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span>

以賽亞書53：6

1986年底，金馬獎在臺北揭曉。最佳劇情片頒給《恐怖分子》，吳宇森憑《英雄本色》摘取最佳導演獎，《最愛》讓張艾嘉成為了最佳女主角。那年，《張三的歌》獲最佳原創歌曲提名，這支歌后來被多次翻唱，齊秦、蔡琴的版本最為流傳，曲調些微哀傷，歌詞里卻閃爍明亮，走過那個年代的人或能哼出其中幾句：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望一望，這世界還是一片的光亮；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看一看，這世界并非那么凄涼。

“父親”在衛生間沖澡時哼唱的便是這首了?！案赣H”是弋舟短篇小說《羊群過境》中的父親，這一短篇收錄于“紀年”小說集《庚子故事集》 中，出版于2020年。故事里，“父親”在2020年春天唱起這支歌，卻拒絕了兒子帶他去“那遙遠地方”（故事中并不遙遠）“看一看”與“望一望”的心意，最粗略地勾勒情節，《羊群過境》是在這一敘事動力中展開的。這里兩次提及“2020年”，是我的故意，因為這故事與其說是“講述”，不如說是“照錄”，作者以虛構“忠實”地“記錄”著21世紀20年代第一個春天，某個家庭，一座城市，乃至這個世界都可能正在發生的事。

人正在被看得見與看不見之事物束縛，縛于狹窄空間和逼仄心間，人要掙脫，左奔右突。人類似乎還走著、跑著、隨大勢朝某個方向移動著，但具體的人卻似乎都在迷途中。如羊群中被裹挾的某只，復制它的腳跡勢必構成滾滾的態勢，但腳該往哪里伸去，羊是無知的。

“羊群”是這個短篇最為直接的隱喻，它來自對現實的“征用”，或者說，整個故事都建筑在我們切身的現實之上，它發生在疫情肆虐之時一個家庭的內部，弋舟如此“照錄”使時間空間均呈現壓迫之感，但整部小說最終的抵達卻異常開闊。這也許與文本中不時召喚一種滾滾而來的情景有關，又或者，這是弋舟一貫的長項，在個人的具體境遇里，講出人類的某種命運。

四十歲的“我”“不做兒子已經許多年”，這么說，是因為面對一個日漸衰老的父親，“我”有著絕對的“話語權”和類似“年富力強”的心理優勢。盡管剛結束婚姻，但一份體面的工作還能補給“我”掌控生活和命運的“光明感”。年前來看望父親，帶著類似“救濟”的心情，但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世界也打亂了“我”的陣腳，“我”成為“寄人籬下”的“兒子”，在日日“圍困”中體驗對生活的把握如漏中之沙寸寸遺失，“大世界”與“小世界”在雙重失控。為了突圍現實的狹促與心理上的困獸之感，也為找回對生活的某種把握，“我”決定帶父親旅行，去甘南，看羊群，吃羊肉?！把蛉哼^境”是個起因，“我”所見羊群是作者所見亦是讀者所見，三束來自不同時空的目光第一次在“羊群”身上匯合了。

二月底三月初那幾天，朋友圈里忽然出現了浩浩蕩蕩羊群過境的視頻，看群羊跋山涉水自遠方趕來，那真是艱難日子里珍貴的輕松時刻。視頻里說那是蒙古國的捐贈，看樣子，羊群已經在路上了。讀小說時，自然想起那群羊滾滾而來的盛景，可當我想重新看看這過境羊群時，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

那只是我們一次集體的幻覺。

只需稍加分辨就會明白，遷徙于朋友圈的滾滾羊群是一次錯位，我們所見，是過往的位移，是對未來的想象。羊群還沒有來，但“我”和我們一樣，在那一刻被某種預支的歡樂溫暖了。但一篇小說已借助這場“虛構”的過境，完成了一個人從“破損的我”向“剛健的我”的遷徙。

盡管是一場虛構的“歡樂”，它亦布滿隱喻的紋路。

在世界暫時停擺的具體時刻，無用之感徒增，閉塞和無望里，我們太需要一些溫柔的指望了。疫情、困難是滾滾而來的，那么一種溫和的希望也是。

當一只只具體的羊構成滾滾羊群，它們便共享了某種無端的秩序。一種規模以不可預料的隊形移動，齊整、茫茫卻又一無所知（或是帶著神的旨意）地奔赴，但當我們直視羊群中具體的一只，就會發現它歡脫而無目的，是被裹挾于勢流之中的，或者說，每一只具體的羊都在當下找路。

但目睹它們的我們知道，那些迷迷撞撞之后，還有一個具體的目的，和“獻祭”有關，和它們自身的死亡有關。所以，當“集體的無目的歡脫”和“與死亡有關的奔赴”發生聯系時，“羊群”便成為了隱喻。我們在目睹，在獲得上帝視角之后目睹著它們也幾乎同時目睹著我們自己。

