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駒寨（上）

丹江流到這里，沖積出一個小盆地。龍駒寨其實不是個寨子，就是丹江北岸、雞冠山腳下一片開闊地，北高南低。東邊有東河，鹿池城，東寨，西邊有西河，有古城嶺，西寨，南隔丹江河，有寨子溝。是丹鳳縣城所在地。寨內也就是縣城里，有五六萬人，是丹鳳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為啥叫龍駒寨，有三種說法：一說寨北有一條嶺像龍，兩邊兩個小山丘像烏龜，就叫龍龜寨；一是傳說當年劉邦取道攻咸陽，坐騎在這兒產下駒，劉邦當皇帝了，馬駒也就是龍駒了；又一說寨東北有一個龍潭里的黑龍變成了項羽騎的烏騅。不管哪種說法都很美妙，很神奇，都蘊藏著神秘無限的故事。

歷史上龍駒寨因水運發達、陸路便捷而繁榮，人居漸增，因市而鎮，因鎮而城。龍駒寨歷時三百多年的發展，曾經有過黎明的摸索，有過如日中天的輝煌，有“清明上河圖”般熙熙攘攘的景致，有過夕陽西下的衰微。龍駒寨被稱為水旱碼頭是名副其實的。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龍駒寨水旱碼頭正式開埠通商。這里是西北通往東南的交通要沖，是“陜東南第二門戶”。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開發馳道，“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路“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漢書·賈山傳》）。“馳道”也就是當時的高速路。漢時設驛道，從商邑（丹鳳縣古城嶺）到河南內鄉縣柒於的這條陸路叫商於路。《漢書·武帝紀》載，太初四年（前101）冬，“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當時的弘農都尉設在今河南靈寶，卻遷徙到武關治稅。可見商於路的商力之強。到了中唐時期，商於路相當繁榮，白居易在《路次藍溪作》一詩里有描寫：“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詣。自秦窮楚越，浩蕩五千里。”到了唐德宗曾下詔明令規定“從上郡（長安）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郡至荊南為次路驛”（《唐會要·六一·官驛》），把長安到商州再到荊襄的驛道提到僅次于大路驛位置，可見商於道之重要。據侯甬堅先生《丹江河道航運縮短原因淺析》一文介紹，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到1938年，丹江大水時節，船只可以航行到商州。到了唐貞元七年（791）商州刺史李西華拓寬商山道，又別開“偏道”避水患，修橋道，起客舍，光役工十多萬。“更誰開捷徑，速擬上青云”，就是唐詩人李商隱在《商於新開路》一詩中的贊許。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地方官員再次整修商山路，《唐新修橋驛記》有記載。明萬歷七年（1579），知州王邦俊采用“火燒石壁，鑿洞架梁”，再修山道。明嘉靖時，先后任撫治商洛道的陳子直和蕭廷杰二人，欲排月日灘巨石，因工程量大，而擱淺。當時，就龍駒寨水陸二運重啟，郡人任慶云曾感慨：“商為山郡，昔議轉輸者，唐則欲由丹水以通漕運，宋歐陽修欲由武關以通陸運，無非陸海天府帝王之都所艱者餽運。商為（長安）南關，通漕運則萬世不拔之業也，前開其端，必有踵而行之者！（水陸）二運之策，何可廢也。”這番飽含深情的話語，寄托了先賢的殷切希望，也讓后人們敬仰。圍繞商於道和水運，還有向北的老君峪馱運道、巒莊馱運道，向南的南溝馱運道、大峪馱運道。那時，基本形成了一定的交通網絡。

