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在布洛陀史詩的形成過程中，不斷強化的中華民族觀念為壯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萌芽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具體而言，布洛陀史詩中有關多民族經濟交往、文化交流及制度交融等的記載都保存了相關信息。這成為壯族與其他民族共同創造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之歷史佐證，并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動力。此外，搜集整理“布洛陀史詩”的歷程也是對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再發現過程。

關鍵詞: 壯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史詩；布洛陀

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共同組成的大家庭。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多民族的關系是社會主義新時期決勝小康的關鍵因素之一。只有各民族和睦相處，同心協力，才能實現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安寧發展，社會穩固進步。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曾就民族問題作出面向新時代的全新指示，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民族工作主旋律。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樹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旗幟，在民族工作方面提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習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其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傳統根基，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擁護與響應。在中國多民族文學領域，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觀念在各層面均有反映，是今日倡導與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觀的深厚基礎。在被譽為壯族“百科全書”的布洛陀史詩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雛形以敘事內容、情節構架、形象塑造、儀式融合等方式得到呈現。

一 壯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淵源

“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概念是對我國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重要提煉。長期以來，我國多民族保持著友好往來，彼此的經濟、文化、科技等互通頻繁，“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中國社會內部發展的結果。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隨著“中華民族”概念的萌芽與發展而不斷增強，其主要特征是多民族對國家與中華民族的共同認同，視彼此為大家庭中平等、互利、互不可缺的一員。這種共同體意識包含了政治、歷史、文化、經濟、情感等多方面的共性認識。其中，壯族先民作為生活在中國南疆的人口第二大民族，與周邊其他民族往來頻繁。他們積極吸收從北面而來的中原漢文化，又將自己的智慧與他民族分享，造就了“美美與共”的中華多民族共處局面。

壯族先民素有深厚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家國”意識。他們與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民族先民一直維系著多重交流，取長補短，共同發展。作為世界上最早種植水稻的族群之一，他們將水稻種植技術與其他來到嶺南的民族先民共享。與此同時，壯族與其他民族先民又受益于漢族先進水利灌溉系統，推動了嶺南稻作農業的進步。漢代馬援遠征交趾，在嶺南地區組織人力修治城郭，幫助各民族先民開渠引水，灌溉水田。民眾因此獲益，建起伏波廟以示追憶感恩。至今在嶺南還頗多伏波廟，流傳著關于馬援的諸多傳說。根據文字記載，壯族先民從商代就開始向中原中央王朝進貢，彼此之間保持著密切的往來。居住于郁林郡的壯族先民，向中央王朝進貢釀酒用的郁草。這種酒是商朝人為祭祀祖先才制作的。漢朝時，中央政權曾請來越人巫師執行求雨巫術，并采用壯族先民傳統的雞卜來預測。諸如此類跨族群交流活動奠定了壯族對中華文明的認同。

歷史上，壯族先民為中華民族之團結作出了持續貢獻。中華民族大家庭自古以和諧共處為主流，各民族先民之間彼此互助互愛。壯族先民從理念到行動都踐行著這一原則，始終維護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壯族先民、高州俚人首領冼夫人，歷經南梁、陳、隋三朝中央政權，始終奉行與他民族交好、維護中華民族團結的原則。在兒子被叛亂之徒劫持后，冼夫人依然堅持國家至上的原則：“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冼夫人歷經三朝為官，顧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穩定和統一大局，促進了中原漢族與嶺南壯族先民等少數民族的往來。明朝時，地處右江河谷的田州土官瓦氏夫人，受中央朝廷派遣前往東南沿海抗倭。她親率六千（一說七千）俍兵奔赴抗倭前線，“誓不與賊俱生”，打贏了抗倭的第一場戰役。此后，瓦氏夫人挫敗了倭寇的進犯，保衛了中央王朝的領土安全，贏得東南沿海各族人民的贊譽。廣西西林的岑氏土司是保衛邊疆的一支重要力量。岑毓英曾坐鎮中法戰爭之桂西戰線并取得大捷。他在中越邊界的劃定工作中，對法國始終堅持“疆界可分而北圻斷不可割，通商可許而廠利斷不容分”的原則，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國土安全和民眾利益。岑毓英之子岑春煊，甲午戰爭時曾為國遠赴戰場，為官期間力求革新為國分憂，鐵面無私懲辦貪官，人送綽號“官屠”。辛亥革命后，岑春煊支持革命派，在護法運動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加速實現了袁世凱的倒臺。在抗日戰爭爆發時，他還資助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的抗日行動。在上述壯族先民杰出人物的身上，中華多民族的“國家”觀念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們雖然出身華南邊陲之地，卻保持了對中華的忠貞之心，致力于多民族國家的國土安寧與人民的安居樂業。這種國家意識，突破了某個政權或朝代的限制，與今日提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脈相承的。從古至今，壯族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培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芽，在口頭傳統意識中也有體現。

