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時代發展和創造實踐，這是民族文學創作中“現實性”內涵的概括。在民族復興的征程中，風險與挑戰更加紛繁復雜，而對“真正”的現實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把握，是很重要的，因為遵循了社會發展趨勢，文學創作就有了判斷的前瞻性，作品境界就有了思想的張力。所以，我們要在整體上把握現實，用全面的、聯系的觀點，即使凝視一個細節，也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細節；要從過程中把握現實，因為隨著條件的改變，事物會發生變化甚至是質的變化等，尤其是看到以怎樣的范圍為背景的現實：背景有大小，區域、國家甚至是世界的，在相互比較融通之后，現實的意義就顯出不同。

好的文學作品首先是有力量的，是在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審美關系上，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生活的啟蒙書，或在道德情感和倫理行為等方面，給人以積極的、美學的，特別是充足人文情懷的影響和沖擊。

民族文學創作中的現實性不僅僅是一種寫實性的敘事方式，更是一種飽含民族精神的創作意志。在思考、明確創作方向性問題的時候，要看到兩個關于文學藝術發展的理論思維特點：一個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里著重講的是文化與政治的關系； 一個是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里重新定義了文化與市場的關系。這兩個理論思維都是緊緊貼近時代，根據現實社會需要對敏感問題進行的重點論述。它們相互聯系，有繼承有發展。我認為，這里涉及的兩個關系是文學創作中現實性的評判基礎或發端。

當代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錢谷融認為：“主觀的真誠與客觀的真實相統一的時候，才有現實主義，二者缺一，或者二者割裂，都不會有現實主義。”主觀上的真誠則是看待社會發展、社會人生時要有實事求是的思考和批判精神，而客觀上的真實則是以社會現實的復雜性為底色，講究局部與整體、主流與支流的適宜的表現方法。

作家有個體追求和張揚的自由權利，也有社會影響和效果的責任承擔。在民族文學創作中，我們應該深刻理解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以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作為堅固的價值觀。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尋求社會進步、抒發人文情懷的生動現實，是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的時代特征。

實際上，反映時代變遷、人民奮斗和多彩生活，總會關乎到宏觀的背景；就是描述日常生活和個體生命中，所謂微觀政治也是嵌入其間的。文學中隱性政治的存在，是一個普遍的歷史事實，而文學作品達成感染力的最高境界，應該是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

文學作品的社會使命和責任，就在于升華思想和激揚精神。文學作品的思想性，非常考驗作家對社會的認知程度，反映作家的價值追求。文學作品應看重它對社會構建及發展的傾心程度。在這里，可以概括為所謂“三心”。

第一，對心靈培育和滋養的耐心。文學歸根到底是關乎心靈活動的，關乎審美與擇善，它讓人的認知情緒變得豐富而鮮活。作家汪曾祺談自己的文學創作時說，他常常是從“小”處著手，“以小見大”，特別是關注底層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以日常生活及細節的敘事方法，展現關于大美的憧憬。好的文學作品的共同點，就是在于呈現社會、開掘人性、探視歷史上下了大力氣。我們探問人性，為的是有一段多面情節；我們追問歷史，為的是有一脈深度起承。實際上，文學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文學的高度大抵都是從這里生發出來的。

第二，對社會警示和發展的用心。有人把文學作品分為或歌頌真善美，或揭露假惡丑。這樣如此涇渭分明的評判褒貶態度，是一種懶人作風。好的文學作品不僅是一種基于社會認知的創造，而首先是成熟心智的必然產物。社會的生命力，有時就源于矛盾的存在，以及運行的波詭云譎。作家對生活的境況，應該用頭腦思考，用感情理解；在高于生活的觀念下，藝術地塑造出各種力量運動的碰撞，使讀者在文字的方寸之間有一番經歷，覺一縷深刻，把因閱讀而升起的現實和歷史的厚重感長久地留在記憶里。

第三，對民族文化積累和傳承的盡心。當前全面小康的建設、扶貧攻堅的實踐，是一種民族的、歷史的壯舉，以此為題材的優秀作品，必將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增添新的內涵。在很多情況下，民族文學創作就是一種田間采訪、史料分析和藝術再創的工作，而從長遠觀點看則是一種文化積累與傳承的文化事業。好的文學作品承載著時代和民族的信息，尤其是那種宏大背景下的敘事描述，倘若與日常生活的個體生命融合，常常讓人從多側面、多角度看到現實社會的真實狀態。

“文藝創作是觀念和手段的結合”，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來的。把端正創作觀念、嫻熟創作手段作為認識問題的出發點，看到兩者的相互配合、彼此支持，不僅是闡釋民族文學創作規律的一個思路，也是檢視文學創作中現實內涵的一個視角。在此，作家不能不潛心思索什么才是真正的現實，如何表達這個現實，才能獲得比較好的社會效果。我以為，復制現實，未免簡單；抄錄瑣碎，丟失文學。要看到進步的東西，要有希望和理想。

缺少理想的現實是不真實的。在逼近現實的文學作品中，如果現實暫時把人物拋進了一個黑暗期，或者挫折地，而沒有光明的可能，或重生的再造機會，這樣的作品是不完整的，而不完整的描述就是一種失真，叫人灰心。恩格斯曾說：“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謂典型，就是在社會真實基礎上的文學藝術追求，尤其是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的聚光下，在反復周密觀察，有了充足的理由以后，才被完整地而不是片面或零碎地呈現出來。它是社會的濃縮、文化的積淀。

缺少理想的現實是不豐滿的。骨感的現實，豐滿的理想。無論是改革開放追求現代化，還是新時代謀求民族復興，我們既需要擼起袖子的真抓實干，也需要自由和超越的創造力。為此，在文學創作中，就需要各式矛盾變換的襯托，需要現實與理想交織的充實。有時現實是粗糙而貧瘠的，但是有了事物發展過程，有了人物成長經歷，特別是必然或偶然原因的出現，營造了沖突懸念的故事魅力，以及情節細節的躍然生動，最終升起的是審美情感的文學氣氛。就是說，文學創作方法是多樣的，其目的就是讓作品好看而深刻。

“哀而不傷”，說的是過度現實，不利于自己也會殃及社會，所以要哀得適度；“發乎情，止乎禮”，說的是不能任著性子被情緒左右，而是知道在該停止的地方就讓理智來調整一番。毛主席說，《金瓶梅》雖然寫得不錯，但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

真實是豐滿的真實，需要作家的內心格局。倘若把浪漫主義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種，那么面對冰冷嚴酷的現實，就用積極的浪漫化解它，而狂熱躁動的現實，就用消極的浪漫冷卻它，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庸元素在文學創作中的靈活運用，也是哲學意味十足的現實生活的真實。

當我們了解了缺少理想的、浪漫的思維在文學創作中所帶來的局限性以后，就自然明白它不能被社會或多數讀者認可的道理了。我想，一部文學作品有沒有現實生活的靈魂，有沒有思想的穿透力和藝術的概括力，就應該從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辯證思維中去尋找。這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認同——那種不易達到的但必須達到的深層次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