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是一座凝聚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城池。”2020年，由明永樂帝朱棣宣布始建于公元1406年，建成于公元1420年的“紫禁城”六百歲了，與此同時，故宮博物院也迎來了成立95周年紀念。故宮六百年歷史載入了新的一頁，而這一頁對多年來以故宮為主題進行書寫、研究和傳播的作家、學者、紀錄片編導，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來說，也終將難忘。這一年，祝勇出版了兩部新作，一本《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總結了作家20余年來以故宮為“精神原鄉”的寫作，另一本《故宮六百年》則以空間布局為序，通過對紫禁城幾百年營造史與發展史的追溯，貫穿起五千年中華歷史長河中的民族文明史與心靈史。從《故宮的風花雪月》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宮六百年》的全面抒寫，幾十年來，祝勇用長達幾百萬字的主題書寫構建起了一個縱橫交錯的時空之網與意義之網，試圖以此來打撈歷史，完成一個文化學者以當代視角對古老文明進行的獨特解碼與重述。

“它是中華文明無價的歷史見證”

記者：今年，您故宮主題寫作的“集大成”之作《故宮六百年》出版，全書首次將故宮作為一個整體，以其建筑布局為序，在時間長河的講述中串聯起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這次跨度近5年的寫作又是以您二十多年來對故宮文化的研究與書寫為基礎的。故宮建筑及其包蘊的文化思想中最觸動您的是哪方面？

祝勇：故宮建筑本身是對中華文明的一種承載，其中體現的中華文化的多元融合是故宮建筑群的最大特點。紫禁城的空間布局形式中承載著一種“天人合一”的秩序關系。東西南北中，五行搭配五色，中國的美學、哲學都包含在其中。比如五行的象征，金水河屬金，從西邊而來，象征西方的昆侖山脈；東邊屬木，代表生長的力量，所以在太陽升起的地方布局了文華殿等象征王朝未來的建筑。而太和殿屬土居中，象征著王朝的命脈。北京是天下之“中”，紫禁城是北京之“中”，這個“中”的概念又體現了我們民族對于秩序的尋求和理解。同時故宮又不是按照某種單一文化禮制建造起來的。它以儒家思想為主，但同時又有陰陽、八卦等其他思想成分及文化元素在內，甚至一些西洋文化在故宮建筑中也有體現。這些多元文化在故宮里沒有雜亂無章、各自為政，或是互相排斥、互相矛盾，而是有機融合，形成了一種和諧的有韻律感的美，形成了總體上和諧的一個“和聲”。而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中的“和”字，又是孔子所說的和而不同之“和”的一個很好提煉，“和”是中華文化的一大特點，故宮就很好地體現出了這一點。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去關注故宮，更多還因為故宮本身的獨特性，故宮現存文物總量186萬件套，這些文物貫穿了從新石器時代到今天的中華文明史，這些文物代表著我們文明當中曾經最輝煌燦爛的部分，這是故宮獨一無二的價值，而這其中，紫禁城又是故宮所有文物中最重要的一個，作為人類星球上規模最大的古代木結構建筑群，也是規模最大的古代皇宮建筑群，從建筑到文物，故宮都是中華文明無價的見證。

記者：您曾說，“是中國人價值觀的偉大成就了這座城的偉大”。在《故宮六百年》里，您著力書寫了隱忍、寬容、犧牲、仁愛等中華文明中的正面光輝是如何永恒照耀著這座古老宮殿的。這種“溫暖的寫作”與世紀之初您以《舊宮殿》為代表的一些寫作形成了某種對照，這種書寫上的轉向是如何發生的？

