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官手記》是一部奇異晦澀，“挑釁”讀者的“怪杰之作”。作者安圖內斯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一樣，堪稱當代葡萄牙語文學的“雙子星”。從某種角度看，安圖內斯屬于跨界寫作，作為長期研究心理學的醫師，他對人性異化與社會病態抱有抑制不住的診斷激情。可以說，他讓小說變得更像“病例報告”。《審查官手記》里的回憶與敘述充滿反常的扭曲變異，偏離與混亂，正是對敘事可能性的極端實驗。在作家看來，清晰可辨的意象、敘事節奏的穩定、人物和情節的秩序，不過是經過理性壓抑、自我審查的結果。

安圖內斯正是想提供一種“原生文本”：充滿矛盾狐疑、閃回跳接，沉默躁郁反復交替的敘述，就像夢、醉與病的三位一體。《審查官手記》被稱為作家最黑暗的作品，直抵人類無意識的幽暗之地。不正常的文本，需要非常態看待。敘述者的“失控”，意味不再受作家“審查”，而是向所有讀者敞開的虛空。這或許是“審查官”（召喚讀者批評）之謂的真實意圖。小說的“述評體”頗為獨特，“共分為五個報告，每一篇分為六小節，一位主要人物分三次敘述，另外三人各有一次評論的機會”。（《譯后記》）這讓我想起循環賽制，結構與程序的均衡之美，與敘事的繁雜迷亂，造成幾近怪異的反差。

其潛在意圖很明顯：即使人物的身份地位有云泥之別，但在敘事話語上卻顯露平等制衡。部長弗朗西斯科與兒子若昂、女管家蒂蒂娜、私生女保拉、情婦米拉這5個敘述者，和外圍14個評論者，完全超越了復調小說的多聲部合奏。因為安圖內斯的諸多敘事者，并非聲音的簡單疊加聚合。相反，眾聲喧嘩的“離散型”與“非和諧”壓過了慣常的和聲。而紛亂嘈雜，或許是作家意欲呈現的敘述生態。

盡管作家反感原型批評和歷史分析，但評論家們依然發現了某種現實映射。作品文本風格與作家批判的現實生態，恰好是協調互生的。他用小鎮帕爾梅拉上的一個莊園，衍射整個葡萄牙社會的歷史圖景。歷史上，經濟學教授出身的薩拉查，統治葡萄牙近半個世紀，他將對外殖民與國內農業傳統結合起來。小說里的莊園就是溝通農業社會和政治時局的空間隱喻。部長弗朗西斯科和少數寡頭在這里關起門來，玩弄社會政治。這種家國宗法的高度同構，移植并擴散成一種關系，即部長弗朗西斯科對雇工仆人的任意處置，與父權制的獨裁政府之間本質相同。

有意味的是，安圖內斯強調小說的催眠、致幻功能。這是很多作家都未曾重視的接受心理。“你們需要陷入這些作品表面上的漫不經心、暫停和冗長的省略，沉溺在陰影覆蓋的波浪搖擺之中，一點一點地，文本就會把你們帶去和致命的黑暗相見，這對精神的再生與革新至關重要。”“我提議的真正冒險，需要敘述者和讀者一同在無意識的黑暗和人性的根基處進行。”作為早年就研究醫學、成為作家后仍舊從事精神分析醫師工作的安圖內斯，把“職業后遺癥”也帶入到創作里。你甚至有種直覺：小說是把葡萄牙社會當作病院環境，將一群人物當成需要治療的“病例”。

近于精神分析一樣的文本召引，相信自然而然能誘引讀者進入無意識層，探查人性的基底。從而，我們理解了作家所謂放棄“討論主題”的真實意圖。那就是讓讀者脫離“意識層”的控制，進入不加設防的無意識。作家將這種接受過程稱為“以患病的方式沾染書”，而非閱讀。只有經歷“感染”，才會在康復時（合上書，回歸自身時）滿載而歸。若昂少爺的自白就說明了敘事的虛空。“無我”是行為的條件，人物的透明性得到突顯。“婚后他們請我去銀行上班，條件是在月末的工資單上簽字，條件是我不許異想天開，不許搞什么項目，不許在會議上發言，也不許去工作，事實上，條件就是我不再存在，對我的岳母來說不存在，對我的妻子來說不存在，對我的孩子們來說不存在。”

小說如同精神錯亂的囈語，是一堆不同時空生活場景的“混剪”，強制拼貼。博士老爺在莊園的墮落淫亂，法庭打離婚官司的若昂少爺，岳母打橋牌時的輕蔑……這些印象成了倒帶循環，不斷重現，就像壞掉的光碟，總跳不過故障影像。如老爺說：“她們要怎樣，我都會做，但我從不摘下帽子，這樣別人才知道誰是主人”；岳母對女婿的蔑視，“你是真蠢還是裝傻”。這些口頭禪似的句子，被作家循環插播，指認出人物最難抹除的無意識印痕。

管事女兒只有在黑夜的長明燈里才能看到幸福寧靜，白日卻是死亡重來的時刻。黑白顛倒，惡魔就在白日（現實里）伸出魔爪。老爺欺辱一切可被奴役的女性，看待她們如同圈養母畜。女人與奶牛的描寫拼接，正有如此用意。這暗示我們一種罪惡邏輯：暴力已超出階級壓迫的奴役性，轉變為人對“牲畜”的凌辱。若昂少爺是見證父親不堪獸欲的敘事者。“我從沒有母親，沒有兄弟姐妹，我是獨生子。”在我看來，“猜母親”或許是小說的游戲，聽上去像荒謬惡作劇，卻是罪惡的果實。“而這張照片里的女人很像那位女管家，她會開著燈在我身邊‘小若昂、小若昂’，直到我入睡。‘會是女管家嗎’？”

