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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觀康熙年間事，常看出讀書人的不肖。康熙皇帝說滿官性多質樸，漢官機巧太重。漢官身上的毛病，康熙皇帝常有責備。這些漢官，都是科場出身的讀書人。康熙四十五年三月，皇帝因查辦了幾個科場舞弊的考官，說：“朕觀會試，主考系北人，則必取北人為首，系南人，則必取南人為首，可謂之無私乎？”此處說的南北考官，指的都是講究鄉誼的漢人。康熙皇帝還說過：“漢人雖有師生之名，仍好相互結仇。若平日稍有不合，必尋求其過失陷之；如或不能，即作為文章極論其非，以抒其憤而后快。此漢人陋習，至今尚未改也。”又曾斥責漢官九卿保舉人員：“非系師友，即屬親戚，是皆漢人相沿惡習。”于成龍是康熙皇帝極為賞識的大臣，他也未能逃脫皇帝的批評：“于成龍人尚可用，亦有勞績，但比年以來，徇情為人，大有錯謬。”“其所奏之事只徇人情面，欲令人感彼私恩。”康熙皇帝曾指出于成龍從任河道總督到隨駕征討噶爾丹，舉薦之人盡是親友、同鄉、門生、故舊之類。

漢官們的毛病，康熙皇帝時常敲打，很不留情面。康熙十八年八月，帝責吏部等衙門漢官們不好生上班，“只圖早歸宴會嬉游，不為國家盡力擔當，料理公務”。漢官們或因鄉黨，或因同硯，或因師生，或因故舊，皆喜結黨呼應，互為援引，公務之余宴請游玩，酒桌上的話比公堂上說的更管用。

這一年，平復“三藩之亂”的戰爭雖節節勝利，吳三桂也死了，然其殘余部屬仍在抵抗；耿精忠雖已請降，變數仍難逆料。偏又災害不斷。正月十二日，康熙皇帝得知，先年全國很多地方發生水旱天災，“山東、河南及大江南北均受災，饑民食草根、樹皮，以至千百成群，奪官糧，劫乘馬為食，山東行旅俱絕。”

朝廷邊打仗邊救災，情勢十分艱難。禍不單行，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又遭地震，從上午九點到晚上七點，“聲如雷，勢如濤，白晝晦暝，順承、德勝、海岱、彰義等城門被震倒，城墻坍毀甚多，宮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原總理河道工部尚書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壓死，文武官及士民死者甚眾。”康熙皇帝爬上景山，避震三晝夜。余震不斷，一直延續到九月中旬。

宴會嬉游之類，自古官場都屬常見，但康熙皇帝發現，“奢侈之風漢人居多。今滿官田舍俱在畿輔之地，人皆知之。漢人內或有自稱道學，粉飾名節，而本鄉房舍幾至半城者，或置田園者有之。”“如此奢侈之風，在滿洲乎？在漢人乎？”顯然，康熙皇帝對滿人是袒護的。滿人入關圈地侵民為禍不淺，帝雖于康熙八年下令圈地永行停止，但滿人強占漢人田產埠鋪的事仍常有發生。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奉天府府尹金世鑒上疏說：“旗人與民人爭地，請求凡八旗莊頭余地、荒地，丈出給民人耕種。”康熙皇帝聽了很不高興，撤了金世鑒的職。新任奉天府府尹王國安赴任時，康熙皇帝對他說：“奉天田土，旗人與民人疆界早已丈量明白，旗下余地先交給莊頭管理，待滿洲人慢慢多起來，再把這些地給他們耕種。不久前金世鑒奏請將旗下余地都給百姓耕種，眼光何其淺陋也！”其實，旗人與民人田地疆界丈量得再如何明白，旗人的田地也都是從漢人手里搶奪過去的。

倘若公允論之，則是漢官滿官都有行奢侈之風的。康熙皇帝就曾數落“索額圖巨富，通國莫及”，并斥責索額圖沒有管好弟弟心裕和法保，說心裕“素行懶惰，屢行空班”，法保“系懶惰革職隨旗行走之人，并不思效力贖罪，在外校射為樂”。可見，滿官的不肖，康熙皇帝并非不知道。這位皇帝常說自己滿漢官員一體同仁，事實上仍是護著滿官的。