龍駒寨市場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明嘉靖、隆慶年間（1522——1527），龍駒寨“水路漸開”，“襄漢舟集于此”。漸漸形成了關市，規模卻很小，僅有“東、西龍駒寨集”。市場管理無序，自主交易。之后，當地有頭腦的人，在臨河的淤地，建起交易市場，“收客為牙”，就是買賣中介人（經紀人舊稱牙人、牙子、牙客）。逢到買賣，牙子從中說合，促其成交，收取一定傭金（牙金），并做好署記，以備市主隨時查詢，合計。徇私者懲罰或驅逐，其他牙行不得錄用。碼頭貨物吞吐量小，市場交易規模也不大，市主“稍征逐末，以備行戶”。隨著臨河設市增多，市主爭利，訟案趨多。當道者便將市場總收益“裁其半為公車，賓興佐助”（作為地方士子舉人赴省晉京趕考車馬費補助和官府宴請考生的費用）。龍駒寨初市的無序，致使一些外來客商成了“望津隘而膽落者”。“其后，貧牙又以市日（市場交易日）質當富室，由是紳士豪右皆牙儈分日榷利”。他們勾結霸市，擅自提高押金標準。市場初輸于官者，年僅六十金，隨后漸增至一百金。用來代繳夏秋“兩關”商稅。紳士、豪右和牙儈借口丹江航運常有小梗，拖欠規費。朝廷畢姓御史來視察，地方官吏代為申告，賴以豁免。嘉靖間，一梁姓知州“又因牙行勒掯，貨商告議”，修訂規章，打破壟斷。又勒石為令：“每小舡抽錢一錢，（馱騾）頭匹三分”，作為寨鎮碼頭建設基金，在西關正街建一座“順賜門”，收取頭匹捐銀。貨船例銀由船幫代收，還增設了北路馱騾幫頭銀。此舉雖屬地方行為，對公益事業的貢獻值得點贊。像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知州尹昌嶺創辦商州中學堂，學校的經費來源于每年提收龍駒寨騾店幫頭銀，共計四千多兩。其中，有北路騾店幫頭銀三千，西關“順賜門”錢三、四百緍；船行六百緍（尹昌嶺《創辦商州中學堂碑記》）。為擴大規模，從中街“黃行”（楚黃幫處，今稱黃巷子）向南修筑河街一條，方便客商。單就厘金一項來看，也能感受到龍駒寨昔日的盛景。在《續修商志·食貨志》載“商稅所由復增，稅額所由日益也”。明萬歷、天啟間，龍駒寨歲收商稅達25000多兩。那時朝廷在這里專門設立了稅司，稅官一名，稅官由陜西布政分司官員兼任。稅有定額，按季收解。《清史·食貨志》上說，乾隆四十年（1775），陜西三原稅重，曾奉旨歸并到潼關、龍駒寨和大慶關，光龍駒寨就承擔了稅銀240兩。咸豐年間，有一年稅金達十五、六萬兩，遙居全省之冠。宣統元年（1909），陜西全省設32局，126卡，征收厘銀468894兩，龍駒寨就收了78910兩，占到百分之十七，是32個局平均數的5.4倍，再次躍居“全陜之冠”。寨城人口也過萬。按明中葉人口發展水平推算，寨鎮常住居民人口16200人左右。流動人口隨著貿易發展而在增加，像腳子幫和船戶，腳子幫有西北二路趕馱騾的工人，按兩頭匹三人匡算，每天往來的腳子幫就有1500多人；船戶按每船四五人計，“百艇”也在500人左右。行店鋪也在2000多人。這樣，寨城的人口就超過兩萬多。

在龍駒寨相繼建有商國、商縣、商洛縣。明代設巡檢司。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設商州州同衙門（比現在縣團級稍高的建置）。民國四年（1915），省府在這里設商縣縣佐公署，民國二十年（1931）撤銷。民國三十五年（1946）建有陜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龍駒寨辦事處（又稱專署龍駒寨辦事處）。民國三十七年（1948）成立龍駒設治局，為三等縣建制。1949年6月1日，龍駒寨解放，在這里設丹鳳縣人民政府。

龍駒寨城的布局，清末就有“新繪龍駒寨百頃塆輿地全圖”。圖上題詞說：

寨城通衢大街壹條，街西有厘局、稅局二座，比鄰相處，坐南向北。街中武有千總衙署一座，文有分州衙署一座，均坐北朝南。東街有新設郵政局壹所，舊立電報局壹所，亦皆坐北朝南。又有歐羅巴洲挪威國人（王耀基、克利生二先生）新設福音堂壹座，普傳耶穌圣教，甚得人心。凡寨士農工商，無不喜悅，皆樂從教焉。

