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托爾斯泰逝世110周年，托爾斯泰作品在進入中國的大約120年里，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獨特的文學性吸引了無數(shù)中國讀者，其中包括許多著名現(xiàn)當代作家，比如魯迅、瞿秋白、茅盾、郁達夫、巴金、冰心、夏衍、田漢等。而翻譯家草嬰作為托爾斯泰與中國讀者之間的“擺渡人”，二十年間出版十二卷集列夫·托爾斯泰小說譯著，將自己約三分之一的生命獻給了列夫·托爾斯泰作品的翻譯事業(yè)。

活動現(xiàn)場

10月24日是草嬰先生五周年祭日，當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的“回到文學現(xiàn)場，云游大家故居”系列節(jié)目走進草嬰書房，與觀眾一起“云游”翻譯現(xiàn)場。10月25日，以“列夫·托爾斯泰和他的中國知音草嬰”為主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徐振亞，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趙麗宏，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上海市文聯(lián)副主席孫甘露，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立民，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進行了對話。另外，為紀念托爾斯泰與草嬰，今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出版精裝紀念版《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

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在中國的出版

列夫·托爾斯泰最早進入中國更多地是以思想家的姿態(tài)。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受到維新運動的影響，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寄希望于在西洋文明中找到開啟民智、改變發(fā)展之道，這是俄羅斯文學進入中國的大背景，也是托爾斯泰進入中國的大背景。

1954年，鮮明反映托爾斯泰社會思考的戲劇《教育的果實》出版，這一系列的其他三部戲劇隨后相繼出版，即《黑暗的勢力》《活尸》《“第一個造酒者”及其他》。這些俄羅斯古典戲劇都有力地表現(xiàn)了俄國貴族地主和被他們掠奪的窮苦農(nóng)民之間的尖銳矛盾，展示了貴族地主的精神空虛、醉生夢死，以及農(nóng)民的傷心和悲慘。

最早作為思想家被關注的列夫·托爾斯泰

之后，托爾斯泰的小說創(chuàng)作吸引了廣大中國讀者，他的作品一直是人文社外國文學出版的重點之一。1954年的《哈澤穆拉特》拉開了出版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的序幕。至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托爾斯泰的小說基本補充完畢，分別于1979年、1987年、1995年和1997年以《高加索的俘虜》《舞會以后》《克萊采奏鳴曲》《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選》為名出版。在啟動列夫·托爾斯泰的戲劇和中短篇小說出版工作的同時，他的巔峰之作，即他的三大長篇，也列入了人文社的工作計劃。1956年12月，兩卷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平裝本和精裝本同時出版。1957年，出版了田漢任編劇的《復活》，一個月后，平裝《復活》小說譯本出版，第一版精裝本出版于1992年。1958年12月，董秋斯譯四卷本《戰(zhàn)爭與和平》出版，同時出版平裝本和精裝本。1986年啟動的列夫·托爾斯泰文集中開始采用劉遼逸的《戰(zhàn)爭與和平》譯本。

各種版本的《戰(zhàn)爭與和平》

除了作品，與托爾斯泰相關的重要文學評論也相繼出版。1954年，1959年4月出版的《托爾斯泰評傳》，由蘇聯(lián)著名文學研究專家貝奇科夫撰寫，由吳均燮翻譯。1958年5月出版的《藝術論》，這是托爾斯泰對自己的藝術觀的全面總結(jié)。

多年的單品積淀的基礎上，人文社于1986—1992年出版了第一套“列夫·托爾斯泰文集”，共十七卷，涉及作家的小說、故事、戲劇、文論、政論、書信、日記。

草嬰先生：以一己之力翻譯列夫·托爾斯泰全部小說

人文社擁有一支能力很強的外國文學編輯隊伍，許多托爾斯泰作品的譯者本身就是社內(nèi)編輯，比如翻譯了托翁戲劇的蔡方信（筆名“芳信”），翻譯了《戰(zhàn)爭與和平》的劉遼逸，翻譯了《童年 少年 青年》的謝素臺（她還參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翻譯），翻譯了托翁的兒童故事的陳馥，翻譯了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的蔣路、樓適夷、許磊然，等等。而草嬰先生則因為和托爾斯泰緣分尤其深厚而被關注。

草嬰原名盛峻峰，從15歲開始跟隨上海的俄國僑民學習俄語，后來得到姜椿芳的指引，進入了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大量的翻譯實踐為他成長為一代翻譯大師奠定了堅實的語言基礎。草嬰先生的名字進入更多作家和讀者的視野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他翻譯了《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nóng)藝師》受到讀者的歡迎。人文社成立的時候，草嬰在俄語翻譯界已經(jīng)名聲在外。最初的合作是在1955年，作品是戈爾巴托夫的《頓巴斯》。這部作品以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這是當時中國讀者喜歡的一種主要類型。

