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之年，也是精準扶貧、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過去的歲月中，在全國人民的不斷努力下，扶貧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各個貧困地區逐漸脫貧摘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好轉。在脫貧攻堅戰役中，文學扶貧是一項重要內容，全國各地文學家踴赴貧困地區遞智慧、送溫暖，同時一些反映扶貧攻堅事跡的扶貧文學應運而生。扶貧文學塑造了一批批扶貧攻堅路上的典型人物，講述了一個個溫潤心靈的中國故事，其價值取向與國家意識形態的引領緊密相連。

2015年10月16日，習近平出席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并發表題為《攜手消除貧困 促進共同發展》的主旨演講，提出“著力實現多元自主可持續發展”，是消除貧困的倡議之一，由此，生態發展及生態扶貧越發受到重視。生態扶貧是脫貧攻堅的一項重要舉措，2018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了《生態扶貧工作方案》，強調把生態扶貧工作作為重點工作來部署安排，“推動貧困地區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相協調、脫貧致富與可持續發展相促進，使貧困人口從生態保護與修復中得到更多實惠，實現脫貧攻堅與生態文明建設‘雙贏’”。扶貧攻堅與生態發展并不矛盾，在生態系統面臨嚴峻挑戰的今天，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發掘，生態整體主義思想的推廣與傳播不僅僅是生態學家的任務，更成為眾多有志于可持續發展的文學家的責任與使命。

一、扶貧文學體現鮮明的時代意義

扶貧文學是時代的產物，追根溯源，它與中國傳統農村題材文學出自同一個母體。在中國傳統農村題材文學中，作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得以鮮明地體現。不妨以小說為例，從魯迅的《故鄉》《阿Q正傳》等對貧苦鄉民靈魂的剖析與救贖，到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等對鄉村經濟建設的重視，農村題材小說均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意義。魯迅所處的五四時期狂飆突進，啟迪人民的心智是當時第一要務，所以魯迅的小說以啟蒙為重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如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經濟建設是重中之重，所以當時的農村題材小說力爭表現農民在經濟發展中的狀況；新時期以來，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引領下，新時代農民如何走上致富之路，并且生活幸福，身心健康，真正實現小康是扶貧攻堅中不容忽視的內容。因此，當前的扶貧文學家任務更加艱巨，面對的情況也更加復雜，扶貧文學不僅要體現經濟的繁榮發展，還要注重精神文明建構，無論是扶貧工作者還是被幫扶的對象都要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找到平衡點，在思想上與時俱進，在脫貧攻堅的道路上樹立生態意識，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在經濟與思想上雙雙脫貧，書寫為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保駕護航的動人故事。

二、扶貧文學家塑造典型人物，宣傳生態發展理念

我國脫貧攻堅重任主要在廣大農村地區。之所以稱之為農村，是因為這些地方是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的勞動者所聚居的場所，他們的農業活動包括農、林、牧、漁等，農村生活與大自然聯系之緊密程度遠遠高于城市，面對農村廣袤的大地，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顯得至關重要。在脫貧致富的道路上，精準扶貧講究因地制宜，建立長效機制。如果脫貧致富方案違背了生態平衡，那么這種脫貧只是眼下利益所得，并不能長期存在，這種做法不僅與生態整體思想相背離，也違背了可持續發展原則。

近年來，生態可持續發展理念得到了扶貧工作者及扶貧文學家的普遍關注。當代作家滕貞甫的《戰國紅》一經問世就得到諸多好評，小說講述了以陳放為代表的駐村扶貧干部敢于擔當、勇于奉獻的扶貧故事。作者用文學之筆向扶貧工作者致敬，更重要的是，小說體現了作者的現代意識，自覺地將科學、生態融入扶貧文學，成功地將脫貧致富與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具有典型的示范意義。這部小說不僅展示了鄉村扶貧工作者的精神風貌，同時體現了作家強烈的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趙德發的《經山海》塑造了一個基層鄉鎮女干部吳小蒿的形象，這一人物形象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她在扶貧路上大搞經濟建設的同時，十分注重復蘇本土優秀文化，文化申遺、復植楷樹種子等工作，均顯示了其對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視，也是生態扶貧的有利倡導者和成功實踐者。韋曉明的中篇小說《春雷》以扶貧干部、云霧村第一書記韓巍為中心，書寫了精準扶貧的現實狀況，小說雖然篇幅不算長，但卻涉及許多問題，其中包括對生態環境的適度利用與合理保護的思考，體現了作者對扶貧工作人員體察的細致入微，以及對扶貧攻堅反思中的思想深度。陳毅達的長篇小說《海邊春秋》描寫劉書雷被派往閩省嵐島工作，在處理蘭波國際項目與藍港村整體搬遷的矛盾中逐漸成長為優秀的扶貧干部的故事。創新項目可以給當地經濟帶來好處，但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損害生態環境，如何確保經濟與生態的雙贏，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保護與開發，以及村民與開發商之間、村民與干部之間的種種矛盾都是亟須解決的問題，作者的生態文明建設意識通過主人公劉書雷的工作得以全面展現。

三、作家發揮前瞻意識，打造扶貧文學經典

雖然近年來的扶貧文學成果豐碩，但相對于經典優秀農村題材文學而言，仍有待更多的作家投身于扶貧文學創作中，用心血澆注文字，用思想引領時代，使扶貧文學作品能夠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量。經典的煉成，不僅由于作品能夠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態及價值取向，更重要的是能夠引發對社會的思索，助推新觀念的確立以及新思想的傳播。當下的扶貧文學作品雖然觸及到了時代的脈搏，塑造了一批批鮮活的新人形象，但其典型意義仍存在發掘的空間，在可持續發展的扶貧攻堅之路上遇到的種種困難還有待進一步反思，人民群眾對于科學、生態、發展等的認識及思想的引領與接受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如賀享雍的長篇小說《天大地大》中對扶貧工作人員喬燕的人際關系的設置，李司平的中篇小說《豬嗷嗷叫》結尾的處理都值得反思和進一步推敲。

創業容易守業難，脫貧容易發展難，廣大扶貧文學家應當看清脫貧致富道路的艱巨性與復雜性，以文學家、思想家的職業操守和靈魂工程師的責任感，為扶貧攻堅中的生態整體問題以及可持續發展敲響警鐘。期待更多扶貧攻堅方面的優秀文學作品不僅可以記錄扶貧攻堅路上發生的中國故事，樹立扶貧攻堅楷模，同時能夠順應時代的要求，在思想上高瞻遠矚，經受得住時間的檢驗，實現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