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詩集《讓那伐木者醒來》中譯本面世，這是中國出版的首部單行本拉美文學書籍。據筆者統計，截至2019年12月，共計1015種拉美文學作品遠涉重洋，陸續抵達中文世界。70多年來，中國讀者正是通過閱讀這些作品，去想象拉丁美洲，去接近文學世界中的拉美現實。細查陳列在“中國書架”上的圖書，不難發現，書寫這部拉美文學漢譯史的并非只有譯者、編輯或出版社，推動譯介與傳播的大時代也是其重要的執筆者之一。

作為一項跨文化交流活動，拉美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及傳播歷程，無法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對外交流史和中拉關系史等歷史框架而存在。綜合考慮上述因素，并兼顧時間段的相對均衡，我們將1949年以來的拉美文學漢譯史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改革開放至1999年及21世紀以來三個時期進行考察。

文化外交：同為“第三世界”的共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為外國文學的譯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新生共和國面臨復雜的國內外政治局勢，文學翻譯不可避免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據統計，1949—1978年，中國共出版了85種拉美文學作品，絕大部分出版于1966年之前。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拉美文學漢譯呈現出如下兩大特點。

一是文學成為中拉民間外交的一種載體。此時拉美文學的譯介，不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更是被賦予了某種特殊的使命。當時主張積極穩妥地開展中拉民間外交，進而推動官方關系的建立。文學領域的交流成為當時中拉民間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起到了鋪路搭橋的重要作用。

第一位訪華的拉美知名作家是聶魯達。1951年9月，聶魯達從蘇聯赴華，向宋慶齡頒發“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1953年之前，在中國僅有3種拉美文學圖書出版，作者均為聶魯達。可以說，聶魯達是當時拉美文學的代言人，但其影響并非局限于文學領域，而是具有中拉交流信使的作用。因此，聶魯達被周恩來總理稱為“中拉友好之春的第一燕”。此后，共計50余位拉美作家陸續進入中國讀者視野。由于當時提倡“廣交朋友”，被譯介過來的作品并非限于幾個拉美文學大國，而是廣泛分布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縱觀拉美文學漢譯70年的歷史，這一時期的國別分布最為廣泛，達18個國家之多。

20世紀70年代，中國與11個拉美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也隨之打開新局面。不可否認的是，處于初始階段的拉美文學漢譯作為“文化外交”的重要途徑，為中拉民間外交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是這一時期擁有漢譯作品的作者基本都是左翼作家。其中多位獲得“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如智利詩人聶魯達、巴西作家亞馬多、古巴詩人紀廉、危地馬拉作家阿斯圖里亞斯和阿根廷作家瓦萊拉等。這些作家中不乏文學大家，且普遍理解中國，認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聶魯達和亞馬多是這一時期擁有漢譯作品最多的拉美作家，前者的詩集《讓那伐木者醒來》等，后者的小說《饑餓的道路》《無邊的土地》多次再版，廣受中國讀者歡迎，兩人的作品數量總和占到這一時期作品總量的16%。古巴是擁有漢譯作品最多的拉美國家，約占總量的19%。

此時的拉美文學漢譯作品多為社會現實主義風格，以拉美人民反帝、反殖民、反霸權的故事和反映他們的現實生活為主要題材，字里行間呈現的是一個與中國同為“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如聶魯達的長詩《向中國致敬》中這樣寫道：“世界各民族一起望著你，啊，中國！/他們說：‘我們當中出現了一個多么堅強的兄弟啊！’/……玻利維亞的英勇的礦工，/寬廣的巴西土地上的工人，/還有巴塔哥尼亞的牧羊人，/他們都注視著你，人民的中國，他們都向你致敬！”這首詩也可以用來詮釋中國讀者通過漢譯作品看到的拉美社會和人民：拉美是我們“堅強的兄弟”，在那片廣袤的土地上生活著和我們一樣的人民。當時的中國讀者，在拉美文學漢譯作品中體驗到了同為“第三世界”的共情。

