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鄉村題材創作居于特殊地位。正如孟繁華所言：“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鄉村中國一直是最重要的敘述對象。因此，對鄉村中國的文學敘述，形成了百年來中國的主流文學。”關于鄉村題材創作，從魯迅、茅盾、沈從文到趙樹理、孫犁、浩然、柳青，再到高曉聲、路遙、陳忠實、賈平凹、莫言、韓少功、張煒、閻連科、遲子建、劉震云、劉醒龍、李佩甫、關仁山、陳應松，還有更年輕的孫慧芬、喬葉、葛水平、曉蘇、胡學文、梁鴻、付秀瑩、馬金蓮等等，文脈賡續，奇峰綿延，創造并積淀了深厚的鄉村敘事美學傳統，也構建了最具特色的“中國故事”。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三農”問題成為焦點，鄉村社會呈現出更加豐富駁雜的圖景，許多新的質素不斷涌現并蓬勃生長，深刻影響著社會歷史進程和人們的心靈世界。不少鄉村題材的作品生動記錄時代變遷，深入刻畫時代靈魂，豐富和拓展了鄉村敘事的美學表達。中國正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脫貧攻堅進入收官階段。時代奔騰激蕩，生活日新月異，現實呼喚著與之相匹配的優秀作品。但是，當下眾多的鄉村書寫明顯隔膜或者滯后于現實生活，存在大量膚淺、雷同、平庸之作，缺乏深度反應現實、深刻揭示時代精神的令人耳目一新、振聾發聵的巨著。鄉村題材創作看似繁榮的背后，其實隱含著危機。

鄉村題材創作怎樣更加全面、客觀地觀照鄉村，更加真實、生動地表現現實生活，怎樣富有穿透力地把握歷史本質和趨勢，怎樣更加敏銳捕捉新生活、新思想和塑造新人物，尚存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反思與探討。

一是，鄉村社會觀照視野的狹窄化。苦難書寫是新時期以來的流行模式之一，部分聚焦書寫鄉村的作品熱衷于渲染落后、凋敝的鄉村生活和凄慘、悲苦的人生境遇，譬如物質匱乏、權力異化、環境惡化和精神荒蕪等等，鄉村完全“淪陷”為“悲慘世界”。誠然，鄉村人才流失、土地拋荒、村莊空心以及家庭空巢等現象在某些地方尤其偏遠地區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難道這就意味著中國鄉村全面徹底的“淪陷”嗎？賀紹俊曾指出，這樣的扎堆書寫其實已變異成“惡意軟件”，強制性地將豐富多彩的生活“主頁”與文學“主頁”單一化了。任何敏銳的作家都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國家在新世紀以來針對“三農”問題出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中央每年召開的第一個會議就是研究部署農村工作；農村終結稅賦制，農民種地還可獲得補貼；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啟動新農村建設戰略，國家大量投入支持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村容村貌整治；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全部免除學雜費；建設美麗鄉村，改善鄉村衛生環境；2020年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些反哺鄉村、促進鄉村發展的舉措不僅是國家層面的藍圖設計，更是直接推動了鄉村的變革發展，使得鄉村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均獲得長足進步。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鄉村如果只是衰落而毫無發展與進步，鄉村恐怕早就崩潰了，社會也早已陷入動蕩。在現代性總體目標的召喚下，在市場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之下，當下中國的鄉村現實呈現出復雜斑駁的圖景，既有淪陷，也有生長，既有陣痛，也有喜悅，既有失落，也有希望。正在進行的火熱生活已為鄉村書寫提供了多姿多彩、生動鮮活的豐富素材，只是沒有被某些作家感知和“發現”。正如劉勰所言：“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寫作者必須擯棄單向度認知，從狹隘的固化視野中擺脫出來，根據現實變化不斷調整視域，給予生活更全面、更完整的觀照，這樣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寫作與時代保持同頻共振，真正切入時代肌理。