二 壯族口頭傳統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積淀

壯族歷史上與日俱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傳承至今的民間口頭傳統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主要是通過選擇敘事主題、構架相關情節、塑造生動形象、融合多元載體等方式來實現。

在敘事主題方面，壯族人民選擇具有家國情懷的主題、吸收借鑒其他民族優秀的主題來表達壯族人民對中華民族與國家的認同。如民間敘事長詩《瓦氏夫人》、壯劇《瓦氏夫人》等都再現了瓦氏夫人驅除倭寇、保衛中華領土的主題。與此同時，他們還通過吸收、借用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學主題來表達本民族的觀點與立場，促進中華民族美好道德品質的傳播。比如將漢族的神話人物舜、傳統思想“二十四孝”等進行了符合民族審美習慣的改編，采用歌謠的形式創作出新的作品《特舜》《二十四孝歌》等。在具體敘事情節方面，民族之間堅不可破的情誼常常進入他們口頭傳統的情節設計之中。如神話《神弓寶劍》里提到中原漢族先民與西甌、駱越等不同族群，他們彼此保持著密切聯系和友好往來。雖然受烏龜精挑撥離間，西甌和駱越之間產生了誤會，但他們最終破除敵人的詭計，并與中原人民之間世代交好，誰也離不開誰。

在形象塑造方面，壯族人民刻畫、宣傳了促進民族團結、維護中華利益的諸多人物形象，既包括本民族的人物形象如瓦氏夫人、劉三姐等，也包括其他民族的人物形象，如祭瑤娘儀式中的瑤娘等。在壯族地區流傳至今的劉三姐歌謠，既有五言壯語歌謠，也有大量的七言漢語桂柳方言歌謠，這是壯、漢民族在歌謠傳承中交流的結果。田林縣祭祀瑤娘的傳說里，一位瑤族姑娘愛上了壯族的小伙子，她沖破民族之間不通婚的藩籬，來到弄光村做了媳婦。她用瑤族民間醫術為大家治病，贏得了壯人的愛戴。這位瑤族姑娘去世后，村民們把她視為本屯的始祖之一，并在農歷正月二十五日進行祭祀。在這一天，人們舉行各種紀念活動，對唱山歌、跳祭祀舞等。“瑤娘”的形象可能有其原型，但更多的是壯族人民對壯瑤民族關系藝術化提煉的結果。作為本土居民的壯族和后來到此地的瑤族人民在交往接觸的過程中，彼此關系日益融洽，實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睦相處，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穩固作出了貢獻。

除了口頭傳統本身，壯族口頭傳統的載體——儀式、文字等也都博采眾長，吸收了他民族的長處。這使得壯族的口頭傳統傳承更為豐富多元。例如，壯族人民借鑒漢字創造“方塊壯字”，使之成為記錄壯語的有用工具。方塊壯字在布洛陀史詩、嘹歌等的傳承中發揮了特殊的功能。又如布洛陀史詩演述所依托的各類儀式，有的融合了道教內容，使用漢語方言作為輔助語言。以右江流域的壯族祭灶儀式為例，祭灶過程中，儀式專家布麼首先用壯語吟誦布洛陀史詩，接著用漢語桂柳方言演述獻酒獻肉的內容，最后又切換壯語來完成布洛陀史詩的吟誦。整個儀式還吸收了漢族道教的畫符、噴火等做法。

三 布洛陀史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

布洛陀史詩是壯族先民世代傳承的口頭傳統精華，產生時間可上溯至萬年前。經過歷代壯族先民的不斷加工與精煉，布洛陀史詩集萃了不同時期的民族觀念。在這一過程之中，“中國”與“中華民族”等概念日益在壯族人民的思想中扎根、發芽，并成為他們價值觀中自我認同的重要準則。這種將中國視為“大家庭”、將中華民族各民族視為“共同體”的觀念，具體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借鑒與吸收之中。