此外，我國西班牙語專業及葡萄牙語專業分別創建于1952年和1960年，因此，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絕大部分拉美文學作品都是從以俄語和英語為主的其他語種轉譯而來，難免導致不少語言及文化信息丟失。再加上受所處時代限制，譯本中存在一些誤譯和漏譯現象。中國讀者和原作之間如同隔著厚厚的磨砂玻璃，只能基于模糊的影像去描繪拉丁美洲。即便如此，讀者還是能被層層包裹的文字擊中心靈，感受到中拉同此涼熱。

華彩篇章：拉美“文學爆炸”的震撼

改革開放后，國內文化領域撥亂反正，解放思想，重新復蘇，停滯的拉美文學翻譯和出版也重新啟動。1979—1999年，共計317種拉美文學圖書在中國出版。這一時期的拉美文學漢譯回歸文學本位，出版也逐步規范化，成為中拉文化交流的華彩一章。

1979年10月，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成立。這是國內最早成立的外國文學研究會之一，聚集了當時國內上百名來自高校、科研機構、出版社、政府部門和媒體等單位的西葡語文學專家和愛好者。在以該研究會成員為主的專家學者的努力下，拉美文學的譯介標準由此前的政治考量迅速轉向文學本位。譯介選題的經典化、翻譯的專業化和出版的系統化成為這一時期拉美文學漢譯的主要特點。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屬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以研究會成員為主的專家精選精譯，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陸續引進了近70種圖書，包括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墨西哥作家魯爾福、富恩特斯、帕斯，智利作家多諾索，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烏拉圭作家貝內德蒂、奧內蒂，以及古巴作家卡彭鐵爾等重量級作家的作品和相關文論數種，為拉美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的漢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現實主義風格仍是拉美文學漢譯作品的主色調。但這些作品已不再是此前那種一統天下的社會現實主義，內涵更為豐富，形式也更趨多樣。中國讀者在拉美文學漢譯作品中接觸到了風格迥異的“現實主義”，既有以《深沉的河流》《廣漠的世界》為代表的、展現印第安族群的生活風貌和他們與以白人為主的統治階層的抗爭故事的土著主義小說，也有像《堂娜芭芭拉》《旋渦》等聚焦本土自然特色和文化傳統的地域主義小說，但最令人矚目的是以加西亞·馬爾克斯及其《百年孤獨》為代表的魔幻現實主義。拉美多元混雜的文化傳統，光怪陸離的自然景觀，還有拉美各國別樣的歷史與社會風貌，凡此種種，無不讓讀者感嘆拉美那神奇而魔幻的現實。博爾赫斯給中國讀者帶來的震撼也不容輕視。博爾赫斯遠離社會現實，醉心于文學和哲學等抽象世界的探尋，提供了創作的另一種范式。在他短小精悍的作品中，讀者遇見的是無盡時空中難以窮盡的闡釋迷宮。此后，隨著更多拉美重要作家作品的譯介和出版，拉美“文學爆炸”開始席卷中國。拉美作家實驗性的敘事手法，推陳出新的小說結構，虛實交疊的敘事視角，不由讓中國讀者驚嘆連連：“原來小說還能這樣寫！”

自20世紀80年代起，外國文學的大量涌入引發了思想與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有力推動了中國文學的變革，拉美文學就是其中一股重要力量。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中國作家產生重要影響的外國作家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和巴爾加斯·略薩是被頻頻提及的名字。1979—1999年，上述三位作家的重要作品都被譯介到中國且多次重版重譯，三人的漢譯作品共計63種，約占這一時期譯介總量的20%。莫言曾多次提到《百年孤獨》給他帶來的震撼，講述“面對巨著產生惶恐和惶恐過后蠢蠢欲動”的感觸。閻連科認為，“拉美文學在世界上的爆炸，轟鳴聲在中國文壇的巨響可謂振聾發聵，令中國作家頭暈目眩”。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拉美文學漢譯已不僅局限于促進中國對拉美的認知，而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方興未艾：多元時代的“共時”對話

在經歷了強調意識形態的“一元化”標準和凸顯名家名作的經典“一元化”后，拉美文學漢譯進入了以“多元化”為特征的第三時期。2000—2019年，共計613種拉美文學作品在中國出版。值得強調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拉關系進入全面發展新時代，文化關系成為中拉整體外交的重要一翼，拉美文學漢譯也因此煥發出空前的活力。2013—2019年，出版了360種拉美文學作品，占70年來拉美文學漢譯總量的35%。