二是，鄉村人物形象塑造的概念化。作家們在講述鄉村故事時，比較熱衷于描寫三類人物：一是鄉村邊緣人群，二是鄉村政治人物，三是鄉村“時代新人”。新世紀鄉村小說中非常態敘事視角明顯增多，主人公大多為瘋傻、癡呆、弱智、精神病患者等邊緣人群。書寫這樣的人物自然很討巧，既易于刻畫他們的特異情態，也有助于傳達作家對農村生活的特別認知與思考。但是，由于理念先行，對這些人物的刻畫往往流于奇觀化和概念化，少見具有異質性的深度精神探測，更難以借助他們來準確反映時代脈搏的跳動——畢竟他們存在智力或精神缺陷，所感知的世界是非正常的。鄉村小說中的政治人物主要指的村干部，他們是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領導力量。可是不少鄉村題材作品中的村干部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負面形象——無所作為，為非作歹，欺男霸女，有的作品津津樂道渲染性事，至于鄉村政治生活則集中描寫權力斗爭。對人物的簡單化處理，不僅反映了作家對特定人群懷有偏見，而且將鄉村政治庸俗化了。作為巴爾扎克所說的時代“書記員”的作家，應該秉持客觀理性的目光去審視鄉村干部，深入勘探他們的心靈世界，這樣才能真實地揭示復雜的人性面向。為了詮釋歷史的正向發展與時代進步，許多鄉村題材的作品著力刻畫“時代新人”形象，譬如扶貧干部、鄉村能人、回鄉創業者等等，表現他們優秀的品質和先進的思想。可是，這些人物常常懸浮在空中，并不是從歷史與生活中自然生長出來的血肉豐滿的形象。按照某些概念對歷史夾縫中的“新人”進行拔高化處理，既違背了生活邏輯與文學邏輯，也喪失了歷史感，根本無法有力揭示歷史的本質力量。要想實現恩格斯說的“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必須回到原生態的生活現場，從新生活中去召喚新人物。

三是，鄉村文化精神開掘的淺表化。進入新世紀之后，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重構新的倫理價值日益成為時代迫切問題。在鄉村題材創作中，比較集中地出現了三種開掘鄉村文化精神的路徑：一是對啟蒙主義的征用，延續魯迅開辟的“國民性”批判路徑，揭露、鞭撻現代性背景下依然存在的國民劣根性；二是對傳統文化道德的征用，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化激活來批判現代性的負面影響。兩者共同的特點是，將鄉村現實進行“問題化”。其實，對于一個現代化后發型國家來說，現代性就是一個悖論似的存在。就中國而言，呼喚現代性與批判現代性從來都是并存的。而“問題化”的過程必然會對復雜的現實進行提純與簡化，最終會導致遮蔽生活真相，無法準確、深入指向時代精神痼疾并提供有效解決方案。當代鄉村的重要特征是“流動性”（伯曼語），它將農民挾裹進現代性的巨大漩渦中，讓他們體驗著“大融合”帶來的全新生存感受。同時，他們也被現代化塑造為“新人”。當他們的感知結構、心理狀態和生活方式都發生變化之后，未經創造性轉化的舊有思想資源顯然如隔靴搔癢，難以穿透今天的鄉村現實并生成新的鄉村文化精神。三是對時代精神的正向建構。部分鄉村題材的作品努力從正面參與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譬如表現脫貧攻堅題材的作品往往采用頌歌方式，可是有些“頌歌”忽略了美學表達，缺乏有意味的形式，也缺乏體溫和情感，最終淪為蒼白的說教。吉登斯說過，人類社會是一個穩定與變動、連續與非連續、斷裂與非斷裂的統一體，新的思想資源只有在穩定與變動、連續與非連續、斷裂與非斷裂的較量中誕生。對于鄉村文化精神的開掘要想擺脫淺表化，必須在這樣的結構中抗辯、深化與升華。

就根本而言，文學是鮮活現實的鏡像，是探尋心靈的事業，其本質是審美的、自由的，必須打破一切僵化的、固化的東西，恢復其創造活力。當代農村題材創作獲得突破的關鍵在于，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必須重新審視自己、“打開”自己，改變固化的思維模式、認知模式和書寫模式。