（一）經濟交往奠定了基礎

布洛陀史詩將谷種、牛、金屬器具等重要生產生活要素的出現與其他民族先民的幫助聯系起來，反映了中華民族先民彼此在經濟上往來的事實。壯族先民生活的嶺南地區有自己獨特的物質資源，南海的龜甲、合浦郡的珍珠、翠羽、短狗等，都曾受中原青睞。壯族的織錦被譽為中國四大名錦之一，是奉獻給中央朝廷的貢品。與此同時，作為原住民的壯族先民亦善待從四面八方遷徙而來的漢、苗、瑤等先民，時常將村里的土地分給來者，贈與谷種播種，使遷徙者能夠安居樂業。各民族先民在經濟上的互通有無是主流，但也曾出現像漢朝呂后禁止向南越國輸出鐵器及其他物品的情況。總體上看，經濟上的交往促進了壯族人民內心的“中華民族”觀念。

布洛陀史詩提及的商品交易母題，是壯族與周邊民族先民發生物資交流的反映。史詩中常將商人稱為“hag”（郝），以區別于當地壯族先民（本地人）“: 客人有空來販賣，上來隘口賣貨物，走了兩個月的路，就來投宿在山遙”。在壯族先民社會里游走的商人以漢族人為主，他們深入壯族先民地區，滿足了當地多樣化的物質需求。壯族先民將他們在稻作生產中的富余轉化為商品，促進了壯族社會商品經濟的萌芽。史詩中常見布洛陀、姆洛甲指點造物，而在有的文本中，見多識廣的客人成為了造物的指導者。例如，造牛篇章里說，王造牛之后放任牛到田地里吃糧食，牛被砍殺，牛魂逃散。王無牛可用，只能自己犁田，渾身酸痛。幸而得到商販的指點，到牛市上去買牛，牛買回來又贖回牛魂，才有牛犁田。在田陽玉鳳鎮流傳的布洛陀史詩則說，從北方來的商人“hek”（客人）與壯人做“buenq”（買賣），夜晚住宿于王家，看到王因犁田渾身酸痛，就指導王來造水牛、黃牛、馬、豬、雞等。“前世缺水牛，用長石犁田，用山石犁地。夜晚王叫喊身痛，半夜王叫嚷身病，（有）來做買賣的北方客人，（有）來做商販的南方客人，客人就問喋喋，客人就問滔滔，夜晚怎么叫痛，半夜怎么喊病？王就回答說，王就回話說，缺頭水牛犁田，缺頭水牛犁地，要長石頭犁田，要山石犁地，為此就喊身痛。客人聽到這句話，（說）造水牛有何難，人會造就容易，造牛在河邊，水牛角朝后，黃牛角朝前，造馬在草叢，兩腿踢向后，造豬在洞中，造雞在屋檐下”。歷史上，壯族先民對外秉持著開放互利互惠的原則，積極吸納商販所帶來的的各類先進技術理念。根據史詩內容，他們與外來的他民族商人不但存在經濟上的往來，互通有無，還將他們留宿于家中，可見彼此相互信任，關系和諧。早期壯族先民地區的鐵器生產與牛耕的出現還得益于從中原前來為官、經商的漢人的推動。其中比較有名的人物有馬援、任延、杜預等。如西晉時期，杜預上疏朝廷，力主在中國南方推廣牛耕。當時官府還設牧場養牛，將大批耕牛調撥南方地區，使牛耕得以普及。可見，壯族先民地區的物質與經濟發展，離不開其他民族人民的幫助。他們在歷史上彼此往來結下的深厚友誼，成為壯族觀念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牢固基礎。

壯族先民還曾和漢人商販、山里瑤人合作，把先王造出的銅挖掘出來，通力進行冶煉。“挖拿銅上岸，挖拿銅上堤，破銅做多片，割銅做多塊，去和瑤人同住，去跟壯人作伴。進山林燒好炭，好炭得成堆，要空心樹做風箱，要雞毛做拉桿，擺在田峒中的茅草棚”。第一瓢銅水造出銅印管天下，第二瓢銅水造出銅鼓管理部族，剩下的十瓢銅水分別造出布麼用的銅鈴、盤古的鑼、皇帝和王的銅錢等銅制品。壯族與他族人民一起開發本土礦藏，獲得他民族的冶煉技術支持。

根據史詩記載，當有“客人”（商販）客死他鄉，壯族先民情同手足地幫助料理后事。當時，“你（即商販，筆者注）的魂離身漫游，你的汗水浸滿身，夜里你哎喲呻吟，以為你累才呻吟，找來吃的你不吃，你的身子脫靈廟，你的臉色青紫色”，客人撒手人寰，壯族先民幫助死者的兄弟、大舅子處理喪葬事宜。布麼還為客人送魂，使之回歸祖籍得以安生。正因為壯族先民把外來的客人視為親朋好友，才會以自己的習俗禮節去幫助料理后事。這體現出壯族與他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厚廣泛，增進了多民族彼此的認同與一體觀。

