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唐明的人都知道，唐明的性格率真、爽利、清朗，這樣的性格也體現(xiàn)在了《德吉的種子》這本書中。這既是《德吉的種子》的語言風格，也是《德吉的種子》的總體格調，拿評論家馬鈞先生的話說，唐明是在用明澈的筆觸，書寫現(xiàn)實生活。

唐明生活在格爾木，這是一個天空透明，地貌高曠的世界，在它不足30萬的人口中，卻有20多個民族，開放、包容是這座城市的性格，我在想，唐明這種簡約、敏感、極具開放性的文學氣質，莫不是與她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有關？我留意到，20世紀80年代，誕生在柴達木盆地的農(nóng)墾文學就毫無例外地，帶有那片土地鮮明的氣質，而唐明自己也說：“在外人看來，格爾木高寒缺氧，物產(chǎn)不豐，但是在我們高原人看來，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格爾木甚至整個青藏高原，在它星辰轉換之間，已然悄悄地雕刻了我們的精神世界。”從這個意義來說，《德吉的種子》便以鮮明的地域特色，烙下了屬于中國西部的鮮明印記。

唐明是一個祖籍四川的漢族作家，可是《德吉的種子》中所有的故事，都發(fā)生在藏文化的場域中，唐明對藏文化，以及生活在這種文化場中的人的命運，投入了極大的關注，用她自己的話說，“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讓我的寫作繞不開那里的各民族的孩子。”

文學是我們構建另一個世界的工具，這個世界顯然與個人的生命體驗、價值取舍、審美標準有關系，文學是一個人靈魂的影像，毫無疑問，藏民族葆有的與漢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特質，對唐明產(chǎn)生了深刻的吸引，可吸引她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唐明沒有癡迷于藏文化的神秘性以及異質性，她也沒有刻意地渲染青藏高原的神圣、純凈和圣潔，而是敏感地捕捉到了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情和品質，努力地探尋形成這種性情和品質的原因。

《德吉的種子》是由9個中篇連綴而成的一部小說集，小說中的場景幾乎都是一致的，故事都發(fā)生在長江源移民村，這就使得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受到了一種貫穿始終的氣場。這9個中篇，既相映成趣，又自成一格，故事中每個人物的性格各不相同，卻有著一定的關聯(lián)。

如果我們提煉出這9個故事中的主人公的性格特征的話，便會發(fā)現(xiàn)，溢散和凝聚在這9個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品質，正是當代人身上有所或缺的東西。比如說，在《我只有一塊石頭》中，小阿卡身上那種令人動容的感恩的情懷，比如在《涉水而來》中，藏族少年身上善良的品性，比如《德吉的種子》中，一個孩子對夢想的執(zhí)著……我相信，這一切的一切都來源于唐明對生活的觀察和體味，都是她精神向度的體現(xiàn)。所以，在我內心深處，從來沒有將《德吉的種子》這部小說集，當作是兒童文學看，我以為這是高原的孩子留給成人世界的啟示錄，這樣的感受，在我閱讀小說家龍仁青先生的《奧運消息》和梅卓女士的《神授·魔嶺記》時，都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這兩部作品，都是借用兒童的目光，敘述成人的世界。

作家龍仁青先生也留意到了這個現(xiàn)象，他在寫給唐明的評論中說：“那些令她感到新鮮的、觸動到了她內心深處的事物，都變成了她筆下的文字。”我堅信，能夠觸動唐明內心的東西，絕對不僅僅只是藏文化在格爾木這座城市的獨特表現(xiàn)，還有唐明對藏族精神世界的體察。

同時，唐明十分擅長就地取材，將發(fā)生在身邊的故事和主人公的命運與三江源移民、玉樹地震這些具有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的事件結合起來，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從而使得整部作品，擁有了一種厚重的現(xiàn)實主義的風格，充滿了飽滿、豐沛的感染力。

在唐明看來，現(xiàn)實主義風格不僅僅是一種教條，而是一種信念，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她在接受《文藝報》記者的采訪時說：“關于寫作，我有一個比較明晰的信念，就是要書寫現(xiàn)實的故事，展現(xiàn)生活在我周圍的高原的孩子的世界。”我想，一位作家，能否在瞬息萬變的生活中，感知和提煉出屬于時代的經(jīng)驗和美感，這不僅是作家個人修養(yǎng)的體現(xiàn)，同時也反映了一個民族是否具有自我認知和自我表達的能力，我們應該承認，在當代兒童文學領域，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作品，絕對是一種稀缺資源，有太多的兒童文學作家，不是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虛擬出了一個兒童的世界，就是直接脫離生活，流于幻象，遺憾的是這種幻象又不同于童話，它是對想象力粗糙甚至荒誕的表達，就這個意義而言，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面臨巨大的轉型的今天，在兒童文學領域，唐明的嘗試，的確為我們開辟了一個開闊的閱讀空間，留下了屬于青海的刻度。

總之，在我看來，唐明因為對藏文化持續(xù)性的關注而提升了作品的辨識度，同時，唐明對現(xiàn)實主義文風的確認，使得她筆下的作品，擁有了深刻的內涵和啟示，再則，唐明的作品，有力地填補了青海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空白，是青海當代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