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說新語》之前，古代典籍的編纂方式大體不外分類式、分卷式和編年式三種。《世說新語》屬于分類式的演化。此前的分類式圖書往往根據內容需要，或以天文地理為序，或以人文社會為列，與人的精神世界尚無明確系統關聯，但其中已經或多或少蘊含了與《世說新語》的分類方式有關的因素。其一是有些類目名稱已經涉及人的精神世界，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為仁”“觀德”“實性”，班固《白虎通義》中的“諫諍”“情性”，王符《潛夫論》中的“忠貴”“浮侈”“慎微”“明忠”“德化”，應劭《風俗通義》中的“正失”“愆禮”“過譽”等都與人的道德和情操有關。其中“為仁”“觀德”“德化”等顯然與《世說新語》中的“德行”門有關，“浮侈”又為《世說》中“汰侈”所本，“正失”又與《世說》中“自新”“紕漏”相關聯。尤其是《呂氏春秋》中的“懷寵”與《世說》中的“寵禮”，“悔過”與“尤悔”，“驕恣”與“汰侈”，“當賞”與“賞譽”，“士容”與“容止”都十分近似，“直諫”更是直接為《世說》所用（據宋汪藻《世說新語敘錄》，原書三十八門本、三十九門本均有“直諫”一門）。其二是前代分類的典籍大多以二字為題。兩個單音節詞構成的雙音節詞，以主謂、動賓、偏正、并列、補充等搭配方式組合，簡練而又自由活潑地表達各種內容。這也是《世說新語》在分類形式方面的有利條件。這說明在分類書籍的發展過程中，人們的分類意識不僅愈來愈細致縝密，而且還逐漸向系統化的方向演進。如果說這些書籍對《世說》的體例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話，那么劉義慶等人對劉向《說苑》的體例就是自覺的模仿。

劉向《說苑》被列在子部儒家類，館臣稱：“其書皆錄遺聞軼事足為法戒之資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儒家類《說苑》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其選材范圍為先秦時期可供后人借鑒的故事遺聞。這個范圍比起《春秋繁露》《白虎通義》諸書已經相對集中一些了。在編例上，它采用故事和議論并重的方法。每個故事后面附以作者的議論，即作者認為人們應當從這個故事中得到的教益。這實際上是諸子著作以故事寓言作為闡發哲理的輔助手段的充分發揮。全書分為“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思”“理政”“尊賢”“正諫”“敬慎”“善說”“奉使”“謀權”“至公”“指武”“叢談”“雜言”“辨物”“修文”“反質”等二十類。從這種分類的方式和書中故事的成分看，劉向《說苑》與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全書均為遺聞軼事的故事構成，這與《世說新語》相通，但《說苑》在故事后又必附以議論，則為《世說新語》所無。這正是子書以議論為宗旨和小說家以講故事為目的的區別所在；其二，《說苑》所設立的門類有許多與《世說新語》相似而有關聯，如“貴德”與“德行”，“理政”與“政事”，“修文”與“文學”，“正諫”直接為《世說》所用。然而劉向的門類設定是出于儒家的道德教化需要，而劉義慶的門類設定則是為了表現魏晉人的精神世界。這正如近人向宗魯所言：“中壘之與臨川，一則推本經術，一則祖尚玄虛，其旨異；一則辭多繁博，一則言歸簡要，其文異。所以得同名者，以其分門隸事，體制相類也。”（向宗魯《說苑疏證·敘例》，載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

所謂“同名”，一是指劉向曾有《世說》一書。《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其中《世說》一書已佚（王應麟《漢志考證》謂劉向《世說》云：“未詳。本傳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今其書不傳。”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謂：“《世說》今佚。”），但這是《世說》書名的首次使用。二是指劉義慶《世說》又名《說苑》。該書雖未見著錄，但《初學記》卷十七引劉義慶《說苑》曹操酪器題字事見今本《世說新語·捷悟》，同書卷十九引劉義慶《說苑》鄭玄家奴皆讀書事見今本《世說新語·文學》。《逸寰宇記》卷一一八亦引劉義慶《說苑》羊祜領荊州事（清人王仁俊將諸書所引劉義慶《說苑》另輯入《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中。按范子燁《世說新語研究》認為《逸寰宇記》所引劉義慶《說苑》文字原為劉孝標注，為宋人所刪。見該書第五章第二節）。此外，諸書所引劉義慶《世說》若干文字實出劉向《說苑》。故向宗魯云：“予謂《世說》即《說苑》，原注《說苑》二字，淺人加之。考《御覽》三十五引《世說》，不見義慶書而見《說苑·君道》篇。《書抄》百四十一引《世本》，其文與《世本》不類；‘《世本》’乃‘《世說》’之訛，今見《說苑·立節》篇。此所引皆中壘《世說》。《初學記》十七引劉義慶《說苑》，今見《世說·捷悟》篇；又卷十九引劉義慶《說苑》，今見《世說·文學》篇。黎刊《太平寰宇記》一百十八引劉義慶《說苑》，今略見《世說·排調》篇。此所引皆臨川《說苑》也。是則臨川之《說苑》即《世說》，而中壘之《世說》即《說苑》審矣。”正是因為劉義慶《世說》與劉向《說苑》如此緊密的關系，所以后代許多人都認為劉義慶的體例來自劉向《說苑》，如蔡元培《新世說跋》：“昔漢魏之際，漸尚清談，逮晉宋而極盛。臨川王義慶乃仿劉子政《世說》之例，而作《新書》，務以標領新異已耳。”（易宗夔《新世說》，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影印本）

在前代書籍分類方法不斷積累的基礎上，劉義慶之前的部分文言筆記小說已經開始使用以類相從的分類方法。在志人小說方面，有郭頒的《魏晉世語》（關于郭頒《魏晉世語》所采用的分類方法及對《世說新語》的影響，參見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第二章第二節《兩晉志人小說》，以及寧稼雨《六朝筆記小說拾遺》一文，載《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四輯）；在志怪小說方面，則有干寶的《搜神記》和荀氏的《靈鬼志》（據李劍國先生考證，原本《搜神記》和荀氏《靈鬼志》都是分類的。《搜神記》已考知的門類有“感應”“神化”“變化”“妖怪”等，《靈鬼志》已考知的門類僅有“謠征”。參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第五章《魏晉志怪小說》，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從這些書現知的門類名稱來看，他們設立類目的初衷與劉義慶還是有所不同。《魏晉世語》已知的類目只有“名臣”，可以推測，郭頒設定類目是出于魏晉之世社會各階層人物事跡的考慮。與“名臣”比肩的，似乎應當是“明君”“儒士”之類的類目。《搜神記》已知的類目有“感應”“神化”“變化”“妖怪”等，干寶是按照神怪的種類來設定類目的，而《靈鬼志》已考知的門類僅有“謠征”，其初衷當為靈鬼故事的種類。這與劉義慶等從人的精神世界出發來設定《世說新語》的門類是迥然不同的。

（作者：寧稼雨，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