但漢官們的可惡，卻是不但貪圖享樂，還要裝點道學門面。康熙皇帝經常談到漢官們的虛偽，有次就說了：“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視漢官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康熙十九年十月，帝命大臣們推舉廉吏，大學士馮溥便說，順天府府尹文遠清廉，“其家甚貧”。康熙皇帝見多了漢官中的假道學，說：“漢官貧富亦甚難知，必于原籍訪問方得其實。且清廉原不在貧富，謂富者必貪，而貧者必廉，可乎？亦視其人居心何如耳！”康熙皇帝于世道人心是極練達的。

朝廷自然是喜歡清官的，但裝扮清官的招數卻是五花八門。康熙皇帝看得很清楚，說：“所謂清官，不過分內不取而巧取別項，或本地不取而取償他省。更有督撫托所欲扶持之人，暗中助銀使其掠取清名，二三年后隨行薦舉。似此互相粉飾，釣譽沽名，尤屬不肖之極。”康熙皇帝說的是有些督撫暗中尋求金主，偷偷撈錢卻假扮清官，二三年后看機會提拔重用行賄的人。

漢官好名，有時幾入滑稽之道。時有薊州知府楊天祐據說官聲頗好，當地百姓遍貼歌謠稱頌。康熙皇帝看了那些呈上來的歌謠，心里就明白了，說：“地方官員果能愛養百姓，實心任事，聲譽自然著聞，不在各處粘貼歌謠，且閭閻小民亦不能為文。朕觀其稱頌德政之文，俱系大計考語，愚民何由而知？此必楊天祐自行買名，定非實事。”所謂大計考語，即朝廷考核官員的評語，老百姓如何看得到呢？朝廷派員查問清楚，那些滿大街稱頌知府德政的歌謠，確系楊天祐自己張貼的。想那楊知府自己或派心腹夜里偷偷兒跑到街上去貼小抄，真是可嘆可笑！

二

官有花樣百出扮清廉的，更有明著就是要撈錢的。康熙皇帝曾責備漢官“囑托公事，肆意妄為，外播威勢，挾制多端”，說的是漢官只要手中得了差事，就置國法民生于不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到外頭拉虎皮當大旗，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制造矛盾，多生事端。如此亂搞一氣，不惟為了逞威風，更是為了撈好處。水弄渾了，才好摸魚。

地方受災了，報不報災，如何報災，都有文章。如實報了大災，朝廷便免稅賦。地方無稅賦可收，官員就沒機會撈錢。所以，百姓受災無收，官員多故意隱瞞不報，不管百姓死活，只為照例征取錢糧，以圖火耗之利。康熙年間，山東、陜西災害頻仍，當地官員常在報災這事上打如意算盤。皇帝早已洞悉情弊，曾于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途中說過：“山東出現大饑饉，只因地方各官匿災不報。向日陜西饑荒，亦由于地方官匿災不報聞。朕曾問百姓，地方官為何匿災不報？據老百姓說，地方一遭災，朝廷即免稅賦。不征稅賦，地方官就得不到火耗之利。故地方官隱災不報也。”當然，這些督撫，有漢官，也有滿官。

大災不報是為了撈錢，小災大報也是為了撈錢。早在康熙四十二年，也是因山東受災，朝廷即行賑濟，除留漕米五十萬石平糶外，又派八旗官員三百人，共攜銀兩三十萬前往救助災民，并派出三路官員巡察救災情況。康熙皇帝還傳旨山東在京官員，說：“你們山東大臣庶僚及有產業的富人要體恤窮人。像這樣的荒歉之年，你們雖做不到大為拯濟，但若能減輕田租等項，各自贍養你們的佃戶，不但對老百姓大有恩惠，你們的田地日后亦不致荒蕪。”康熙皇帝這番話極合人情物理，并不唱官員當愛民如子的高調。但事后皇帝卻查明，該年山東是小災大報。原來巡撫王國昌和布政使劉皚素有錢糧虧空，故夸大災情奏報，意欲巧圖完補。為騙取朝廷銀錢，王國昌和劉皚買通言官李發甲條奏，編造山東因為災害而致“盜賊蜂起，人民相食”的虛假民情。用康熙皇帝的話說，王國昌和劉皚的目的是希望朝廷“或開事例，或撥銀兩，因于其中侵蝕。托言賑濟而實欲完補虧空，以施鬼蜮之謀”。所謂開事例，就是以工代賑，朝廷也是撥銀兩下來，官員就有撈錢機會。

