播結構另一端的話語接受者。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少數精英所表達的話語內涵和意義,必須適應大眾傳播媒介所特有的生產機制、意識形態、商業法則等要求。換句話說,大眾傳播媒介的把關機制控制著話語表達,只有符合大眾傳播媒介特性要求的話語才能進行表達和傳播。
與以口語、文字和大眾傳播媒體為主要敘事方式和傳播渠道不同,網絡群體傳播時代以極具個性化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綜合形式為主要敘事方式。同時,傳播渠道除了大眾傳播時代的傳統媒體外,還有“網絡原生媒體”、個人社交平臺等多種敘事傳播渠道。網絡群體傳播所構建的自由多樣鏈接關系突破了傳統大眾傳播媒介的時空限制和壟斷地位,使得普通個體的主體性得以凸顯,也使得網絡敘事的話語生產方式、內涵和意義發生了巨大變革。
首先,網絡群體傳播賦予了所有網民參與敘事、闡釋的權力與機會,使得原本分散的個體敘事、闡釋行為在高度鏈接化的傳播系統中被連接成一個整體。網絡群體傳播時代是一個“人人都能發聲,傳播無處不在”的時代。從敘事渠道上看,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傳統媒體、“網絡原生媒體”、個人社交平臺等相互鏈接、彼此融合,形成了全時性、互動性的敘事交流平臺。基于傳播媒介“弱把關”的特性,傳受主體往往身份匿名、關系相對平等,敘事議題靈活,表達方式隨意,話語表達空間相對寬松。從敘事過程來看,作者主導文本意義的“中心化”敘事模式已經被削弱,讀者參與敘事成為可能。通過閱讀、點贊、轉發、評論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界限被打破,讀者轉換為闡釋者,與作者和其他讀者進行雙向動態交流。這就導致傳統媒體時代的線性敘事、單向傳播演變為非線性敘事和多向傳播,文本的生成和解讀無時無刻不暴露在開放性的網絡敘事場域中。分散的敘事行為通過高度鏈接化的傳播關系匯集在網絡傳播平臺,多樣化的議題及其闡釋成為常態。這也進一步導致擁有相關或相似敘事內容和話語意義的文本通過各類傳播平臺匯聚在網絡空間中,成為關于某一事件相關體的文本集合體。由此看來,網絡群體傳播時代帶來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敘事平臺和闡釋空間,闡釋者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得到全面提升。
其次,闡釋者通過轉述、整合、評論、解構、重構等方式對文本進行多元主觀闡釋,形成多元闡釋間的張力。在網絡群體傳播時代,闡釋者不僅是網絡文本的敘事主體,還是網絡時空中交流互動的虛擬主體和參與社會關系建構的現實主體。與事件相關的親歷者、目擊者、新聞媒體、政府職能部門以及所有關注事件進展的網民,都可能成為事件相關文本的闡釋者,從各自的角度對具體文本作出多樣化闡釋并建構出新的闡釋文本。在前述“南京女大學生李某失聯”的三個文本中,《又一起!南京一女大學生失聯21天》傳達的是記者與失聯者家屬兩個敘事主體相互肯定的話語意義。之后的文本,如《南京失聯女大學生已遇害!警方通報:被男友等人合謀殺害并埋尸》《男友曾去報案!南京女大學生被害,一個細節提醒所有人》等,都先后轉述或闡發了《又一起!南京一女大學生失聯21天》中的某些信息。這些后文本雖然增加了轉述者,但都仍然對被轉述者的話語意義持肯定態度,從而構成了與前文本一致的肯定性話語語義。與對作者話語進行肯定性闡釋不同的是,有的闡釋者也會對評論中的某些話語意義進行否定,如自媒體文本《惡意指摘被男友殺害女生私生活,是要給犯罪找正當性嗎?》。該文在轉述李某家屬的采訪、案情進展和某些網友的惡意評論之后,直白明了地闡述了與其他文本截然不同的觀點。該文本將分散的三種話語意義整合起來進行二次敘事,使之相互影響和烘托,形成了四種話語意義并存的張力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傳受主體的個性化解讀有時并不是單純地對原文本進行肯定性或否定性的闡釋,而是通過無限衍義、預設意義等方式建構起與其他傳受主體的互動關系,并進而影響社會輿論。“無限衍義”是指對文本的話語意義進行多重解讀和開放性挖掘,如挖掘作者意圖之外的話語意義、填補文本中沒有闡明的意義空白等。