祝勇：在剛開始介入故宮主題的寫作時，我曾對紫禁城中發生過的某些歷史片段或歷史的某些方面進行過批判式的書寫，但在多年的寫作中，我也同樣堅定著另一點，那就是認識我們的文明或者文化需要從整體上去觀照、判斷。紫禁城的建立在“美”的原則上還體現著道德原則與道德訴求，但在六百年的歷史進程與各種風云際會中，這些訴求能否完全實現卻受著各種現實因素的影響。所以在這本新作中我想去寫一寫紫禁城中的人性光環與溫暖。比如我寫了明清兩代帝王的孝道，像是康熙對并非生母的孝惠章皇太后一生的孝順等。中華民族的儒家文明中一直就承載了很多正面的東西，孝道就是其中之一，清朝作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入關后建立的王朝，能完全接受儒家文明的價值觀，并體現在皇帝身上，就說明了文明的力量。再比如我寫了明孝宗朱祐樘的一生傳奇，他的“弘治中興”是其登基后留在史冊上很亮麗的一面，但在其政治生涯的背后，他最初的生命卻是靠著宮殿里一群籍籍無名的宮女、太監等小人物的冒死護佑才得以留存的，那些看不見的手與發自生命中本能的“善”的默契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感到十分感慨。我還寫到了故宮里一代代文人對中華文化始終不滅的信念。在書中第九章“一座書城”里，我寫了咸豐四年（1854年）杭州私人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于城內舊書店發現了曾被太平天國炮火所毀的杭州文瀾閣所藏版《四庫全書》殘頁，由此在民間發起的長達7年的《四庫全書》搜尋補錄工作，并于光緒八年（1882年）文瀾閣重修完成后，將補抄整理后“幾復舊觀”的《四庫全書》全部歸還的前塵舊事。從中顯露出了中華文化那種令人震撼的力量，這樣的群體行為無人要求，完全出自一種自覺自發的使命感，中華民族歷經磨難，但文化傳承的信念卻從未中斷、磨滅過，這就是我們的文明能生生不息傳到今天的原因。

“寫作是深度體驗文化的一個過程”

記者：您曾將自己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寫作生涯分作三段，其中以故宮為主題的起于新千年伊始。2002年您辭去公職并開始了一段“游學”生活，這段經歷對您之后的寫作產生了怎樣影響？

祝勇：今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故宮系列”著作已有9本，這些作品囊括了我這些年故宮主題寫作的主要部分。其中既有講文物的《故宮的古物之美》（共3本），也有講涉建筑及其背后歷史的《故宮的隱秘角落》，還有《故宮六百年》這樣比較綜合的作品。從創作歷程看，向故宮逐漸聚焦的寫作主要發生在新千年的第一個10年，這10年我遍及全國各地的游走不斷激發著我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并自然地形成一個匯聚，將我的目光引向故宮。回憶那段行走，最真切的一個感受就是，我看到了傳統文化在中華大地上留下的鮮活印記。我看到了最傳統的造紙法、最古老的花布印染工藝等，這些技藝至今仍在當代生活中發揮著作用，這讓我充分感受到了傳統文明之美并激發了我極大的創作熱情，同時我也感到，傳統文化的面向實在太廣闊了，需要找到一個可深入持久去挖掘的聚焦點，后來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中我重新發現了故宮，發現了故宮里匯集的傳統文明的精華。這樣的經歷讓我后來從紅墻外再回歸到紅墻里進行研究與敘述時，就始終保持了一個開闊的視野。再后來我寫《遠路去中國》，從世界的視角來對故宮文化進行體驗與闡釋，這種展開就更加立體、深入與廣闊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體認過程。面對故宮這樣的龐然大物，該用什么方式把它寫出來、表達出來？寫作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摸索學習及不斷地加深認識的過程，是一個深度體驗文化、產生變化的過程。

記者：作家寧肯曾說，您的寫作將他心目中“知識層面的、常識中固化的故宮”變成了與個體相關的，可以感同身受的動態的故宮，這樣的寫作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從2013年出版的《故宮的風花雪月》開始，仿佛從中可以看出您在文化書寫方面的宏大企圖。