各色屋宇，夾雜有官商店、洋行、騾馬店、銀壚、雜貨鋪、過載行、學堂、庵觀、會館等，煙戶連丹江兩岸，多在兩千家以上。南方各省官商，向陜、甘、新疆處遠游，必經此地。可見，當時不只是繁盛，還有對外開放的意思，有外國人來傳教。龍駒寨舊有河街兩條，均是單面，正街一條，碼頭三處。上碼頭在船幫會館門下。中碼頭在青瓷幫會館門下（今為丹鳳縣城關糧站倉庫），在中街“板條巷”以南。這里集中了為修補木船加工的各種木料板和修船匠漆匠等作坊料棚。這個巷子很長，從街道一直通到河岸，用青石板鋪成。下碼頭在小街子。小街子原本是姚、楊二姓世代共居的一座小城堡，有近百戶，有街有市，東西設有寨門防護，街道有一里長，街道兩側店市列廛。哥老會龍頭大爺姚正建這一碼頭，小街更加繁華。

民國二十八年（1939）原龍駒寨警察局所繪《龍駒寨鎮城關暨附近略圖》中顯示，寨城為長方形，穿城有一條主要道路，東西關外道路兩邊也有居民。北城墻外也有一條道路，向南能通主要道路。寨城通丹江河道間有距離，開墾有農田。

龍駒寨，屬北亞熱帶氣候，南北物產兼而有之。《直隸商州總志》記有“郊野之富，號稱近蜀”。清商州知州趙應會的《商州賦》對商州歷史、人文和風土人情有更為確切描述，龍駒寨當時歸屬商州。“其物產，則饒丹碧，產金銀，水玉溫潤，石筍嶙峋。柏千枝而蔭茂，芝一色而味鯧。子種嶺頭之藥，果儷漢皋之榛。而丹青之樹，離合之草，又為求仙者之所珍。”物產富饒，僅中草藥就有“天然藥庫”之稱。寨西出土有恐龍蛋。虎、熊、猿、誼鳥、提壺鳥及丹魚、大鯢當時遍布。這些稀禽怪獸現在幾乎絕跡。大鯢在武關河有人工放養繁殖的。土特產單就木耳來說，耳大，肉厚，耐煮。《續修商志》有記載：“土人伐木生耳，近年收買成包，水路發運至襄漢，作鄖耳出售，價倍川耳。”說明木耳質優價好，水運去了南方。

書寫龍駒寨的文章有不少。從地方志和那本《水旱碼頭——龍駒寨》書里以及網上搜索，收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有價值的史料。丹江上的航運最早也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尚書·禹貢》里有記載，荊襄一帶的貢品，從長江航運到漢江，再由漢江逆水運到丹江的龍駒寨，水陸聯運到河南的盧氏入黃河，最后到冀州，上貢到帝都的。在《三省邊防備監卷五》（清代嚴如熤）中也提到丹江“為漢唐時荊揚漕運關中之一道”。對航道疏浚歷朝歷代都有明確記載。在新舊《唐書·崔湜傳》中記載，龍景三年（709）襄州刺史崔湜“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鑿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挽道”。《續修商州志》里也寫道“中宗以崔湜充使，遂大起役徒數萬，即今月日潭”。現在月日灘就是書中說的月日潭，依然能見到通漕的遺跡。

三十多年前，賈平凹先生寫過《龍駒寨》，文章收入《丹鳳縣志》。他把那時的龍駒寨寫得活靈活現，有歷史有現狀，有城里人咋樣逗鄉下人，城鄉都咋樣一樣的滿足，有城里人咋樣穿著趕時髦，讓鄉下人咋樣跟風。修了丹江橋，背人過河的人掙錢的路斷了，還有義務宣傳的老人，咋樣白天市場糾察，夜里四鄰走訪。其中，年事最高、辦事最認真、口酒最標準的平浪宮后的劉來魁老漢，早年是河上的艄公，83歲了，縣長都給送了匾。要是老人活著也百多歲了。