（二）文化交流提供了動力

經濟上的交往并不是壯族先民與他民族人民交往的唯一內容。與經濟交往同時進行的還有文化上的接觸與交流。隨著商貿往來的日益密切，壯族先民與漢、苗、瑤等多民族的文化碰撞激發了彼此文化的創新與突破，提供了鮮活的發展動力，使壯族及其先民的文化展示出吸收與消化他民族優秀文化的蓬勃景象。比如壯族采用自己傳統的五言歌謠形式，將漢族的許多民間故事改寫為長詩，并根據自己民族的審美習慣對部分情節與母題進行了改編，使之傳唱至今，代表作有《梁山伯與祝英臺》《蔡伯喈》等。對他文化的學習與借鑒豐富了壯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他們不但了解和理解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他民族文化，而且欣賞、認同中華民族整體文化中的精髓。由此，文化上的交流引導著壯族人民內心的中華民族一體意識不斷深入。隨著文化交流的頻繁、擴大與深入，壯族與他民族人民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景象日益繁盛，這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布洛陀史詩的神靈系統、母題、手抄本傳承及儀式展演等方面都有所體現。

布洛陀史詩的神靈系統吸收了漢族信仰中的部分人物，包括盤古、混沌、伏羲、神農、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燧人氏、城隍、孔圣人等。有的直接取其名而不加變動，比如玉皇、太白金星。有的改變了性別，個數也發生了改變，比如神農經常被稱為神農婆，或被認為是一對夫妻。有的則只是名稱上的借用。比如混沌，有“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之說。這里的混沌，指的是天地迷蒙的一種狀態。除了指天地的狀態，在漢文化中對混沌的解釋主要有三種。其一，將混沌視為帝鴻氏的兒子。《史記·五帝本紀·第一》有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謂之渾沌。”其二，混沌為中央之帝，無七竅。《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有云：“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其三，混沌為一種神獸。《神異經·渾沌》里記錄，“昆侖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之。有兇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渾沌。”相較之下，布洛陀史詩里雖借用了混沌一名，其所展示的人物形象卻完全不同。例如，大化板升鄉一帶流傳的布洛陀史詩說，古代女人部族的首領到山坡上迎風受孕，得一子。“生兒不像兒，兒頭像長條石，兒身體似磨刀石，頭連頸沒有脖，手上沒有一塊肉，喉管也沒有”。女王把他丟棄在田野里，卻被天上的飛鳥、路過的黃牛及彩虹保護。過了三天九夜，孩子才生長齊全。女王把他接回家，取名叫混沌。混沌長大后，被祖宜婆迷戀。“混沌去看水田，她去找混沌，混沌去要菜，她去跟混沌，混沌去看水，祖宜婆就偷偷跟隨”。混沌在上游沖涼，祖宜婆在下游洗澡，于是她懷上混沌的孩子，生下十個兒女，包括布洛陀和麼淥甲。可見，壯族先民在與中華民族其他先民——尤其是漢族——相處的過程中，積極進取地學習他民族文化中可吸收與借鑒的內容，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使自己的世界觀既保持著本族群的特色，又吸納了在當時看來先進的理念精粹。