祝勇：我的《故宮的古物之美》中以收錄的18篇散文講述了18件不同門類故宮文物的前世今生。在這些文物的背后，我想寫的是整個文化這條河流大的流動，在我眼中，這18件文物并不是海面上孤立的一座座孤島，它們背后依托的是一個宏大的歷史框架。海平面以下，島的下半部跟整個大陸相連，我不想把它們從宏大歷史中剝離出來變成彼此沒有聯系的講述，我想搞清楚他們各自的位置與彼此的關聯，創造一個大文化的視角去解讀故宮文物，這個視角可能基于中華文化，甚至要超越中華文化，從世界人類文化的視角，把文物當作一個文化現象去寫，超脫繪畫、書法這些具體的藝術形式與藝術史本身的研究范疇，在人類文明、文化的層面上去重新觀照這些歷史古物。

我一直認為，寫作不能去重復別人。寫故宮文物，從文化背景上來看，我是從藝術學、從外部進入故宮的，所以我的解讀方法和角度一定也與“專業”寫作有所不同。對藝術而言，“審美”和歷史學、哲學都是可以打通的。比如我筆下的《清明上河圖》《韓熙載夜宴圖》，這些作品有很多前人研究過，但我選擇在一個無限展開的空間里講述它們以更好地發揮我的特點。比如《韓熙載夜宴圖》中我就提出了“最后的晚餐”主題，比如我寫《十二美人圖》，從它們跟雍正皇帝之間的關系入手，在解讀中納入了拉康的鏡像理論，把“美人圖”看作是雍正內心的自我指認。它們是一面鏡子，借助這樣的 “媒介”，雍正得以確認自我，并通過這樣的映照反映出其內心另一個理想的自我，這種解讀偏離了純粹的文物鑒定角度，以及藝術創作、藝術史的視角，通過跨界融合，我想把這些藝術品從一個狹窄的領域里“拉”出來，在我的知識結構中對文物進行新的闡釋。這些闡釋是基于真實史料的非虛構寫作，每段故事情節甚至細節都有依據，但我不愿意機械地去復述歷史，而是要帶著當代人的思想和視角去打撈歷史中的人物，這種寫法本身又是文學的方式。歷史學注重真實，文學關注的則是事實背后的人。作家只有抵達了這個“人”，其敘事和言說才能夠真正完成。

“創造過這樣輝煌燦爛文明的民族，是不可能輕易被打敗的”

記者：在《故宮六百年》的最后一章，您飽含深情地寫到了老一輩“故宮學人”的風采及抗戰時期故宮文物南遷的偉大壯舉與艱辛。可以說，故宮博物院從成立之初就是建基在對文物的研究與保護之上的。

祝勇：“故宮文物南遷”對今天很多普通人來說已比較陌生了。但對故宮博物院甚至對我們國家的民族文明史來說，這都是歷史上曾發生過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它指的是從1933年2月開始，為躲避日寇鐵蹄，北平故宮博物院決議把部分主要文物遷出北平的一系列文物保護行動。這些文物后來輾轉遷徙途經了大半個中國，搬運轉移文物共19，000多箱，當中還包括當時頤和園、國子監等其他文物單位的部分文物，整個文物遷徙規模的浩大，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在那樣一個戰亂的條件下，其中的艱辛也是難以想象。那時“故宮人”有一句話，“人在文物在”，所以才有了后來這些文物從北京走到南京，走到四川樂山、峨嵋再到貴州等地，經歷戰亂卻沒有丟失、基本沒有損壞的奇跡，這不僅是故宮的奇跡也是我們民族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跡。

去年故宮博物院申報國家重大課題的項目《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已獲得通過，因此今年我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作為總導演推進這部紀錄片的拍攝完成。此前，我們已做過很多資料挖掘與整理工作，這些資料從故宮現存的很多檔案乃至地方檔案館的相關內容中一點點挖掘出來，內容十分浩瀚。整個南遷過程長達十八年左右，空間范圍波及大半個中國，甚至還涉及到一些國外地區，因為在南遷過程中，我們一邊“遷徙”一邊還在沿途的貴陽、重慶、成都、上海這些大城市辦展覽，通過展覽宣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國人對抗戰必能取得勝利的民族自信。這里邊還涉及當時如何認識故宮文物價值的問題。溥儀退位后，國人對故宮文物的認識一度還存在一些爭議，也有人認為故宮文物是封建帝制的象征，承載的是負面的價值。但是1925年故宮博物院建院后，那一代最初的故宮人一直就堅信，故宮里所有的文物承載的都是中華五千年的輝煌文明，因為創造這些文明的是中國文化，所以它們屬于全體中國人民。也正是在這樣的信念支持下，這些展覽陸續舉辦，并且每次都能引起巨大轟動，其中一部分展品還被送往國外，通過對外展出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為中國爭取抗戰勝利贏得國際社會的輿論支持。通過這些方式，那一輩“故宮人”想讓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人民都看到，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多么優秀的民族，中華文明歷經無數劫難依然走到了今天，文明沒有消失、泯滅，沒有斷流，依然能創造出如此輝煌燦爛的文化，所以這樣一個民族是不可能輕易被打敗和征服的。

