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為90年代以來的當代詩歌勾勒一個清晰的輪廓并非易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慣性的抒情機制、意識形態的邏輯鏈條、一呼百應的口號魅惑，它們在這么一個日益分化的時代都趨于潰散。原子狀的詩歌部落散落于大江南北，野蠻生長，以彌散的方式呈現了當下詩歌的復雜面容。然而，當下詩歌面容固然繁復曖昧，一種倔強的表情卻讓人銘記，比如這副與時代相背的古典表情，它隱忍、克制，有著堂吉訶德式罔顧時代律令、逆流而上的堅決，在眾生喧嘩、強調現代主義的時代，古典主義者宛然踽踽的騎士，執著地朝向幽暗的可能性前行。

無疑，挾帶著法律、工業、消費的現代性籠子已悄無聲息地降落，經過重重改造的白話文成為文學通行證，一個從傳統斷裂處聳然崛起的權力機制隱然形成。面臨新的語言質料與現代性符碼，對于諸多當代詩人而言，波德萊爾所發明的現代詩學似乎成為詩歌唯一可能的方向。遠溯荷爾德林、里爾克，近至奧登、沃爾科特，連續閃爍的西方身影化身為筆頭神祗，成為中國詩人汲取能量的詩歌策源地。當代詩人們熱衷以翻譯詩歌與西方詩人作為終極評判依據，并將如何朝上述詩人靠近轉化為一種普遍的時代執念，然而，就在他們勇猛地切入現代性的存在場域、分享全球性現代狂歡的同時，有關文化失根、復制他者的詬病也隨之而來。針對當代詩人孜孜朝西方現代性方向蜂擁的行為，作為旁觀者的宇文所安潑了一瓢冷水，他尖銳地指出：作為單向的跨文化交流中接受影響的一方，出于對“世界詩歌”的想象，用英語以外語言寫作的詩人“意在和過去決裂”，往往使其作品變成了歐美“現代主義的翻版”。 這一直率的指摘引發了詩壇的內爆，也引出了老詩人鄭敏對于如何賡續古典詩文傳統的鄭重呼吁。然而，這一發生于上世紀90年代的詩歌事件在引發幾場討論之后，很快消沉于硝煙四起的詩歌戰場。只有部分躊躇于時代旋渦邊緣的詩人們頻頻回眸，溯流于傳統詩學之源，努力掙脫癥候式的現代性籠罩，讓古典那幽美的面孔以警醒的方式徐徐綻放于現代性陰影之間。

有意味的是，孤懸海外、剝離漢語傳統之域的海外詩人于1990年前后開始了朝向古典的集體航行。顧城遠赴新西蘭，在漂流島上執意過著與鄰舍雞犬相聞、不相往來的隱士生活，他掙脫了朦朧詩的抒情性眩暈，傾心于古體詩的創制，《漢堡臨渡謝梁君》《嫻歌》等數十首詩作流溢著唐人余脈，這些致敬古詩的仿制之作開啟了顧城逃逸現代性籠罩的離心之門。蟄居海外的楊煉則如密室里的煉金士，他不但以極致的方式書寫了彰顯漢語之魅的組詩《同心圓》，而且著意在古籍詩文與現代經驗間化合一種“中文性”的詩作，其組詩《水肯定的》與古籍《水經注》形成互文性對話，古今纏繞的詩歌形態成為現代漢語與古典文獻一次炫目而華美的語言炫技。較之顧城對于古典詩詞的仿制、楊煉對于漢語的瘋狂迷戀，張棗去德國后更專注于“化古化歐”，借助他者之鏡再次確認傳統之魅惑。他承續了《鏡中》的書寫態勢，于異域更深入地汲取古典資源，不僅迷戀于古典意象的翩然，讓“鶴”“繡花荷包”“燈籠”等傳統符號聯翩入詩，而且以特有的甜潤語調有力地綜合了漢詩情調與現代意緒，為現代詩注入了“恍惚、唯美”的古典特質。在此，漂泊成為促使詩歌美學肌理變形的一個契機，海外詩人于失根的反重力壓迫之下，反而從傳統內部覓得了書寫的安頓，萃取了詩歌的活力。

古典不僅是一種修辭，一個安放漂泊心靈的懸浮之鄉，也是當下一批桀驁詩人對抗現代性生存圖景的精神旗幟，例如楊鍵、李少君、陳先發、趙野等，他們矚目于林泉飛鳥、田陌農夫，痛心于山水、寺廟、宗祠等堅固之物的傾頹，所以他們贊美、感慨、沉思又痛哭，要從傳統斷裂處再續前緣，要從時代的飛白處目迎古典之飛鴻。

楊鍵秉持傳統耕讀之道，結廬于馬鞍山鄉野之間，浸淫于水墨、虔誠于禮佛，以一名傳統士人的方式背面于時代而獨行。他堅定地抗拒著工業化時代的降臨，以遺民的方式喟嘆“什么都在來臨啊，什么都在離去”，所以“必須愛上消亡，學會月亮照耀”。（《古別離》）他悲痛于現代性暴力結構下被碾壓的美，渴望“失散的事物將由仁來恢復”，要藉孔孟之道來縫合這時代的文明。較之楊鍵悲愴的感嘆詩學，李少君攀援東方自然哲學之枝以尋求救贖之道，“中國傳統，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國文明的基礎，是中國之美的基礎”。（李少君：《自然對于當代詩歌的意義》，《大家》2014年5期）“道法自然”的東方哲思是李少君詩歌的美學基礎，也是其詩歌精魂之所在。他的詩多以修辭退卻的形態再現其潔凈的真身，以拒絕感嘆的自然抒寫呈現美與能量。“青山兀自不動/只管打坐入定”。（《春天里的閑意思》）在詩人看來，自然山水以其亙古不變之大美無聲地調節著現代人的心靈，以其攜帶的悠遠文明默默教化著迷途的游子，返回自然，也即回溯來處，學會傾聽文化血脈深處的永恒召喚。如果將上述當代詩人簡單地納入時下流行的生態詩群，無疑縮小了他們的精神能量，在我看來，他們頻頻回眸的抒情姿態、對永恒之物的體諒、對破碎時代的完整性追求，再次“化生”了古典詩學的精神命脈，擦亮了東方哲學的微弱光芒，為現代性危機提供了一條迢遙的回應路徑。

一騎絕塵、朝向現代性集體狂奔的現實并未兌現有關現代烏托邦的美好許諾，家園的離散、人心的迷失、惡之花的全面釋放，讓人窺見了現代深淵處的重重暗礁。對于詩歌而言，它也并非一種需要加速前進、無限進化的精神結構，它永遠置身于艾略特所言的傳統的偉大序列之中，有其自足的美與內在要求。因而，我們需要從速度的挾持下解放出來，需要這么一副“不合時宜”的古典表情來認清現代性的蠱惑與暴力。當下詩人對于傳統的吁求、朝向古典的回眸，不啻為對現代性權力之籠的不竭回擊，他們唯美而悲壯的逆行讓“古典”成為這個時代決絕而優美的反抗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