布洛陀史詩的母題吸收了中國其他民族的文化內容，增強了壯族人民對中華多元文化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了他們對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認同。這種文化上的交流涵蓋廣泛，既有部分內容上的借鑒，又有對整個母題的“移花接木”。例如，壯族先民將漢族的孝道故事改編為壯語韻文詩，和史詩內容有機融合在一起，在喪葬儀式中演述，以此弘揚孝道、教人向善。在母親葬禮上要吟誦的《目連經》出自佛教《佛說盂蘭盆經》，在東漢時期就已從印度傳入漢族地區。該經文講述目連極有孝道及佛心，為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從地獄中將母親從餓鬼道中拯救出來，遂舉辦盂蘭盆會，讓母親得以吃飽并最終進入天堂。在漢族地區，這一經文演變出敦煌變文和目連戲兩種形式，內容上凸顯出佛教的神威和地獄的可怖。相較之下，壯族的《目連經》雖提及目連之名，卻較少提及目連救母的內容，主要敘述母親去世后子女的不舍，追憶母親的恩德。廣西田陽農氏布麼傳承的《目連經》中，只有一句提到目連：“目連和尚來解難”。該文本把重點放在了描寫亡母十月懷胎的艱辛、生子時候的痛苦與養育孩子的不易。懷孕時，“母親懷兒真辛苦，千辛萬苦說不盡，母親懷孕第一月，胚胎血結在腹中，母親辛苦又難受，飯菜入口難下咽，苦難剛剛降身上，母親臉黃好似姜。母親懷胎第二月，走路越來越落后，手麻腿軟行動難，臉色蠟黃不像人……”生產時，“頭次陣痛好擔憂，二次陣痛母將昏，三次陣痛挺不住，母親抱肚哭箱角，嘴咬鐵釘也要斷，叫命呼魂難應答……”養兒時“夜里兒睡母身旁，母親手臂當枕頭，兒睡右邊干爽處，母睡左邊尿濕濕，左右兩邊尿濕透，母親抱兒到天亮”。從牙牙學語到成家立業，孩子都離不開母親的精心照顧與安排。故此，母親亡故，子孫追思。葬禮上聽聞此篇目，無人不落淚。又如布洛陀史詩中常見的“麼血塘”經文，受漢族道教理念影響而將血塘視為難產婦女的居所。漢族道教里的血塘只有一個，而壯族的血塘卻有12個。壯族的血塘復現的只是壯人日常生活景象，不像漢族的血塘那般恐怖。如血塘里“天界沒田也沒地，每日梳妝二三次，日會情人三時辰，一天相親三四次，三千女人刮撈網，七千女人去撈蝦，小伙撒網又放網，山歌相情意綿綿。”布麼到血塘中拯救難產婦女之魂，靠的不是道教的神祇，而是布洛陀與麼淥甲的指點。壯族先民將漢族的理念移植到自己的宗教儀式之中，并賦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藉此，壯族人民更好地理解了漢族的文化，認識到中華多民族文化中存在的相似與差異之處，進而實現彼此尊重、和諧相處，在共同的大家庭中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在布洛陀史詩手抄本的傳承、儀式的展演等方面，壯族亦借鑒了他民族的優秀文化內容，使史詩傳承的途徑更為豐富多樣、可持續性更強。這些努力使壯族與他民族的文化紐帶系得越來越牢，中華一體的關系得以牢固扎根，壯族人民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一員的意識愈來愈強烈。方塊壯字是壯族文化吸收、借鑒中華漢文化的重要創造，是本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突破。通過借用漢字的偏旁部首，創造表達壯語語音與意義的方塊文字，壯族長期靠口耳相傳的口頭傳統有了新的傳承方式。例如，“那田”字既提示了它的壯語讀音，又凸顯了“稻田”的含義。方塊壯字的使用讓壯族先民可以更為自如地進入漢文字體系，接受漢文化知識，甚至通過科舉考試等途徑進入中央王朝為官。從宋代開始，就有融州覃光佃、覃慶元、覃昌及象州人謝洪、謝澤等考中進士。根據族譜，忻城莫柳、莫與齊、莫與儔、莫晉等中進士后，曾到中原王朝政權中擔任監察御史、內閣學士、侍郎、山東布政使等官職。他們進入中央朝廷就職，客觀上又推進了壯族先民文化與漢族等他民族文化的交流。

布洛陀史詩的儀式演述也深刻映現了中華多民族文化的交流。演述過程中除了使用壯語，還使用了其他民族語言與方言。儀式既包括壯族傳統的內容，也有從他民族中引入的新內容。以廣西田陽布麼農吉勤主持的祭灶儀式為例，首先，儀式的第一部分用五言壯語演述布洛陀史詩中的祭灶篇章，“過去不懂禳，父王去打獵，卜得送禮雞，母狗不追獵，公狗不捕獵，虎抓叢中狗，蛇咬山中狗，追不到公羊，王子想吃魚，王后想吃肉，過去不懂禳，父王去掠奪，只得雞尾巴，拔劍不出鞘，翻不進寨墻，攻寨墻不塌，死五個干將，死七個將士，大王子死去，傷父王身體……”其次，儀式的第二部分用五言漢語桂柳方言吟誦“進十杯酒”：“五師天中尊，照照無上皇，仰觀地為表，萬無事元壇，惟我元都其，但見仙神皇……”再次，儀式的第三部分再繼續誦唱未唱完的壯語史詩經文，“眾人來獻貨，禳解獲吉日，吉日來禳解，欲提酒來祭，欲擺臺來獻，斟酒獻三祖，煮酒獻五代……”在用火焰驅趕各路妖魔鬼怪時，也要吟誦漢語桂柳話經文：“速送妖魔精，三十六鬼群，諸天如蕩蕩，天道如興隆，亦與派遣，遣邪魅精天寸，召雷上，咦，召雷兵領天將領天兵，你上位在我身上在我頭上，四將軍三五功鑿除惡鬼，命自祿童于護我身，準我遣送隨我遣送……”從總體上看，用漢語演述的敬酒與驅鬼經文，被鑲嵌在壯語史詩“祭灶”篇章之中，與史詩合而為一，不可分割。布麼將漢族道教經文與儀式雜糅于神圣的壯族史詩演述之中，這是壯族人民借鑒與吸收他民族文化的結果，是壯族民眾對他民族文化精華的領悟與消化。這種現象是中華民族大家庭里不同成員文化互動的結果。