隨著中拉交往和中外出版行業交流日益密切，拉美文學漢譯呈現“更全、更新、更快”的特點。首先，經典作家仍為譯介重點，在進一步補全他們作品的同時，名家新著得以及時引進，正逐漸接近真正意義上的“全集”，力求反映經典作家的創作全貌。21世紀以來，博爾赫斯、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巴爾加斯·略薩仍是擁有譯介作品最多的作家，共計出版作品171種，約占這一時期譯介總量的28%。需要指出的是，多年來國內出版業版權意識不強，直至1992年中國正式加入國際著作權公約后，相關政策法規的執行才漸趨規范。總體來講，進入21世紀后，拉美文學漢譯作品的版權才得以規范，絕大部分圖書在購買版權后再次出版，如獲得正式授權的《百年孤獨》直到2011年才面世。此類名家名作的重版是造成21世紀以來拉美文學漢譯作品種數劇增的原因之一。其次，“新作家”和“新作品”所占比例大幅提升。一大批在國外暢銷的作家成為譯介熱點，如巴西作家柯艾略、智利作家波拉尼奧、阿根廷作家艾拉等的作品得以迅速引進。此外，一些活躍在當代拉美文壇的中青年作家也被譯介過來，如“70后”智利作家桑布拉、阿根廷作家施維伯林以及“80后”墨西哥作家路易塞利等。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拉文學交流的蓬勃發展。最后，翻譯和出版的速度也明顯提升。一些在國外獲獎或備受矚目的拉美文學作品，幾乎能在原著出版后不久就出現中譯本，有效促進了中國讀者對拉美當代文壇的了解。

近年來頗具影響力的拉美作家當屬加萊亞諾和波拉尼奧，兩人各有十余種漢譯作品。在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火的記憶》等作品中，文學與政治、想象與歷史、詩意語言與批判精神再次相遇，讀者又一次感受到了拉美波瀾壯闊的歷史和現實、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滾燙的良心。波拉尼奧用《2666》《荒野偵探》等作品構筑的文學世界，令新一代中國讀者沉醉癡迷，波拉尼奧也隨之被推選為當代拉美文學的標桿式人物。不可否認，經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翻譯和傳播，中國和拉美文學的“時差”大幅縮短。當下的拉美文學已很難像之前那樣給中國讀者帶來巨大的閱讀震撼，中拉文學逐漸趨向一種平靜的“共時”對話。

“中國書架”上逾千種拉美文學作品，向我們提供了斑斕的文學圖景。但時下的中國讀者眼中的拉美文學是何種樣貌？帶著這樣的疑問，筆者發起了一項關于拉美文學認知度的調查，共收到940份有效問卷，其中88%的參與者出生于1980年及之后。可以說，問卷結果代表了中國青年讀者對拉美文學的認知。“提起拉美文學，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一題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百年孤獨》高居榜首，共計提名581次，其次為博爾赫斯（196次）、魔幻現實主義（189次）、“文學爆炸”（87次）和聶魯達（85次）；“我最喜歡的拉美作家”排名前幾位依次為加西亞·馬爾克斯、博爾赫斯、聶魯達、科塔薩爾、波拉尼奧和巴爾加斯·略薩；“我最喜歡的拉美文學作品”中，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名列前茅，其次為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岔的花園》、聶魯達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和波拉尼奧的《2666》。

上述結果顯示，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博爾赫斯、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爆炸”等仍是拉美文學最醒目的標簽，但科塔薩爾和波拉尼奧等作家已引起了中國讀者的普遍關注和喜愛，一個更為廣闊的拉美文學概貌正逐漸顯現。博爾赫斯曾這樣評價書籍的重要性：“在人類使用的各種工具中，最令人驚嘆的無疑是書籍。其他工具都是人體的延伸……但書籍是記憶和想象的延伸。”在電視電影等大眾傳媒和網絡還未曾普及的年代，拉美文學漢譯作品是我們想象拉美的重要途徑。即便在當下的信息化時代，書籍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讓我們繼續以書為舟，通過閱讀去接近拉美那片遙遠的文化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