記者：今年初，您所在的故宮博物院影視所更名為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改名后您作為所長有何思考？

祝勇：故宮博物院現在提出了未來要向平安故宮、學術故宮、活力故宮、數字故宮4個方向努力建設的目標。在我看來，今天的故宮的確越來越有活力了，而這個活力的基礎還是學術。在今天，故宮文化的傳播更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導向以及學術上的嚴謹。網絡時代哪怕有一幀、一個字的錯誤，也可能會被截屏在網絡上傳播，所以我們必須得有責任感，必須傳達正確的信息。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用一些年輕人更喜歡的方式，同當下的傳媒變化相適應。比如前年《上新了，故宮》第一季，我們跟電視臺共同合作，首次將文化綜藝節目引入故宮，這在全國博物館系統中都屬前衛探索。又如今年疫情期間我參加的“613”故宮“云觀展”線上直播，后來收視率據官方統計達到了兩個多億。當然這只是整個故宮文化傳播中的一小部分。包括9月以來正在故宮舉辦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和 “蘇軾主題書畫特展”，都在通過各種方式吸引著國內外的極大關注。現在，對故宮感興趣的人從原來中老年人、旅行團居多正轉向年輕人越來越多，這是一個特別好的現象。但年輕人有時對傳統文化了解不深，常停留在表面，所以在文化傳播方面我們就應去尋找更合適的方式引導他們深入了解傳統文化的內涵，使其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像我們現在正做的“南遷”紀錄片也在貫徹這樣的想法。我們還在不斷嘗試，希望能逐漸找到一種新的更適宜的模式去表現這樣一段宏大的歷史。

這些年故宮博物院還辦了很多大事，其中有很多都是不為外人所知的基礎工作，比如自2001年申奧成功次年啟動直至今年才完成的“百年大修”，還有2004年開始的長達7年的文物清理工作等。當年鄭欣淼院長下定決心帶領全院進行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首次徹底的故宮文物清點工作，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大膽有魄力的決定。這其中牽涉的很多工作都非常復雜，比如連最簡單的除塵和搬運工作，都因關涉到文物的保護而變得非常麻煩，很多重體力的勞動也不能交給別人，只能由故宮員工們自己來做。所以故宮人在許多方面都為故宮做出了很大貢獻，7年后開總結表彰大會時，很多人當場流下熱淚，因為這些年來實在太不容易了，終于完成了那樣一個重要使命。那些工作將為今后故宮的發展與文化傳播打下更堅實的基礎。所以這次紀錄片完成后我還準備繼續寫寫跟故宮有關的知識分子等。我們第一批在故宮工作的學者中很多是北大教授，比如第二任院長馬衡等，他們作為五四新文化培養起來的一批知識分子，把當時西方現代的考古學、文獻學、歷史學等方面的學科帶入了故宮博物院，他們的到來使博物院從建立之初就打下了扎實的學術根基，也正是這些人，在當年那樣艱苦卓絕的歷史條件下，也從來沒有懷疑過故宮文物的價值，他們心中有著一個信念，發自內心地覺得要保護好民族的文物，這不僅僅是完成一個任務，而是完成一項使命。這使他們在整個南遷過程中非常堅定，也因此才能克服那么多不可想象的困難。今天看來，這無數微小個體身上匯聚的精神與力量也正是我們中華文化與文明得以傳承發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