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是西方哲學史上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用斯溫伯恩的話說，其核心任務就是探討“在T2時間的人P2與早先在T1時間的人P1是同一個人”的內涵或證據。換言之，即個人在何種意義上能被自己或他人識別和再識別為同一個人。這一母題在傳統文學中并不罕見，隱姓埋名的主人公原來的身份被人發現、承認和揭露，這似乎并不構成太大的疑難。但對許多哲學家來說，由于人的身體與心理各自的易變性及其可還原性，要在人自身中尋找一種確定不變的基礎，以確定人之為人的本質，卻是頗為棘手的難題。

個人同一性危機

一方面，嚴格意義上的同一性是指事物在數量與性質上的完全相同，但正如休謨所說，身體與靈魂沒有任何能力始終維持同一不變，那么如何在這種“特修斯之船”式的流變中識別出相同之物呢？另一方面，按照主流的還原論觀點，自我并非獨立存在的實體，而是可以還原為大腦、記憶或知覺過程等事物。這樣一來，“自我是什么、在哪里”的問題，在某些哲學家那里就愈發可疑了。更何況身體與心理標準往往還不兼容，則更加深了問題的復雜性。如此便形成了搖擺在肯定與否定、身體與心理、內部與外部等二元對立項之間的多重理論范式。

大體上看，西方個人同一性理論經歷了三個階段。其一，從柏拉圖到洛克，這一時期的主流觀點傾向于認為自我是某種純粹而永恒的非物質性實體，個人同一性在此意義上就是靈魂、我思或意識的同一性。其二，從洛克到20世紀60年代，這一時期的哲學家很少再將自我理解為某種對象化的單純持存的實體，而是心理與身體元素相互關聯、不斷變化的（統一）過程，個人同一性因此被理解為綜合性的同一，如休謨、康德等人的觀點。其三，20世紀60年代以后，這一時期的個人同一性理論轉型與危機共存，一方面，個人同一性的內部標準開始轉為外部標準，即認為人是通過他者而非自己而被識別和建構為同一個人；另一方面，該問題本身受到質疑，如帕菲特認為堅持個人同一性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啟示。

個人同一性的自身性和相同性

在法國解釋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看來，這種危機實際上早已根植在傳統理論中。他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吉福德講座及后續著作中指出，個人同一性理論所遭遇的混亂實際上是因為未能正確區分“相同性”和“自身性”這兩種同一性概念。在此基礎上，他系統地批評了洛克等人的理論，并創造性地以敘事學思路解決同一性問題，為當代的哲學與文化探討留下了寶貴資源。

“l’identité”在法語中兼具“相同”和“身份”兩種含義，利科將其區分開來，以“相同性”（la mêmeté）指稱主體在客觀或可識別特征上的同一性，而以“自身性”（l’ipséité）指稱主體在自身身份認同上的同一性。這種區分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利科將相同性總結為數的同一性、質的同一性和不間斷的連續性；如此，一棵樹或一只動物便能在數量、性質或時間跨度中被識別并再識別為同一事物。另一方面，時間跨度實際上意味著某種微弱的變化——樹木長大、動物變老，盡管不至于摧毀同一性，卻始終威脅著它。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種“時間中的恒定性原則”，以更嚴格地處理變中之同。利科認為“特修斯之船”的假設實際上就隱含著一種“恒定的結構”，它不是實體而是關系意義上的同一性。

那么，人是否也有這種非實體的同一性呢？利科在“自身性”中看到了答案。換言之，除了物理特征的同一性，人實際上還存在身份認同的同一性。他用兩個象征性術語——“性格”和“承諾”，表達了這種恒定性。其中，性格指的是人的稟性、習慣或既有形象等個人獨特標志，它比較接近前面所說的相同性，但通過添加性格內容，更全面地揭示了主體“是什么”的可識別特征；而“承諾”則意味著人對自身的忠實和堅持——如忠于承諾、保持友情，這種關于“我是誰”的恒定認同，構成了對時間的深度拒絕：“我將保持不變”。

實際上，以前的哲學家并非沒有認識到個人同一性的復雜程度，但很多哲學家的確未能嚴格區分“相同性”和“自身性”：他們或以自身性否定相同性，如洛克以記憶作為同一性的主要標準，忽視了身體特征；或以相同性否定自身性，如休謨認為只存在一種同一性模式，自身觀念是一個錯覺；帕菲特無視這種區分，進而提出同一性問題無法解決并進而否定其重要性——盡管他認為取消該問題有助于重塑道德生活，但利科認為繞開“自我”反而無法實現這一目標。