諸如此類的文化吸收與借鑒現象在布洛陀史詩中十分常見。這種現象是中華民族大家庭里不同成員文化互動的結果。它增強了壯族對中央王朝疆域內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與認可，使壯族人民明白了與其他民族作為兄弟姐妹互通有無、互學互鑒的必要性。例如，“招牛魂”儀式上所使用的史詩手抄本中既有方塊壯字，也有漢文寫就的部分。在廣西巴馬一帶“招谷魂”儀式上所使用的手抄本除了有方塊壯字抄寫的史詩篇章，還有雜揉了漢字與方塊壯字的谷魂與招谷魂儀式的說明。這份說明文字里對谷魂、收谷魂都進行了生動的闡釋，如把收谷魂視為“迎接神農媳婦到房間也，日后生萬物茂盛，保得六畜成群，家中平安，富貴興隆，四季旺相，無災無難”。與此同時，收谷魂的原因，如同女人生產后血落田地之中，故要將之收回家中。壯族信仰中神農的觀念來源于漢族，融會了壯族人民卻獨特的理解，形成了新的信仰。又如壯族的歷法，主要借鑒了漢族的農歷，將之融入自己的信仰體系之中。造牛時，為了讓人做出的牛活起來，布洛陀選擇在“丑日”牽牛，一牽，牛就成活了。造狗時，做出的狗不會動，布洛陀、麼淥甲讓人們戌日去接狗，“擇吉日去接，擇戌日去要它回，王用白米飯養，王用稗米喂”。狗就負責看家驅鬼，阻擋賊匪和官兵，成為壯家人的好伙伴。壯族人民將漢族歷法的概念運用到造物史詩的情節之中，增強了他們對漢族等農業民族文化的理解。

從總體上看，布洛陀史詩在信仰體系、母題、儀式演述及相關理念等多方面都融入了他民族的文化精粹。其中，由于漢族人口眾多，社會與經濟、文化等發展較為成熟，對于壯族的影響更大。對漢族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借鑒與內化，使壯族人民增強了對中華文化的向心力，更為自覺地堅守與促進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和睦。

（三）制度交融樹立了保障

壯族先民積極學習和吸收中華其他民族政治制度的優越之處。在與他民族的政治互動中，他們曾接受中原中央王朝的領導，萌發并鞏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早期觀念，鑄牢了自己作為中華民族政治體制中不可分割一員的觀念。根據漢文獻記載，早在商朝，嶺南地區的壯族先民就與華夏民族中原政權發生了互動，并向后者進貢。《逸周書》里記載伊尹受王命，令“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商朝人在祭祀祖先的酒水當中，使用了壯族先民進貢的香草。祭祀祖先是極其神圣之事，中原漢民族能采用壯族先民的地方特產作為供奉之物的材料，可見也將壯族先民視為自己的兄弟姐妹。商朝還任命壯族先民作為制酒官。此后，秦始皇開始將嶺南地區納入中國的郡縣制之中。壯族地區從唐朝開始曾采取了羈縻制、改土歸流等政治體制，與中原地區所采取的政治制度日益趨同。歷史上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采用與認可，是推動壯族先民與中華民族其他民族進行經濟、科技、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重要保障。

布洛陀史詩中有“造王造土司”的篇章，用以闡明管理者存在的合法性。它對壯族社會各級領導與管理層級的概述，讓我們看到了壯族先民社會制度化與有序化的過程，盡管其內容帶有美化統治者的嫌疑。史詩中敘述，沒有王、土司和土官管理的時候，強盜出沒，惡人當道，人們之間彼此攻擊，人吃人，神仙才“造出一個人做主，造出一個人做君，造出一個首領掌印，造出土司管理地方，造出皇帝管理國家……造做官做府，造做州做縣”，從此出了事情有人說，有了麻煩有人管，人們不再打打殺殺，惡人、強盜全都被官府關押起來，人們向管理者納稅，從此天下安寧如軟糯的糍粑。敘事中出現了“皇帝”“王”及“土司”等不同層級的統治者稱謂以及“國家”等概念。與此同時，不同的管理長官所管轄的地域大小不同，權力也不一樣，皇帝管理國家，土司管理地方。由此可見，壯族人民在歷史中接受了中央王朝的政治體制，清楚不同層級統治者的差異，并且將中國皇帝視為國家中最位高權重的統治者。隨著他們在政治制度上接納了中原王朝的模式，并接受后者的領導和管理，他們對于“中國”的國家觀念日益增強，并在與國內其他民族的政治交往中鞏固了這一觀念。