官員領了賑災的差，便想方設法侵吞賑饑糧及蠲免錢糧。先是，陜西因受大災，朝廷撥款救濟。康熙三十八年，川陜總督吳赫被人控告，侵蝕朝廷借給民間的種子銀兩四十多萬。查了兩年多，雖說吳赫并未貪得民間種子錢，其下屬同州、知縣、同知等卻侵吞了十多萬兩銀子。吳赫對屬官失察亦是有罪，況且他自己并不干凈硬朗，最終因別的案子議罪革職了。老百姓怕天災，官員卻盼天災，此為當時官場怪事。只要有錢可撈，管它洪水滔滔！

官員手里接了官司，即想著如何從中詐贓取財。有官司就有生意，從堂官、主簿、衙役、典獄到訟棍，都有油水。比如，“三藩之亂”平定之后，一時間處理逆產成了官員撈取錢財的好機會。廣東巡撫金俊便借查處尚之信逆產，使盡種種手段，設下重重圈套，侵吞錢財達九十多萬兩銀子。康熙皇帝派員去查案子，派去的官員馬上伙同貪污，如同飛蛾赴火。再派員反復糾查，最終金俊等滿漢官員八人處斬監候，另有處絞監候、革職若干人。云貴總督蔡毓榮攻下云南，查處逆產是其職分，但他不但侵吞吳三桂家產，還把本應入官的吳三桂孫女霸占為妾。事隔五年，蔡毓榮的罪行才敗露。為著白花花的銀子，官員們時常忘記肩膀上的腦袋原是可以掉下來的。

三

仕途門徑很多，康熙朝最光鮮的法門是講道學。道學若能講到皇帝面前，頗能得國士之名。康熙皇帝八歲登基，親政時也才十三歲。沖齡踐祚的皇帝，學問見識尚在稚淺，必定拜服有學問的大臣。此亦人之常情。當時，大臣們向康熙皇帝進講道學者很多，熊賜履是最早因講道學而得寵的漢大臣。康熙六年六月，時任內弘文院侍讀的熊賜履上奏說：“如今百姓負擔重，原因在于私派倍于官征，雜項浮于正額，朝廷減免的錢糧都被官員侵占而百姓空負其名，賑濟錢糧也被官員吞沒而百姓貧困加重。所以，要派清廉官員為督撫，貪污不肖者立予罷斥。”

因為有著道學家的名望，熊賜履奏事皇帝更能聽得進去。于是，這位侍讀官又指出朝廷急需解決四大問題，都是基于弘揚道學的：“政事紛更而法制未定，職業墮廢而士氣日靡，學校廢弛而文教日衰，風俗僭侈而禮制日廢。又請選耆儒碩德、天下英俊于皇帝左右，講論道理，以備顧問。”康熙皇帝后來堅持幾十年的經筵日講，同熊賜履此番倡言大有關系。這是后話。此時正是鰲拜專權，他自己對號入座，硬說熊賜履這些話，實是參他這位輔政大臣尸位素餐，請皇帝將熊先生以妄言罪論處，并從此禁止言官上書陳奏。康熙皇帝不許，對鰲拜說：“彼言國家大事，同你何干？”從此，熊賜履更深得皇帝寵信。

熊賜履在皇帝面前偶爾會說幾句貌似不恭的直話，很能討皇帝信任。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熊賜履奏曰：“昨年皇上謁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湯泉，至孝也。但海內未必知之，皆云萬乘之尊，不居法宮，常常游幸關外，道路喧傳，甚為不便。嗣后請皇上節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康熙皇帝聽了這番道學之言，似乎有些愧疚，說：“朕知外面定有此議論。”想必皇帝會暗自欣喜，遇上難得的直諫大臣。

