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3日，美國行動繪畫鼻祖拍出杰克遜·波洛克的作品Number 5（《1948年作品第5號》）以1.4億美元的成交價，拍出了當時全球繪畫作品最高價。

《1948年作品第5號》

哈佛大學藝術史博士黃文叡得聞消息，幾年前的一件小事浮上心頭。擅長西方現當代藝術史、視覺藝術符號學、藝術市場消費行為和文化研究的他，當時在美國擔任藝術顧問，被一位佛羅里達的藏家邀請到家里鑒定六幅波洛克的畫作。看到畫作后，經驗告訴他，這里面有問題，不僅僅是作品的真偽問題，還牽涉到金融詐騙。

此事雖然未有結果，但一直懸在黃文叡的心中。他覺得是很好的小說虛構素材。

如今，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念頭終于得以完成。其以文叡作為筆名，以波洛克的滴畫為線索展開的藝術金融懸疑小說《消失的波洛克》在日前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并于11月14日下午，在上海中心朵云書院旗艦店舉行了分享讀書會。

《消失的波洛克》書影

《消失的波洛克》講述了一段曲折離奇、危機重重的探案故事。一則因波洛克滴畫而起的犯罪案件發生在長島東漢普頓，美術館館長、金融界大鱷、保險業巨子、藝術品收藏家、聯邦調查局探員等各色人群均卷入其中，而最終的秘密則藏在波洛克的22幅滴畫之中。

書中，他大量援引現代藝術史知識以及相關歷史掌故和野史，同時引入偵探、陰謀論等元素，使得史實與懸疑交織，藝術與驚悚相融。同時小說還呈現了藝術圈與金融市場、藝術品犯罪之間的復雜關系。

想要寫一本類似《達·芬奇密碼》的小說

在那次鑒定之前，丹·布朗的《達·芬奇密碼》，黃文叡已經讀了好幾遍。

“我不敢說它對我完全沒有影響，但是它是讓我想要寫一本類似小說的一個非常大的動機。”黃文叡說道。

不過，《達·芬奇密碼》的故事是架設于一個虛擬的地下組織，用宗教符號的方式梳理故事情節，很多是完全靠著想象，黃文叡覺得似乎可以跳出這個框架，另尋他途。

“進入藝術品市場后，看的多了，接觸的多了，就知道這里面有太多臺面上和臺面下的手法了。”就在這時，波洛克疑作之事出現了。

“佛羅里達州有一個大收藏家，想要把一批東西抵押給銀行做融資，必須找第三方的鑒定線下機構，就找到了我當顧問的一家公司。”看到畫之后，黃文叡心里充滿了問號，但他看到了跳出《達·芬奇密碼》框架的切入點，“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爾虞我詐，可以成為小說的素材。”

2006年，波洛克的《第五號》在市場上創造全球畫作最高價，讓黃文叡感覺到時機快成熟了。“想想看，當年的六件作品如果能魚目混珠的進入市場，在一件作品能夠賣1.4億美元的情況下，這六件作品就不得了了。”一個與藝術市場交易相關的懸疑框架逐漸形成。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系，這個故事直到回國后才落地成書。前后醞釀花了十多年，但從真正動筆到完稿卻只用了三個月。 

“或許創造了一本現象級的作品”

作為藝術評論家，《消失的波洛克》首先吸引丁曦林的當然是波洛克其人其作，波洛克和懸疑掛鉤，讓他感到期待，想一窺究竟。

等到一口氣讀完之后，他感覺“這可能是一本現象級的作品”。

“為什么是現象級的作品？因為我沒看過除這本書之外的第二本藝術金融小說，藝術小說倒是有。”在丁曦林看來，會寫小說的人不一定能駕馭藝術金融，而懂金融的未必能寫小說，未必能寫得這么流暢，“這本書將來會有無限的可能，可能會改編成電影、電視劇。”

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張方白自述因為忙于繪畫、展覽，已有十年沒看書了，“但是這本書我一看就入迷了。”不僅如此，看完之后的幾天，他依然沉浸在書的劇情中。這讓張方白覺得，不僅僅是藝術、金融這些符號，作為小說，《消失的波洛克》是有自己的特殊技巧的，而這也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非常看重的一點。

拿到書稿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社長王焰首先想到了丹·布朗。

“我知道黃先生是一個藝術家、藝術評論家、鑒賞家，他來寫這個小說，我第一感覺是想到了丹布朗，我覺得這就像一個學者在他熟悉的領域，把他知道的知識和他的符號、理論用故事表達出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也是很有意思的題材。”但是光具有學科和知識背景是不夠的，如何以小說的標準呈現才是核心。

“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是一個以出小說作品見長的社，小說出得很少。所以我們如果要出小說作品，是有門檻和要求的，我們會對文字有相當的把握和認可才會出版。”在王焰看來，《消失的波洛克》在文字和情節足夠吸引人，是最打動她的，其次才是有可能誕生了一個新的IP，“可能拍電影、拍電視，甚至也有可能做一個小劇場的話劇。”

寫書寫到快精神分裂，最關心的是人性

在《消失的波洛克》中有著不少知識性的內容，但是黃文叡覺得這不是掉書袋或強說辭，而是根據情節需要的有機結合，是為了使得內容和情節更具可信性。不同于丹·布朗的大量虛構，在黃文叡看來，一個小說能貼近讀者，其虛構和真實的比例應該是一半一半，即使是虛構的部分也要讓讀者渾然不覺。

而無論是波洛克也好，還是金融詐騙也好，黃文叡都只是把它們作為切入點或表象，其真正想要呈現的是其中復雜的人性。

回國以后，黃文叡深感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國內，他所接觸到的最重要的不是作品，而更多是人的問題，“人處理不好，你不可能還有機會碰到作品、談到作品。”這讓他理解了為什么說中國人是重人重情的，為什么常常講情理法。

所以在小說里，波洛克只是影子，人物性格和人性始終是第一位的。里面的人物圍繞著波洛克的作品爾虞我詐、你來我往，人性就出來了。“不要問我這部小說有沒有什么對文化的思考之類的，沒有，我寫小說我只想講述人性。”

為了使得這些復雜多變的人物可信、清晰，黃文叡不僅做了大量筆記備忘，還會投射進入不同人物的內心和行為，寫到后來，他覺得自己已經有點精神分裂了，“但是我非常享受精神分裂的狀態。”

在他看來，當藝術家多少都要有點精神分裂的狀態，尤其是創作的過程中。“我常常講波洛克是無賴，為什么他還會被封為最偉大的藝術家？因為只有無賴才能干這么偉大的事情，太清醒的人干不了，福柯說文明是建構在瘋癲上的，所以藝術創作就是那瘋癲的一瞬間，文學創作也是要進入瘋癲的狀態，你不能太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要做到無我、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