壯族及其先民對中國的認同與向心力，深刻體現于史詩所描述的對外關系中。史詩中多次提到“交人”，指的是宋朝以后從中國獨立出去的交趾人。史詩敘述壯族先民曾掠奴去到交阯地區：“父王去攻賊，占到雞嘴卦。攻官賊不贏，沖城墻不垮。打官賊不逃，打交賊不散。糧絕打不勝，王空手回家。王母造禳除，王茫婆造疏理。打官賊又贏，沖城墻又垮。打賊得母牛，攻寨得公牛。得白臉奴隸，得紅臉姑娘。大祖公得牛，小祖公得奴。”史詩“彩虹兒”篇章也敘述了彩虹兒和交人打仗的事情。交人趁彩虹兒外出，到他的外婆家打劫抓人，彩虹兒氣得拿著自己的五角神刀追趕他們，“三十（交）人（被打得）躲進被子里，六十（交）人（被打得）躲進水里，三十（交）人（被打得）爬上窗口，四十（交）人（被打得）跳下激流，那些交人跳下懸崖，現在就鞭打跟后，那些交人跳下洞穴，現在就敲打跟后”，彩虹兒抓住交人捆綁起來，交人帶著枷鎖、綁繩就逃跑到百豬百象國。根據歷史記載，宋朝時交阯人脫離中國中央政權的管轄，丁朝（970—980）丁部領自行稱王，宋朝從直接統治者變成了宗主國。交阯趁宋朝無暇南顧，不斷騷擾侵犯中國南部邊境領土，在歷史上記載頗多。如李朝常侵擾欽、廉等地，“深入宋境如洪寨，焚其倉而還。”宋嘉佑四年（1059），李德政之子李日尊“伐宋欽州、耀兵而還”，“寇欽州思稟管。五年，與甲峒賊寇邕州。”宋嘉佑五年（1060）春季，交趾“諒州牧甲紹泰、捕逃亡兵入宋境、獲指揮使楊保材及士卒牛馬而還。”慶幸的是，守在中國南疆的壯族先民奮起反擊，保衛了中央王朝的國土完整。這其中，愛國志士儂智高組織地方力量持續抗交24載，保護邊民，捍衛國土，最終將邊境領土完整地交回到中央王朝手中。此后，宋朝又接受了壯族先民土官內附的請求，并讓這些土官及其民改姓國姓“趙”。可見，中央王朝對壯族先民依然是接納的。壯族先民通過多種方式與交人交鋒，使得今日靖西、大新、那坡等中國領土沒有被割裂出去，為捍衛中華民族的領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貢獻。布洛陀史詩中與交人的對抗內容，有這段歷史的影子。它充分展露了壯族歷史上濃厚的中華向心力，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深化發展的結果。這種意識在壯族口頭傳統中不斷傳承，又促進了此后壯族兒女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激勵了他們為中華民族共有家園的安全與完整而不惜犧牲、作出貢獻。

壯族先民接受華夏的制度文明，并在中原中央政權的領導下參與了一系列政治活動，包括接納中原新移民、按羈縻制度管理轄區、按中央王朝要求出兵等。這在布洛陀史詩中也有所反映。如史詩中多次提到王曹為中央朝廷服務，攻打各路“反賊”。《麼王曹科》手抄本中說，京城皇帝聽聞王曹打仗厲害，就發來文書請他上京殺賊。雖然路上兇兆連連，但王曹說“不去官府笑咱孬，不去官員說咱慫”，他領兵八天才到達京城打反賊，無奈戰場上劍拔不出，銅刀揮不動，最終戰死沙場，成為殤死者之王。

從史詩中可以看到，壯族先民對中華民族主流制度文化的借鑒與接受，推動了壯族社會與中華他民族文化交流共融的良性發展。壯族先民社會制度與中華主流社會制度的一體化趨向與認同，是壯族在中國大家庭中與他民族共融發展的重要表現。