安貝托·艾柯在《詮釋與過度詮釋》中虔信文本意義是開放性的,倡導讀者對文本進行多重解釋,但反對天馬行空地對文本進行“無限衍義”的闡釋方法。他認為“解構主義者”的批評方法是不可取的,“這種批評方法無異于給予讀者無拘無束、天馬行空地‘閱讀’文本的權利,……這是對‘無限衍義’這一觀念拙劣而荒謬的挪用”。“無限衍義”的基礎是原文本,闡釋者對原文本的多重闡釋不能脫離原文本意圖。艾柯認為,作者意圖和讀者意圖之間還存在著文本意圖,它并不顯露在文本表面,闡釋者可以從文本中推斷出來,但不能“無限衍義”。因此,“無限衍義”也就是艾柯所論的“過度詮釋”,是一種違背作者意圖和文本意圖的意義闡釋方法。在網絡群體傳播時代,“無限衍義”的闡釋方法表現為多傳播主體通過文本解構、借題發揮等多種方式,對具體文本乃至文本集合體進行個性化闡釋。一些網絡段子都通過“無限衍義”的闡釋方式和別具一格的二次敘事策略創造了有別于原文本的話語意義,挑戰了原文本的作者意圖和文本意圖。
與“無限衍義”的闡釋方法有所區別的是,“預設意義”是指傳播主體在解讀文本前已有主觀的立場、觀點或結論,并在闡釋中將主觀的立場、觀點或結論賦予被闡釋文本。這種“預設意義”的闡釋方式在文學批評中被看作“強制闡釋”,即“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前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張江認為,“預設意義”的顯著特點就是闡釋者以“前在”的立場和意圖將文本之外的意義附會在文本之上,并在闡釋中得出與前在意圖一致的闡釋結論。在網絡敘事傳播中,傳播主體為了抒發內心情緒或實現某種目的,往往通過“預設意義”的方式闡釋文本,使得新闡釋文本呈現出更為復雜的話語意義。
類似解構原文本意圖、調侃社會現象、抒發闡釋者內心情緒的段子或文本有很多,它們在社交網絡平臺快速傳播,使得具有相似看法的傳播主體在短時間內聚合成無形的群體。一方面,當個體意識獲得其他個體的認同,并通過社交網絡進一步傳播時,個體敘事就獲得了群體性支持。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公布的最新數據,中國網民規模已達9.04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3%。網絡敘事能夠跨越年齡、性別、職業、學歷、收入等社會結構差異和時空界限,將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聚集在網絡之中,讓他們相互交流、認同或排斥,增強了社會活力。時政新聞、娛樂八卦、科普流言、網絡謠言等敘事內容在滿足人們相似信息需求和情感需要時,也促使人們更加自發地相互靠攏,形成社會凝聚力。即便是信源不確定的敘事內容,在社交網絡平臺的“信源美化”作用下也會演變成為值得“信賴”的敘事。個體敘事獲得群體性支持的過程,既是網絡敘事主體的主體性意識逐步增強的過程,也是網絡空間中分散的個體鏈接成為群體的過程。這種群體化的鏈接關系促使個體情緒逐步疊加、融合成為群體情緒乃至社會共有情緒,并最終對社會輿論和公共議程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另一方面,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敘事關系既是敘事主體間的關系,又形成了一種特別的網絡敘事語境和媒介環境。通過觀點整合、述評結合、無限衍義、預設意義等方式,網絡文本的闡釋者傳達出了多種話語,而這種多樣闡釋意義的生成除了受文本內容、表達策略等影響之外,還有更為復雜的語境原因。從闡釋者的角度來看,多樣化的傳播主體通過高度鏈接化的關系網絡聚集在網絡空間上,跨越年齡、身份、階層、地域等隔閡,進行著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敘事交流活動。其中混雜著多傳播主體之間的信息共享、情緒感染、認知共識,以及多闡釋主體展現自我和進行社會交往的心理需求。這些既是多敘事主體間的交流活動,也是多傳播主體間的交往實踐。從意義生產的環境來看,只有話題吸引力強、發文及時的敘事才有可能獲得較多關注,因此不管是專業媒體、非專業媒體還是個人,都試圖快速、及時、低成本地生成和傳播敘事內容。敘事意義的共享將多元、多樣、異質的傳播主體建構成社會交往共同體,而線上線下的社會交往實踐活動也會進一步促進敘事意義的個性化。多元多樣傳播主體間的交流和互通是網絡敘事的動力機制,這種社會交往實踐活動會讓差異化的敘事意義在網絡空間中相互纏繞、彼此影響,并進一步推動網絡敘事的進行。