相較之下，利科的貢獻在于，他以“我是什么”和“我是誰”這兩種并不對立的同一性問題取代了傳統身心二元論以及相同性與差異性的探討，這樣個人同一性就以一種更加積極的方式被確認下來。然而，這種本體論式的且帶有二元論殘余的探討，尚不足以構成主體在時間中的同一性存在。為此，利科將敘事理論引入其中，以揭示一種動態的、更具實踐和倫理意義的個人同一性理論。

敘事同一性與個人同一性

在20世紀主體理論與反主體理論的爭論中，利科選擇了一條中間道路，即不是從本體論而是從解釋學的角度出發揭示主體如何通過符號、象征和文本解釋的間接途徑來理解自己。而“敘事”正是主體理解自己的一種途徑，他在《敘事同一性》中指出，自我知識是一種解釋，而自我解釋則是優先在敘事中介中獲得的。那么，敘事何以具有這種能力呢？

一個非常直觀的印象是，人類生活在故事講述中變得更易理解，而生活故事本身則在情節化的敘事模式中變得更易理解。這種印象背后的原因是敘事具有“同一性”的能力。這種同一性首先是在“情節化”（emplotment）的層面上被理解的。利科在《時間與敘事》等著作中指出，情節實際上內含著“和諧”與“不和諧”的辯證關系。所謂和諧是指事件安排遵循某些秩序原則，如故事應當是連貫的、具有適當的長度、合乎邏輯與預期等；不和諧則是指命運的“突轉”，如令人恐懼的事件或苦難等，它們威脅著故事的連貫性。但二者的沖突不是絕對的，情節化將其轉變為“不和諧之和諧”（discordant concordance），它首先意味著事件“出乎意料地卻又符合因果關系地出現”。這樣事件的偶然性便被納入敘事活動所實施的必然性或或然性效果中，它調和了同一性與多樣性，這正是敘述同一性的初始內涵。其次，意味著人物同一性。人物就是在敘事中做出行動的人。在某種意義上說，人物本身就是情節，因為情節總由人推動、執行并表現人。總體上看，當代敘事理論雖然側重探討敘事結構諸問題，卻并不像19世紀小說理論那樣將人物與情節、背景等問題等而化之，而是強調它們的相互融合。詹姆斯以兩個反問句表述了這種關系：“人物不就是事件的產物？事件不就是人物的展示？”正是在這種交織乃至歸屬關系中，利科看到了敘事相關于人的行動與倫理的維度。他指出，敘事都是有關施動者和受動者的，而且他們根據其行動接受“評估”與“報償”。這樣與行動有關的動機、意圖或結果等就都能歸屬于人物，而人物也就作為行動與倫理主體在敘事中獲得了動態的、更具深度的同一性。

敘事本質上是在時間中展開一種情節化過程，它為異質之物賦予一種可理解性，達成所謂的“不和諧之和諧”或者說“異質綜合”的效果。正因如此，利科將其納入相同性與自身性兩極之間，使其彌合同一性問題所包含的沖突與斷裂。隨著它的介入，主體的可識別特征和自我身份認同相互塑造，構建起完整且同一的個人，而這正是在世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利科反對帕菲特通過技術學虛構（如復制大腦并隔空傳送）對同一性問題所作的否定，因為在他看來這實際上侵犯了人的整體性。

隨著生物技術、賽博格技術等的發展，什么是人、人自身是否具有同一性等問題儼然已經成為一種切實的文化焦慮和癥候。但如果這類探討只停留在本體論層面，那么很多疑難便難以解決。相反，正如在隔空傳送的案例中，利科認為其中仍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經驗，即被傳送的旅人的時間性；如果納入此維度，則可以顯見從“我”與“復制品”的區分開始，我們的“故事”就把我們區分開來，而且相互不可代替。這樣原本悖論的假設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更重要的是，討論就從“記憶標準”轉向了“幸存”問題，即對人在技術時代生存處境的思考。從這里可以看出，敘事學轉向使個人同一性研究不再停留在如何定義人，而是關注人如何解釋并認識自己，這大大拓展了這一問題的理論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