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是現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學人。他在1922—1933年間主編《學衡》雜志，踐行“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學術宗旨；1925年參與籌辦并實際主持清華國學院工作，短短一年間清華國學院從無到有并在中外學界形成了深遠的影響力。那么，吳宓對國學的楷定及其內在精神義理的發明，便顯得頗為重要。

一

如何定義國學，吳宓1925年9月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中說，“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此一“學術文化全體”，雖仍指向經史子集的“四部”之學，但吳宓顯然有其獨特的理解。他在《悼柯鳳孫先生》一文中發明道：“經”為形而上的普遍真理。經言理，史述事；理在普遍永久，事屬變動偶然，故一部“二十四史”即為經之理的具體實證。子部是個體對“宇宙人生自然全部之觀感印象而組織成一系統者”，故其相對于經部真理的普遍性、史部的社會整體性而言，當位居于經史之下。而集部個體性、情感性的屬性，使之相較于子部的理智而言，又當在子部之后。由此，吳宓對“四部”之學內在秩序和邏輯的闡發，已然溢出傳統學術的視野，而呈現為中西學術會通的觀念自覺。他的講經論理——“萬事萬物之本原”“普遍永久”之理，實接近于西哲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而他所謂的遍布宇宙間的真實本體，為一切萬有之根源的“真如”，又近乎佛教的華嚴境界。因此，吳宓說中國學術系統的“分類及次序，實含有深遠之至理。以普遍之標準（綜合中西古今，或超一時一地）評察之，可明其意義及價值”，信可謂也！

更進一層，傳統儒家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國學術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必然寄寓在典型人物身上。所以他說：“中國學術史中之典型人物及偉大作者，必由此系統而產生，亦非遵此系統莫能造成……并包含一種理想與精神，其所希望造成之人物，簡言之，為（1）內圣外王，德行兼備；（2）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3）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此種理想人格，乃中國學術系統應有之產物。而學術系統與理想人格，二者實組合一體，交相為用。惟有此種系統乃能產生如此人格，亦惟有此種人格，乃能證明此系統之成功及其存在之價值。”晚清以降，中國舊有的學術系統正在遭遇重大沖擊，這在夙持古典人文傳統的吳宓看來，該系統將與其“所造成之理想人物，恐將從此而斬”，這恐怕也是他一再致意“老師宿儒明賢碩學”的深意所在。吳宓盛贊曾國藩為“中國近三百年中值得吾人崇敬之人物”，推譽柯劭忞“中國學術系統人格規范，則更純乎其純者也”，深信王國維“實亦恪遵中國學術系統而歆慕該系統所孕育之理想人格者”等，正是他從中國人文精神發揚處的立論。

二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國的原始儒家本具有鮮明的人文主義取向。作為親炙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的中國弟子，1921年吳宓留學歸來后，在新人文主義的統攝下，闡發中國圣賢哲理和文藝美術精神，是其國學觀的特殊之處。他解釋道：“夫西方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東方有釋迦及孔子，皆最精于為人之正道，而其說又在在不謀而合。且此數賢者，皆本經驗、重事實，其說至精確，平正而通達。今宜取之而加以變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為人，則物質之弊消，詭辯之事絕，宗教道德之名義雖亡，而功用長在，形式雖破，而精神猶存，此即所謂最精確、最詳贍、最新穎之人文主義也。”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人文傳統，實是新人文主義思想資源的重要部分之一。吳宓在中國倡導新人文主義，自然也要首先基于儒家立場，進而會通古希臘以降的人文主義統緒以及佛學的精義微言。

但中國在由傳統向現代轉換的進程中，最精于為人之正道的儒學卻遭到過激派摧枯拉朽般的攻詆。對此，吳宓強調要一方面發掘中國人文傳統中恒在的精神價值和現代意義，一方面吸納融合異質文化中的合理成分，進而推進中國文化的生新與創造。他說：“孔孟之人文主義，原系吾國道德學術之根本，今取以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下之學說相比較，融會貫通，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歷代名儒巨子之所論述，熔鑄一爐，以為吾國新社會群治之基……所謂造成新文化融合東西兩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吳宓之所以具有歷史的、開放的人文視野，是因為他堅信中西方在道德、心性、論理、治道等方面均是建立在同而不異的人文基礎之上。

三

吳宓國學研究的現實旨向，意在求“歷史的綜合與中心學說之造成”。1926年1月，吳宓在清華《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中指出今日國學研究的兩重目標：第一重是對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運用現代學術理念、方法進行整理綜合，并從中發明中國經史文藝特有的精神和價值；第二重是在人文主義的視域下，立足現代中國，以儒家學說為根本，秉持對中西方道德倫理趨同的人文確信，折中調和，斟酌去取，嘗試建構起一套具有普適價值的道德、社會和人生的新秩序。這也是吳宓欲“造成一中心之學說，以定國是”和對全世界迷亂紛爭或有所貢獻的具體所指。為此，他一再說：“將來世界文化必為融合眾流，而中國文化之特質，厥為納理想于實際之中之中道。吾儕就此發揚光大，使中國文化得有以貢獻于世界，是為吾儕之真正職責，亦不朽之盛業。”

很顯然，吳宓所懸設的國學研究目標，不盡然是中國文化全體的事實，更關鍵在于事實背后的獨特精神，以及其中所蘊含的現代性價值，而這必須建立在國學“高深專題研究”的基礎之上。但吳宓的國學觀又要求它必然落實到社會實踐中，所以他格外強調“教授普通國學”的重要性。吳宓本欲借此“為中國養成通才碩學”“造就正直高明之士”，以轉移社會風俗，培植民德民性。他說，這是清華研究院對于國學、對于社會，對于中國前途，所應負有的重大責任。如果說，吳宓兩重研究目標是“體”的話，那么對于通才碩學的培養便是“用”了，體用兼備，本末一貫，方是吳宓國學觀的完整體現。

職是之故，吳宓的國學觀可綜括為：在以儒學為根本的人文主義視野下，在傳統向現代轉換的歷史進程中，因循中國學術系統的本然結構，擷取孔孟往圣之人文精粹，復參照于西洋的道德哲理，綜合貫通以求取中國文化之真精神，并進而建構起一套具有普適價值的道德、人生和社會的新秩序。

（作者：黃彥偉，系河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