此外,智能生成技術、算法推薦技術等也會對網絡敘事的素材選擇、內容生產、話語意義產生影響。憑借智能生成、算法驅動等功能,機器參與素材搜集、初稿寫作、內容分發等部分敘事進程,成為網絡敘事主體之一。人和機器的協作過程往往忽略敘事策略,而將內容、觀點等作為敘事活動的重點,因此話語意義也會受到相應的影響。事件相關體被講述成一個個猶如積木玩具似的獨立文本,機器再根據每位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心理需求將這些獨立文本呈現給不同的讀者。看似是“按需分配”,其實背后隱藏著智能敘事對事件相關體的思考以及對某些話語意義的操控。從這個意義上看,依托智能生成技術、算法推薦技術等生成和傳播的網絡敘事,實際上是一種形塑新話語權威的中介。
綜上所述,網絡敘事的文本客體、傳受主體和網絡群體傳播環境之間構成了相互闡釋的意義系統。網絡敘事文本、傳受主體對文本的闡釋以及二者之間的雙向、反復影響關系不僅是網絡群體傳播的“例證”,也是其“表現”。網絡敘事文本以及傳受主體對文本的多樣闡釋在網絡群體傳播環境中直接產生,網絡群體傳播環境的形成離不開前二者的助推作用。無限衍義、預設意義等多樣闡釋共存與交流,恰好展現了網絡群體傳播時代多樣化傳播主體在信息、情緒、認知等方面的可溝通性,即可以相互對話和影響的話語關系。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敘事關系既呈現了敘事主體間的關系,又形塑了一種特別的網絡敘事語境和媒介環境。因此,文本客體、傳受主體和網絡群體傳播環境共同建構了網絡敘事意義的多樣化和差異化,也架構起了復雜的意義闡釋系統。
從結繩記事到網絡敘事,科技不僅推動著人類的傳播活動,也必然帶來社會交往方式和人類思維方式的改變。網絡群體傳播環境和網絡敘事在為社會信息的生成、傳播提供支撐和干預時,必然會給多樣傳受主體的社會交往和思維方式帶來新變化。其一,通過網絡敘事實踐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交往關系,因交往范圍的擴大、交往方式的豐富、交往關系的補充增強等,成為了既有社會交往形態的有效補充。這些現象的背后,既是人類順應社會發展、追求自由全面交往的內在需求,也使新的交往方式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其二,由于網絡傳播環境的日益復雜和網絡敘事的多樣易變,人類思維方式也面臨著再度解構與重構的隱憂。網絡敘事在通過社會交往連接起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社會經驗和價值信念時,也使得來自群體的話語權力深刻地影響著個體的話語表達和經驗傳遞。特別是當個體力有不逮之時,群體經驗便成為個體敘事實踐的支持性力量,個體獨立分析的思維方式便被群體經驗所遮蔽甚至取代。
網絡敘事的活躍性和龐雜性,是全球發展的大環境和總趨勢,也使人類社會生存、發展、演進面臨著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網絡敘事在改變社會的同時,也使世界陷入諸多不可控制的風險中。多傳播主體在這個環境下能否繼續進行有效的社會交往,人類思維方式能否更為科學合理,由此引發的對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等等,都是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問題群中的重點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網絡混沌復雜的敘事機制所引發的社會交往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嬗變或許會對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的步伐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