困境中的個體不正是迷途之羊嗎？目睹一只羊過境，踽踽獨行，奔赴某個已知的死亡，觀者會悲傷，可當成千上萬只羊構成一種滾滾態勢，觀望的心情里就會有“歡喜”出現，這有些吊詭，不是嗎？

現實里三萬只羊終將走向中國人的胃，它們“過境”而來，帶著“獻祭”的意味。它們翻山越嶺一無所知，完成的不過是人類的意志，羊的“無知”與“死亡”被巨大的反差勾連，這是母題和原型，《圣經》里早已講述。那么，用另一種路徑簡述這個短篇，或許也可描述為：“一只羊”以自知的越境克服自我。當“我”在故事的結尾如一只孤羊完成獨自的“越境”時，“我”看到的，是遠處群羊滾滾而來，神啟一般。羊的“獻祭”與“救贖”在《羊群過境》中，完成了從“現實”向“虛構”的一次讓渡。

疫情突然爆發，父親能夠從容地繼續生活，前妻和兒子也安然于一種穩定的結構中，但“我”卻與這個世界擰著了，“我”面對生活那種信誓旦旦的掌控力，一下被揭穿。在車的方向盤上，在帶父親出行的計劃里，在對兒子的模擬教育中，“我”試圖重新確認對生活的“把握”，但它們無一完成。失控的心理恐懼喚起了具體的生理恐懼：恐高。兒時父親帶“我”爬華山，過百尺峽來回的恐懼記憶甚至讓“我”后來定義了恐懼在內心的交響：“懦弱的強音”——“當懦弱的強度成為了與勇敢混淆難辨的強音時，恐懼便成了一股歇斯底里般的眩暈?！焙髞恚拔摇币鄬⑦@樣的勇氣試煉安排給兒子，從一個承受者轉變為施加者。懦弱、無知、恐懼，勇氣、克服、超越，當這些凌空的詞語和“經歷高度”這一事實發生聯結，詞語終于回到具體的自己。而故事的最后，“我”亦回到“我”，不再是“兒子”也無需做“父親”，當“我”退回為單獨的個體面對絕對恐懼時，羊群出現，遠方的羊群帶著救贖的心意滾滾而來。

“我”為什么一定要克服空中的這一段距離呢？又或者，作者為什么一定要直面這段人類還未跨越的困境呢？

當“我”看見羊群，也才初次看見作為“孤羊”的自己，看見單獨的，正在越過生命“邊境”的自己?！拔摇逼鹨庖獛Ц赣H去甘南，亦是要越過當時當刻的那個“境”，只有越過，才能完成，才能重獲“把握感”。故事結尾，“我”必須爬過空中的十幾米，才能完成“我”的越境。后撤一步看，《羊群過境》依然埋伏著弋舟的一種敘事慣性，他在“用人對地域的出離以超越舊我來講述成長” 。“把握”或許從來是妄念，但人要活得“剛健”，不正是要在不可把握中尋找把握的動力，在失控中摸索確定感嗎？羊找路，小提琴找音準，嚴酷時日父親洗澡時在哼唱里找日常，周遭失控，人對自我之確認與尋找，愈顯緊要。

《羊群過境》所以動人，大概還與其中彌散著一種“周游”的力有關。這“力”如“太極”，“我”希望父親聽從安排，而父親自有安排，在一種看不見的力兩相推擋間，“我”這只“孤羊”看見了自己的脆弱，看見了生活的本相，并終于看見“羊群”在暗夜春風中呈現出的安慰幻象，在“力”的流動中，“我”感受著一種剛健的人格自身體內部誕生。

重讀時，我將小說最后一幕——“一個恐高癥患者在天臺空中爬行十五六米”重新理解為生命勇氣的試煉。小說里安排著兩處呼應，父親曾要求“我”，“我”曾要求兒子去克服“自然”中山的高度，這是兩位父親對兩個兒子“成人禮”似的儀式教育，但當“我”獨自地面對著“我”，“我”既非父親也非兒子時，“我”用一種別扭的方式逼迫自己去克服一個“不自然”的高度。這一行為的必要性在哪里？第一次讀到這里，我以為作者是在讓“我”去“死”的，并相信了這“死”的完成，因為不存在的羊群終于出現了。但重讀時，死亡的預感從始至終未曾降臨，“我”在暗夜中獨自的生命儀式般的自我呼救真正成為了“生”之意志的表達。

為什么兩次閱讀指向相反的認知？一個開放的文本里到底蘊納多少藝術反思現實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可《羊群過境》像一枚棱鏡，它對準了此下的生活，照見了四處層層疊疊的人心風景和風暴。

《羊群過境》通過一段具體的“父子關系”呈現著人的“韌”與“脆”。一個“有力的父親”先前是“我”對自己的想象，后來成為“我”對父親的感知；在世界整個暫停以及短暫失序之后，“有力”與“無助”發生了對調，“無助的父親”從“我”對父親的想象變成了“我”對自己的感知。故事里的“父子關系”不僅關涉“我”與父親，還包括“我”與兒子。對“父親”這一角色，或者說“位置”的需要，有一種介入外界、確認自我的參與感在里面。小說中討論的“父子關系”其實嵌套著一層更普遍的關系，即對自我確認的需要，對一個“位置”的需要。

