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石魯原名馮亞珩，少時學畫習文，后因追崇石濤和魯迅，到延安參加革命時即更此名。石魯百年誕辰時,我和幾個女畫家一起，到國家博物館參觀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石魯個展“藝道長青”。

這次展覽共展出石魯生平所作近400件作品。一向冷靜沉穩的油畫家黃德華看完石魯作品后，竟說自己有了改畫國畫的沖動。我相信并理解她那一刻的感動，在“革命史詩”單元中看到石魯延安時期的人物素描時，她曾一改往日的語速平緩，略顯急切地說：“這些人物形象雖算不上美，卻透著一股黃土地般的親切。那么質樸！”停頓了一下，她還慨嘆著又補充說：“比齊白石還質樸”。

的確，這些隱含著速度和力量的鋼筆素描人物寫生，像一股奔流的清泉，又像悶熱屋子里忽然吹來的一陣清風，讓專程急急趕來的我們不由得精神一振。那些發黃的小卡片紙上，不管老幼美丑，無論坐臥立蹲，儼然都是“立”著的。那是一種牽引著人物神采的力量，是昆曲憐人將軟糯的水磨腔穩穩送出喉的外柔內剛，也是并非努力就能獲得的一種通靈般的光。

在“時代禮贊”單元，石魯的山水畫漸顯高深磅礴，花鳥畫的呼吸和節奏也更為妥帖自然。這一時期的作品，畫面在繁復中有著敏銳的簡潔，就像在一篇小說中讀到文眼，在一首長詩中讀到金句。紅雨邊看邊在我耳邊不停贊嘆：“無論是花鳥、人物，還是山水、場景，他的表現都太突出了，畫風也無定勢，真是難得。”

而我是在看到石魯的書法作品時，才覺出他不拘一格、剛直不阿的凌厲來的。和繪畫一樣，石魯的書法亦有著非常鮮明的個性：方筆為主，行筆生澀莊重，迂折張揚，卻又鏗鏘剛硬。他擷取了眾家之法中貼近自我心性的部分，又結合自身所長，融而化之為獨具一格的書法語言，淋漓盡致地表達著他內心激烈的情感。

他的小詩《刀步》，讓我更加感受到那些點提捺頓，無不承載著他內心的呼號與吶喊和對無常的憎恨與抗爭：“刀步，淚如注，點點斑斑都是悟。臨死，寒花怒，灣灣拐拐遭人妒。通情，原是哭，旦旦朝朝拜天去。”

石魯的一生，從四川到陜北，從京城到西安，從青春飛揚到暮絲成雪，一路經歷了太多坎坷與磨難。

他人生最為意氣風發的時刻，是創作《轉戰陜北》的20世紀60年代初。為完成國家指定的美術創作任務，已定居西安的石魯被抽調至北京，住在雨兒胡同的齊白石舊居內作畫。在京三個月，石魯圍繞主題任務構思了近50張創作稿，選定用稿后，他卻只用了一周時間，就完成了尺幅超過2米，以豪放壯美為基調，兼以婉約抒情的名畫《轉戰陜北》，成為轟動一時的大型主題創作標桿。

這一時期，石魯還為北京人民大會堂創作了巨幅國畫《延河飲馬》，并深入秦嶺寫生，創作了《高原放牧》《東方欲曉》《秦嶺山麓》等一系列富有詩情的新山水畫。從這時起，石魯的藝術風格發生了急遽變化，繪畫風格和作品面貌也日趨成熟。

然而，此后不久，石魯的藝術人生便遭逢了逆旅。在創作革命歷史畫《東渡》時，藝術風格越來越個性化的他因使用了創新手法而被貶責，連累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轉戰陜北》也遭到非議而被撤下。緊接著，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石魯作品選集》，也因受到《東渡》株連而被禁止發行。之后，他接連遭受了作品不得參展，身體出現肝硬化、精神分裂等一系列“逆旅并發癥”。

夜那么黑，有人就會停止趕路。可石魯始終沒有放棄對藝術的追求，從未放下手中的筆。因身體原因，晚年的他不再創作大型主題作品，但他將多年積累的詩書畫印藝術修養，糅合運用到了山川、動物、花鳥等“新文人畫”的創作中，在畫面營造出金石崩裂般的沖突感，那些來自心源深處的熱情和痛苦，常讓觀者在讀畫的瞬間被打動。

而我對石魯的敬重，是因了解到沉苛在身的他，直至去世仍在呼吁“藝為人民”——一個經歷過春茂冬寂的藝術家，以抗爭的精神走完他的四季。“美術只有為人民服務才有前途”的思想，校準了文藝為了誰的方向。

看展歸來，一日在網上忽遇一張石魯晚年時的照片。他面容清瘦，神情剛毅，滿頭銀發桀驁不馴地伸向四周。他那濃密粗硬的發質似與魯迅先生相近，飛揚的發梢卻又呈現出石濤作品中的動感與張力。他身體略向前傾，那雙在胸前揚起的飽經風霜的大手，仿佛想用力抓住些什么。

看著這張照片，我突然想起杜甫晚年時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所詠的詩句：“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石魯與杜甫相隔千年，卻共情同理。他們心中牽系的，都是平民蒼生，這份情懷，已然遠超了許多為藝而藝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