如果我們按作家提示，用“符號”、“私語”或“幻覺”來看待故事，就會發現更多寓言象征。如部長造訪時，不僅對人下達高壓禁令，甚至對亂叫的烏鴉也大肆射殺。那只阿爾薩斯狼犬的狂吠，也是犬牙幫兇的符號表達。排除異己和噪聲，追求絕對的死亡寂靜，是葡萄牙獨裁時期的精神寫照。甚至暴力也滲透于日常，如管事女兒的受迫害狂，持續出現的幻聽幻視，意味暴力的后遺癥更為恒久。“害怕廚娘會抓住我的脖子，拿刀把我的喉嚨割斷，害怕廚娘像博士老爺在畜棚里那樣扼住我的脖子。”“博士老爺的皮帶松開，背心敞著，大腿夾住我的腰，一邊笑一邊將小雪茄的煙霧吹到我的頸背，別動，小姑娘。”

博士老爺的威權是與統治階層聯結，“合體”實現的。他與樞機主教大人、海軍上將、薩拉查教授、教皇的合影照片，說明是利益勾結的同盟。安圖內斯實現了文本的復仇，他讓老爺從一個施暴者、強權者徹底蛻化成被人擺布的失能者。女護工把老爺當成“垂老的嬰兒”、稻草人、一個舊玩偶。“她們解開父親睡衣的布袋，打開襟門的拉鏈，在他極度消瘦、除了毛就是骨頭的雙腿間擺上便盆”，“我的父親下巴下垂，屁股綿軟，正嘗試用顫抖的袖子擤鼻涕”，“我的父親一言不發，百依百順，一無是處，沒有小雪茄，沒有假牙，沒有嘴唇，沒有帽子，他像稻草人一樣躺在床墊上。”一個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之人，曾肆意發泄獸欲，蹂躪女人。這種近乎報應的“審判”，有種天然快感，它達到了小說內在敘事倫理的制衡。沉默、順從、又無用，一切獨裁暴力都有衰落頹敗的殘局。

“博士老爺”的形象是暴戾腐壞的象征，他的中風代表貴族獨裁的坍塌，莊園毀棄就是隱喻。“博士老爺在如今的大廳里，沒有帷幔，沒有沙發，沒有壁畫，沒有棋桌，沒有吊燈，沒有家具，露臺朝著荒廢的莊園傾倒，花壇近乎枯萎，鴿棚只剩殘垣，車庫里沒有輪胎的汽車慢慢腐朽。”虛構的部長老爺和現實獨裁者薩拉查都充滿對權力的迷戀。即使中了風，還忘不了恐怖統治的威權。“獵槍完了，威脅結束了，子彈沒了。”是否暗指那場沒怎么流血的“康乃馨革命”？事實上，安圖內斯對革命的態度依舊是懷疑。他并不認為存在歷史進步。資本家佩德羅奪取莊園，成為新貴，取代老舊政治勢力。但本質上，這并未改變社會的病態、異化與強權，前景依然混亂迷茫。

安圖內斯成為福克納風格的承襲傳人，無論是風格、主題還是技法形式。《審查官手記》與《喧嘩與騷動》的親緣關系，如同直系血親。小說采用的述—評模式，可以視為一種內在性“交互對話”，它在每個敘事小單元里都能實現小說動力上的“內循環”。這種經營設置，把不同人物的情感、判斷和視角高度壓縮，形成“沉積巖”一般的斷面。它們或相互補述，參差互見；或相互闡釋，相反相成；或在自我獨白和事件評價中，彰顯故事本身的多維分裂與意義褶皺。福克納多重人物敘事、罪惡與不幸的代系輪回，以及如河網稠密的意識流動，都在安圖內斯的文本里得到“復刻”。他與塞利納的相似，則更多如姻親般“合體”。癔癥般的長句，不加標點，就像哮喘患者的呼吸困難，病態、骯臟和頹喪的氣氛雜糅，如同冷血動物的膚質，黏膩且潮濕。

作家反感那套社會學式的外部評論，它把小說直接“降維”成一堆問題的佐證注腳。這恰恰是全書最零散、最不重要的方面：“國家、男女關系、身份問題和對其的搜尋、非洲和殖民剝削的殘忍等等，也許在政治、社會或者人類學角度上，這些主題十分重要，但它們和我的作品一點關系也沒有。”這或許是對動輒大談后殖民、種族、性別、身份等“學院批評”的嘲諷。評論家們甚至會惶惑，如果不談這些主題，該怎么“下嘴”去談作品。安圖內斯給出的答案是放棄自己的鑰匙，放棄每個人都有的萬能鑰匙，“只使用文本提供的鑰匙”。

這意味著不要濫用外部理論闡釋，要用文本批評保證一種內在性、自足性和純粹性。不要把小說當成歷史背景簡單的回聲返照。安圖內斯把作品視為“虛構幻想的實體化象征”，小說淪為虛像，“話語只不過是私密情感的符號，而人物、場景和情節只不過是表面的托詞，我只是引領走向靈魂背面的深處。”換言之，作家在意歷史幻象里的“意識界真實”。如果耽溺考證和比對，從小說里找尋“歷史批評”，顯然舍本逐末，并不明智。鮮有作家會在小說前大談“讀法”，但這看似自負的提醒卻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