首先，需要謙卑的態度。從情感層面來看，許多作家與土地、鄉村、農民已出現隔膜。他們長期生活在都市，身體的距離帶來情感的疏離。不少人對于“鄉土”的印象其實是童年記憶，而非現實記憶，其情感是過去時的，而非現在時的；因為“流寓”而被鄉愁纏繞，其情感想象常常偏執而武斷。另外，知識分子精英意識容易滑向一個情感極端——高高在上，脫離現實，脫離人民。從觀念層面來看，知識分子往往依靠某種“觀念鴉片”（阿隆語）來生活。他們常把解釋現實問題的具體方法，等同于與經驗世界無關的“第一原理”或者不證自明的“公理”，對歷史和現實進行審美化理解，而不關心其本身到底如何。從思維層面來看，由于受到現代/傳統、先進/落后、城市/鄉村、現代文明/田園詩意等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影響，農村題材創作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固有模式，譬如挽歌式或牧歌式書寫。就如鐵凝在全國鄉村題材創作會議上所言：“長期以來，深厚的鄉村題材書寫傳統在我們頭腦中形成預設的、定型的認知模式，使得我們在面對鄉村時，往往輕率地、想當然地展開想象和抒情。”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創作上，就是不少作家在面對紛紜復雜的現實生活時，自以為真理在握，對一切了然于胸，顯得自負而傲慢，最終喪失了進入現實的強悍能力和敏銳的洞察力。一方面，想象出的生活內容其實只是對過去經驗或過時理念的復制，與當下的現實相去甚遠；另一方面，違背生活邏輯，肆意左右筆下人物的命運，缺乏發自內心的真誠、謙卑、憐憫與關愛。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傾向還常常被對所謂知識分子意識的贊頌所遮蔽。當作家面對劇變的鄉村和早已不一樣的農民時，首先必須承認自己在很多方面是無知的，需要像蚯蚓一樣謙卑，深入到泥土之中去探索、發現和記錄。路遙說過：“寫小說，這也是一種勞動，并不比農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貴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勞動者的赤誠而質樸的品質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勞動者一并去熱烈地擁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動起生命的血液，否則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蠟像，盡管很漂亮，也終歸是死的。”兼有學者和作家雙重身份的梁鴻說得更直接：“帶著生命的體溫”“走進日常生活，而不是觀念的生活”，進行“一種謙卑的行動寫作”。

其次，需要行動的能力。從作家與生活的關系來看，不少人固守著狹隘的個人化生活，或者僅僅依賴媒介提供的二手生活，懶于行動，與時代、與社會隔膜甚至脫節，自然難有獨到的審美發現。這樣的作品人物形象自然蒼白無力，文字也缺乏獨特細膩的、充滿熱力的生命感受。柳青曾提出著名的“三所學校”，就是說作家要經歷生活學校、政治學校和藝術學校。在他看來，“生活”與“思想”“社會”是同一的，最終指向作家基于生活經驗的人格塑造。也就是說，作家并不總是作為“作家”在生活，而首先是作為普通個體去參與甚至改造社會現實。1952年，柳青到陜西省長安縣掛職縣委副書記，全面參與當地的農村合作化運動；1954年，他以普通農民的身份入住皇甫村。這種生活方式被柳青稱為“作家生活社會化”，具有“既內又外”的游離特征。在今天看來，這仍不失為作家深入生活的有效方式之一。生活是文學的唯一源泉，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因此，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不僅是每一個有抱負的寫作者必須具備的態度，而且是應該擁有的能力。

第三，需要整體的視野。路遙在《柳青的遺產》中寫道：“柳青的主要才華就是能把這樣一些生活的細流，千方百計疏引和匯集到他作品整體結構的寬闊的河床上；使這些看起來似乎平常的生活頓時充滿了一種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歷史的容量。毫無疑問，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創作活動說明，他并不僅僅滿足于對周圍生活的稔熟而透徹地了解；他同時還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廣闊的世界和整個人類的發展歷史中去，以便將自己所獲得的那些生活的細碎的切片，投放到一個廣闊的社會和深遠的歷史的大幕上去檢驗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他絕不是一個僅僅迷戀生活小故事的人。”毫無疑問，柳青是擁有整體性視野的作家，這也是他超越同時代作家的過人之處。作為一個當代寫作者，只有將鄉村的變遷置于現代性的結構中來審視，將農民的個體命運置于世界整體與分裂的結構性矛盾中來審視，將人性置于政治、經濟、技術等多維視角中來審視，而不只重視社會、文化對人的作用，這才有利于寫作者自我去蔽、反觀自身、打開自己，真正做到直面現實、理解鄉村、體貼農民。劍走偏鋒、搜奇羅異，依賴“點子寫作”“選題寫作”可能會獲得短期的喝彩，但不可能產生真正震撼人心的杰作。文學史已經證明，當作家無力對社會歷史、對鄉村變遷作整體性觀照時，自然就難以產生像盧卡奇所稱道的那種“緊緊抓住他們時代的重大問題，無情地再現社會現實的真正本質”的具有深刻思想沖擊力的史詩性作品；同時，當作家僅僅依靠啟蒙主義、個人主義等思想資源已經不能穿透充滿“流動性”的鄉村現實，也無法整合“碎片化”的生活時，就意味著喪失了歷史意識，也就無法實現巴赫金說的“超越性的完成性價值”，即由鄉村生活書寫抵達人類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