人消極情緒的來處，有時是因為認錯了自己的位置。

一個溫和甚至羞澀的父親，在退休、老邁、看似“無用”之后，依然悠游地“把握”著生活里的一切，他最大的秘密，是舉重若輕的能力。這個對待生活就像對待他的小提琴一樣的男人，在無常世事中似乎永恒地保持著彈奏生活的能力。那在嚴酷疫情中洗澡時哼唱《張三的歌》的情節，是不是也讓你想起著什么？

它讓我想起即將沉沒的泰坦尼克甲板上那支演奏贊美詩的樂隊，想起幾天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大爆炸中那個坐在廢墟一般家里彈奏鋼琴的老人。他們真正擁有生命的韌性，獲得著對命運的把握。而“一份體面的工作”、“中年男人的自尊”、“下半年海南歸你”等等所帶來的身份確認感與之相比，是不是就顯得輕浮孱弱？

生命真正的力量，永遠誕生自主體內部。

選擇以“正在進行時”為故事背景，是弋舟的勇氣。小說作家其實大可避過這樣顯而易見的與現實的交集，它過于龐大沉重，甚至已然被規定了情感的向度，它過于切近，藝術如何穿越現實還缺乏一段必要的距離。但《羊群過境》偏行己路了。那個關口的作家似乎也正如他小說里的“我”一般，他全無必要逼自己去克服那臨淵的恐懼，可他執意這樣去做了。對作家而言，這一次“接住現實”、“回應現實”無異于肉搏，他本可繞道而行或緩行，但他選擇了直面，在一個短篇的營造里同時建筑著寫作的勇氣、克服和超越，哪怕僅對個人有效。

讀《丙申故事集》與《丁酉故事集》時，我都想到了“絕境”這個詞?，F在，“困境感”真正成為我們的共時體驗，于其中完成藝術對現實的轉換，這首先是一件勇氣之事，勇氣在于對難度的克服，難度之一是還缺乏一段必要的距離。怎么把一種吸納了公共情感、觀念、感受的具體境遇轉化為藝術表達？在一個絕對而具體，和大多數人的現實體驗都有著極高重合度的時候，如何讓“虛構”完成地更加有效，是一次考驗。弋舟以“疫情”、“羊群”這最為具體的現實為能指，將其引至對自我的反思、質詢和追問中。在一個具體的處境和時刻，它提示了力量、韌性與把握，提示了誕生自主體內部的成長之必要。所以，我在這短篇里看到一種愿望，它祈望越過故事落座于個體身側，它祝福寫的人與讀的人都切近地穿過一段虛構，并由此穿過正在發生的歷史，得到某種安慰。

我們比以往更加懂得，只有當現實落在詞語上，詞語才復活。比如“隔離”，比如“宵禁”，比如“羊群過境”。當現實未曾以如此極端、具體的方式抵達個體生活時，學習生活這門功課，我常常是借由短篇小說的。因為它能夠以“極端”的方式急遽拓展你對生命，人性之可能、豐富與復雜的理解，當文本成為你的感受與復雜世界聯結的具體觸點，難以名狀的情緒經他人的故事便得以賦形。當然，小說是致幻的，比如那被我們言之鑿鑿的過境群羊，還沒有上路。

1986年，電影《父子關系》除了帶紅一首《張三的歌》，還使吳念真因此得到最佳改編劇本獎，他改編了劉溢川的短篇小說《小小紅門》。

劉溢川是誰？《小小紅門》原本怎樣講述了那段“父子關系”？因為《羊群過境》亦是從“父子關系”中望見生活諸種，找到這篇小說，完成一次對讀，成為寫作這篇短文最初的一個心愿。但幾番周折尋找，這篇小說在網路上幾乎已無蹤跡了，而屬于“劉溢川”的相關信息也寥寥可數，其中一個身份這樣定義這個名字：“沱江號艦長劉溢川少校因戰功連連晉升，并于1970年代于中華民國海軍任參謀中將?！?/p>

我不知道作家劉溢川是不是艦長劉溢川。也不知道，那三萬只羊將以何等豪邁完成入境。亦不知道，那首《張三的歌》，到底屬于誰，又特別地唱給誰聽。可是此刻，我越發覺得“張三”是一個牧羊人，他趕著成群的羊，正在過境。

個把小時，短篇里遙遠而切近的風迎面吹過，關于生活、生存、生命等等所能想見的大詞，以我們此下忽然熟稔的一種狀態、實在之物現出身形。藝術如一枚果子落在現實的大地上，相觸瞬間，果子將重新獲得它的軌跡，瞬間的摩擦亦使大地留下它痕跡、汁液或者香氣。而寫作，會更加獎賞那偏行己路的孤羊。他有勇氣在現實和虛空的交錯里接住一個字，一個詞，一個句子，他看見自己的腳跡，獨自翻山越嶺，越他的邊境。 

（賀嘉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紐約大學訪問學者。研究中國當代詩歌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