之后，人文社出版的草嬰譯著主要是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1961—1962年的兩卷本《被開墾的處女地》，2001年的中短篇小說集《一個人的遭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除了閱讀俄羅斯文學作品，學習蘇聯(lián)作家的寫作技巧也是一股熱潮。1962年，草嬰以及一部文學評論——1962年的《加里寧論文學和藝術》。

草嬰有意識地選擇感情豐沛、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作為翻譯對象。在積累了豐富的翻譯經(jīng)驗后，上世紀六十年代，草嬰從中短篇小說入手，開始翻譯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并于1964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高加索故事》。從1977年起，草嬰先生開始醞釀翻譯列夫·托爾斯泰所有小說的計劃。歷經(jīng)二十年，憑一己之力完成了從俄語直接翻譯列夫·托爾斯泰所有小說的巨大工程，出版了十二卷集列夫·托爾斯泰小說。

“找一塊墓地，并不是草嬰所喜歡的，與留一座墓碑相比，將他的文學精神流傳下來更重要。”2015年，在草嬰彌留之際，妻子盛天民表示，草嬰的最大心愿是能建一間“草嬰書房”，這里不僅可以存放草嬰畢生收藏的書籍，把它們開放給讀者借閱，還希望可以能成為人們交流思想和學術的沙龍。

現(xiàn)在位于上海烏魯木齊南路178號3號樓的草嬰書房，就是遵從草嬰的遺愿所建成，草嬰書房的陳設尊重草嬰家人的意見，通過“人道主義啟蒙”、“中俄之橋”、“翻譯之道”三部分主題，展示其翻譯生涯的追求。在草嬰書房中，存放了他畢生收藏的書籍并復原其書房場景。

草嬰書房外觀。

“讀草嬰的翻譯感覺像是讀托爾斯泰的俄文原文”

徐振亞介紹，俄國跟中國關系比較近，十九世紀的時候在北京已經(jīng)有俄語學校了，專門有活動了。作為世界級的文豪托爾斯泰，大概1900年他的名字就出現(xiàn)在中國的雜志上了。“五四”運動前后有相當多的文章介紹他，但基本上都是簡單的介紹，其作品的翻譯很少。他1910年去世的時候，中國有一些先進人士在上海舉辦了悼念活動。

“最早跟托爾斯泰聯(lián)系的中國人有兩個，一個是北大教授辜鴻銘，他通過上海領事館跟托爾斯泰聯(lián)系、寫信，表示對他的尊敬，而且要翻譯他的書。還有一個是張慶同，他當時在彼得堡，是一個留學生，他寫信給托爾斯泰，表示想把托爾斯泰的作品翻譯過來。后來托爾斯泰給他們都回信了。留學生張慶同，學貫中西、懂很多外文的辜鴻銘，最早起到了橋梁和引導的作用。到后來，潮流涌動，托爾斯泰作品在中國慢慢形成一個比較大的勢頭。”徐振亞說。

趙麗宏說他對比了不同的托爾斯泰作品譯本，《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話，周揚的翻譯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草嬰的翻譯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趙麗宏認為，相比之下草嬰的翻譯更準確，讀起來也朗朗上口。“我對比了其他譯本發(fā)現(xiàn)，草嬰先生一定是不看別人的譯本的，他完全是讀原著。高莽說讀草嬰的翻譯感覺就像是讀托爾斯泰的俄文原文。”趙麗宏談道。

孫甘露談道：“俄蘇文學開始進入中國的時代，實際上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產(chǎn)生影響的年代。雖然蘇聯(lián)文學的傳入有政治的背景，但是確實對中國百年來的文化、文學、社會生活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俄國文學，尤其是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文學，對中國產(chǎn)生那么巨大的影響，我覺得背后有非常復雜的原因，其中有一點，就是跟我們今天講到的這一代翻譯家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屠格涅夫、萊蒙托夫、普希金，我都喜歡。”

“我記得好像是托馬斯·曼講過一個典故，解釋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話是怎么寫出來的。有一天托馬斯·曼舉辦家庭聚會，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朗讀普希金的作品，忽然托爾斯泰走進來，普希金的作品喚起了他的靈感，于是寫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第一話——‘奧布朗斯基家的一切都亂了套’。 托爾斯泰最初是用這句話開始《安娜·卡列尼娜》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的歷史脈絡，從更長的背景來看，文學永遠不是孤立的，肯定是前后接續(xù)，其中的影響當然是非常復雜的。”孫甘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