四 史詩搜集整理工作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再發現

縱觀布洛陀史詩搜集整理的過程，它印證著中國“多元一體”多民族關系理念的成長與成熟，并在這一理念的實踐之中取得了豐碩成果，展現了史詩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與積淀的歷史過程。布洛陀史詩的搜集整理階段可分為初步發展（1949—1966）、日漸成熟（1977—2000）與邁向縱深（2004年至今）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布洛陀史詩以“神話”的形式出現，在中國社會主義民間文藝搜集整理的過程中得到關注。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部分民族的識別工作已完成，壯族的民族身份得到確認，稱謂從“僮”改成了“壯”。壯族人民的熱情被激發出來，搜集整理壯族民間藝術（口頭傳統）的工作如火如荼。《僮族民歌選集》（1958）、《僮族民間歌謠資料》（1—3，1959）、《廣西壯族民歌選》（壯文，1961）等陸續出版。此時，布洛陀史詩與其他的民間文學作品一樣，被視為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而備受關注。如《壯族文學史》編寫組搜集到的“陸陀公公”神話（1958），《民間文學》刊出的《通天曉的故事》（1964）等，內容與布洛陀史詩大同小異，但演述形式之差異尚未得到重視。此時，口頭傳統的民間性與民族性密切關聯，搜集整理者更關注它們對底層人民生產生活的反映，注重挖掘反映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當家做主，多民族的識別使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深厚歷史促生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之概念得到肯定與豐富。遺憾的是，此時的民族的概念尚未得到更深層次的探討，對文本的民族性解讀更多地被民間性解讀所遮蓋。

在第二階段，布洛陀史詩搜集整理工作漸入佳境，搜集整理者對于史詩的概念有了較為深刻的認知，學術性思考日益成熟。1977 年，第一部《布洛陀史詩》（油印本）刊發，史詩的搜集整理工作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零突破。在“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作及其理念的推動下，壯族布洛陀史詩的原貌日益呈現，演述語境得到重視。史詩中的民族文化特征與內涵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闡釋。張聲震主編的《布洛陀經詩譯注》（1991）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該譯注遴選了布洛陀史詩文本中較具代表性的版本，采取更科學、全面的方式進行翻譯，即采用史詩原文（方塊壯字）、國際音標、壯文、漢字直譯、意譯等五大內容來呈現。在這一階段，搜集整理者逐步注意到不同民族口頭傳統形式的特殊性，史詩演述的具體語境與文化背景逐步步入他們的研究視野。對于史詩共性中個性的強調，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對每個民族的確認是一脈相承的。在充分認知個體的基礎上，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的多元民族文化之交流持續發展，共同體意識日益增強。在

第三階段，布洛陀史詩的搜集整理工作涵蓋更為全面，不但對史詩文本的釋讀日益精深，對布洛陀史詩與中華他民族史詩之間文化交流、有機聯系的理解亦與時俱進。2004年，張聲震主編的《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八卷本）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該譯注精選了壯族不同地區的布洛陀史詩文本，充分考慮到區域分布與內容之間的關系，采取古壯字原文、拼音壯文、國際音標與漢文直譯并存的“四對照”形式完成。它還通過彩圖、史詩文本原文影印的形式，向讀者立體地展示了布洛陀史詩的活態傳承情況。史詩中關于民族間友好往來的歷史得到了關注。搜集整理者對中華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理解在史詩文本的闡釋中亦有反映。在這個階段，中華多民族的史詩，如瑤族《密洛陀》、苗族史詩等，真正進入布洛陀史詩搜集整理者的視野，成為布洛陀史詩搜集整理的重要參照。“多元一體”的民族關系理念在史詩搜集整理過程中得到了貫徹。在強調民族的個性之上，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共同體意識促進了多民族史詩的普遍繁榮，推動了各民族團結一心。布洛陀史詩作為歷代壯族先民處理多民族關系的教科書，展示了中華多民族良好關系的積累過程。歷史上壯族先民觀念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萌芽與發展，隨著布洛陀史詩的搜集整理工作而得到了呈現。這一布洛陀史詩中的核心內涵，在中國社會主義新時期繼續發揮著作用，推動著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與進步。

如上所述，以布洛陀史詩為代表的口頭傳統從多方面深刻映現著壯族先民在經濟、文化、政治上吸收、借鑒其他民族優秀傳統的漫長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壯族民眾對中華文明的認同不斷加深，在政治體制、文化表現及思維模式上把自己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為中華文明的經濟建設、文化繁榮、國家尊嚴與領土完整等都作出了突出貢獻。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壯族人民與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其他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學互鑒愈加深入，共融發展日益興盛。今日的壯族地區是團結和諧、多民族交融交往的多元文化集結之地。壯族史詩敘事的小傳統再現了中華文化大傳統的包容與和諧，為推動中華文化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注釋及參考文獻見原刊

作者簡介：李斯穎，壯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壯族文學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