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愛玲的作品里，香港傳奇與上海故事常常交織對照，互為他者。如果說香港是風景，上海就是窗臺；香港是房子，上海是地基；香港是夢幻，上海是現實；香港是面子，上海是里子；香港是電影，上海就是電影院；香港是冒險，上海是生活；香港是男人，上海是女人……

張愛玲與香港的關系，實在有點吊詭。她住在香港的時候，從來不寫香港。如果寫，也是寫北方土改或中國革命；但離開香港后，無論是40年代初回上海，還是1955年去美國以后，張愛玲就孜孜不倦反反覆覆書寫香港，寫在香港大學的生活，寫日軍進攻，寫淺水灣海灘，寫巴丙頓道……

張愛玲早期的代表作《傳奇》里，有《第一爐香》《第二爐香》《傾城之戀》《茉莉香片》等篇，故事發生在香港，但有的主人公從上海來，來的原因或不肯回去的理由，也都因為上海。張愛玲寫的上海，并不像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那樣五光十色時髦絢麗，而是沉悶的胡琴加上遲到的舊鐘。張愛玲自己也承認：“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雖然是在上海的賣書廣告，卻也道出幾分實情。張愛玲概括“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社會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型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這一段話好像也可以用來形容香港人。不過另外有一句恐怕香港人不大能夠接受， “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對于人與己依舊保留著親切感。”親切感是有的，香港人有時也會“看不起人”，但不大會看不起自己。不是張愛玲不了解香港人，而是她太了解上海人。

張愛玲的文學道路，從上海起步，在香港轉折。在上海書寫華麗的袍爬滿了蚤子，在香港書寫農村秧歌。雖然她一些作品的藝術性文學史意義學界有爭論，但風格轉變卻是顯而易見。等張愛玲到了美國不再著書亦為稻粱謀了，等她打算重整旗鼓要進入英文出版界時，她反思并放棄了在香港的風格轉變，重新訴說自己的個人故事。“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 （張愛玲致宋淇，1976-4-4）“客串”以后才知“本分”，嘗試宏大敘述以后才回歸日常生活。所以說在張愛玲筆下，香港是變化，上海是不變。

在香港北望內地的故事可謂 “嚴肅題材”，之前張愛玲在上海，卻是在五四主流傳統壓力下有意避開宏大敘事。也就是說張愛玲在香港寫上海，是“扮嚴肅” ；在上海寫香港是“扮通俗”——努力替小市民說話，面對大人們“童言無忌”，這是“扮”通俗而非真通俗（今天內地持續張愛玲熱，有點兩者不分）。張愛玲對香港文學有影響，但更多體現在現代主義、女性感官、都市異化及雅俗共賞等。今天無論在香港街頭或者大學校園，問行人或學生誰是張愛玲，人們大都知道她是著名作家，但是不是香港作家？恐怕人們都會遲疑甚至搖頭。所以，在上海，張愛玲是個 “回不去”的主人，在香港，是個很受歡迎的“過客”。

為什么是“回不去的主人”？我們記得她早年的夢想：我要比林語堂還有名，我要周游世界，穿最好的衣服，我要在上海買自己的房子……臺灣某報后來邀請張愛玲回上海看望她姑媽，她推卻了，說這個世界上沒去過的地方很多，去過的地方就不去了。但實際上據林式同回憶，晚年獨居的張愛玲，有次電話里聽到林律師要到上海出差，電話停了2分鐘，才說了一句，“恍若隔世”。當然，“回不去”還會含有另一些意思。至于在香港是受歡迎的客人，也不太容易理解。別的地方整理自己的文學史，總是盡量包括著名作家。張愛玲只去過臺灣二十多天，后來也被列為臺灣經典作家。上海出版海上文庫，連梁啟超、沈從文等都收入。但是香港文學的界線卻相當嚴格，無論在學者或讀者看來，蕭紅、許地山、余光中、張愛玲是不是香港作家，是否屬于香港文學，至今仍是疑問。但香港又是最努力出版張愛玲作品的地方，香港大學召開的關于張愛玲的學術會議比哪里都頻繁。所以我說，張愛玲在香港是最受歡迎的“過客”。

用張愛玲自己的作品形容，香港是紅玫瑰，上海是白玫瑰。香港是“封鎖”之中的時間：可以打破常規浪漫想象做個“真人”；但“封鎖”之前或之后那就是上海。“封鎖”結束以后，人們就會回到老位子，好像中間什么也沒發生。

真是這樣的嗎？

《封鎖》最早版本里在結尾處有一段文字寫男主角回家以后，后來被刪掉了：

飯后，他接過熱手巾，擦著臉，踱到臥室里來，扭開了電燈。一只烏殼蟲從房這頭爬到房那頭，爬了一半，燈一開，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動也不動。在裝死嗎？在思想中嗎？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吧？然而思想畢竟是痛苦的。宗楨捻滅了電燈，手按在機括上，手心汗潮了，混身一滴滴沁出汗來，像小蟲子癢癢的在爬。他又開了燈，烏殼蟲不見了，爬回巢里去了。（唐文標：《張愛玲資料大全集》，1984年6月）

我以前覺得這個出來又回去的烏殼蟲就是男人。近來又覺得也許是香港人和上海人。

2020.8.3（紀念張愛玲百年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