從龍駒寨到紫荊關這一段航道，長400多里，歷來都被稱為險道。峽險石多，洶涌奔騰，險灘密布。劉獻遷《廣陽雜記》里有記，荊紫關到徐家店，每隔700多米就有一灘，從徐家店到龍駒寨每隔450米就有一灘。當地流傳有“寨河有三百六十個鉆鉆子（大灘），三百六十個漫漫子（小灘）”，就是真實的佐證。光阻礙航運最嚴重的大灘就有80多處。從劉家澗到竹林關的近百里都是峽谷。只說月日峽，沿線就有狼窩子灘、月日灘、鐵床子灘、大毛鱉灘、閻王砭灘、湘子灘、菊花嘴灘、蘇溝口灘、手扒灘等。在《青云寺碑》上記著：“清乾隆間，航運鉛銅入百頃塆界，河水暴漲，失淹鉛銅；百頃塆民人支差覓撈，溺死多人。”1940年，船工張滿堂等一行8條船，從龍駒寨到月日灘，有7條船被洪水沖上巖石，人貨俱失。當地流傳一首船工歌，船工的辛苦可見一斑。“沒奈何，走寨河，手把船，腿哆嗦，四百水路三百灘，龍王爭來閻王奪。沒奈何，走寨河，纖鋸身，石割腳，厘局船霸催命鬼，捐稅更比石頭多。沒奈何，走寨河，眼流淚，口唱歌。水賊綁票拋深潭，要尋尸首魚腹剝。”

清乾隆十三年（1748），對丹江河道進行了比較徹底地治理。當時奉陜西巡撫令，商州知州許維權主持，重點整修龍駒寨上下航道。用了三年時間，相繼疏鑿險灘29處，花費白銀400多兩。又用了240兩銀子買回12畝水田，把租息作為每年養護修理航道的費用。單就武關河來說，直到民國初還有小船通航，每年雨季前，武關七家較大商號做主，集資疏通河道。到了1961年，丹鳳縣政府還曾經組織施工，疏浚龍駒寨到竹林關的航道，一直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停止了航運。

在丹江上來往的船只，大多是形體較小的梭子船、老鴨船、歪把子船，只有從竹林關到荊紫關這一段水路航行的船較大些，五六丈長，一丈來寬。這些船身長腰窄，木質堅硬，也好調頭，速度快，耐碰撞，最適合山區河道。而從竹林關到龍駒寨就要換成用篙撐的小船。《廣陽雜記》里說，商南的徐家店到龍駒寨一個船能拉十石米，就是1250多斤。清末民初的枯水季節，荊紫關到龍駒寨上行船最多時也能載2噸左右，船吃水深都在0.3-0.5米，拉纖的十到十二人；上行少說也需要近半個月；順流下行時，船可以拉到四五噸，四五天就能到達。民國三十年3月出版的《驛運月刊》記載，裝2000-5000斤的貨船，丹江發洪水時，王佑卿等人開辦的泰山貨行，從龍駒寨往荊紫關發鹽，一條船最多裝了10噸貨。最快的跑了一天就到了。水運都有刊物可見是很發達了。

“用江淮之穗，養西北之政”，這話也道出了丹江航運主要是貨運的客觀事實。在《十六國疆域志》里記載，前秦用丹江航運“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節，來遠商”，“國用充足”了。《冊府元龜》（卷498）里載：“（唐武德）二年（619）二月，太府少卿李襲譽運劍南之米以實京師。”《玉海》（卷168）載：“高宗咸亨之年（670）十一月乙卯，運劍南義倉米百萬石救饑人。”這些大量的貨物運輸，都是“漕漢江，轉商山”，后馬馱人擔到長安。試想當年在商洛這條商於古道上，幾乎天天都是人歡馬叫的熱鬧場面。《舊唐書·穆寧傳》載，廣德初（763）“河運不通，漕挽由漢沔，至商山，達京師”。《全唐文》（卷784）《秘書監穆元堂墓志》里說“于時周鄭路塞，東南貢賦之入，漕漢江，轉商山”。那時，唐長安城的物資供應，水路除了汴河，只有丹江這條線了。所以把丹江稱為“貢道”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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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善，筆名雨善，陜西省丹鳳縣棣花鎮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陜西省作家協會第二屆、第三屆簽約作家，入選“陜西百名優秀中青年作家藝術家資助計劃”。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美文》《延河》《散文》《作家》等報刊發表小說、散文數百篇，其中《鄉鎮干部》《一個村子的選舉》先后被《新華文摘》等刊選載。出版《驚蟄之后》《李育善散文集》《山里的事》等著作。曾榮獲第三屆柳青文學獎新人獎等十多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