說說皇帝聽得進的真話，更能博取寵信。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帝召熊賜履問道：“近來朝政何如？”但凡官場老手都明白，皇帝這么問話，多是想聽好消息。熊賜履卻不仰體圣意，奏曰：“蓋奢侈僭越至今日極矣！官貪吏酷，財盡民窮，種種弊蠹，皆由于此。”康熙皇帝聽了，并不言語，又問道：“如今外面盜賊稍息否？”聽皇帝這般口氣，明擺著是想聽幾句好話了。熊賜履頗有些逆龍鱗之意，回奏道：“臣閱報，見盜案頗多，實有其故。朝廷設兵以防盜，而兵即為盜；設官以弭盜，而官即諱盜。官之諱盜，由于處分之太嚴；兵之為盜，由于月餉之多剋。”熊賜履低頭言畢，知道皇帝可能不高興了，又說：“今日弭盜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將。少寬緝盜之罰，重懸捕盜之賞。”皇帝明顯臉面上有些下不來，但到底體諒熊賜履孤忠可憫，勉強說了兩個字：“誠然。”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皇帝又同熊賜履討論治國之道，說：“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為可鑒。”康熙皇帝已經把道理講得很明白了，熊賜履卻還要闡發幾句，頗有些指點皇帝的意思：“但欲省事，必先省心；欲省心，必先正心。自強不息，方能無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這一年，康熙皇帝十八歲，熊賜履三十七歲。聽了這位比自己大十九歲的道學家大學士的話，康熙皇帝只好說：“居敬行簡，方為帝王中正之道。爾言朕知之也。”康熙皇帝倒也從善如流，一副深受教益的樣子，換成現代漢語，便是“您講的道理朕懂了”；或可換作通俗臺詞：“先生所言極是，朕受教了。”但是，第二年吳三桂就反了，“三藩之亂”驟然爆發。于是，康熙皇帝從十九歲開始，宵衣旰食，朝乾夕惕，備嘗艱辛，直到半個世紀后駕崩，哪里是熊賜履說的“無為而成”“垂拱而治”那么輕巧！

皇帝眼里的道學并不是純粹學問，而是經世治國的道理。康熙皇帝頂禮推崇朱熹，認為只有朱子重釋過的儒學，才是道學正宗根柢。康熙皇帝曾提議把朱子入祀孔門十賢之后，大臣們覺得不妥，編了理由說：“相隔千余年，只怕朱子自己會不安的。”大臣如此說，康熙皇帝只好放棄自己的想法。偶有不識時務的大臣，奏對時質疑朱子學問，竟被康熙皇帝嚴責查辦。

但康熙皇帝自己賞識的道學家，一旦當差出了毛病，其學問也都不對了。康熙十五年七月，熊賜履票簽出了錯誤，卻又諉過于別人，被革職。票簽出錯本已致罪，諉過于人則是品行有虧。諉過是自古帝王常犯之病，康熙皇帝卻最恨諉過于人，曾說：“朕觀前史，如漢朝有災異見，即重處一宰相，此大謬矣。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誤，君臣共之，竟諉之宰相，可乎？或有為君者凡事俱托付宰相，此乃其君之過，不得獨咎宰相也。康熙十八年地震，魏象樞云有密本，因獨留面奏，言：‘此非常之變，惟重處索額圖、明珠，可以弭此災矣。’朕謂此皆朕身之過，與伊等何預？朕斷不以己之過移之他人也。魏象樞惶遽不能對。吳三桂叛時，索額圖奏云：‘始言遷徙吳三桂之人，可斬也。’朕謂欲遷徙者，朕之意也，與他人何涉？索額圖悚懼不能對。朕之一生豈有一事推諉臣下者乎？”由是觀之，熊賜履被革職，深層原因可能是他諉過于人，此行為同道學家相悖。康熙皇帝多年后舊事重提，說：“熊賜履著《道統》一書，過當之處甚多。”

君王好諛，自古而然。康熙皇帝卻是個例外，不太聽得進拍馬屁的話，曾說過：“人間譽言，如服補藥，無益身心。”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亂”平定，朝廷要祭告天地、社稷、祖宗，并詔告天下。漢大臣們起草文告，說平亂摧枯拉朽，全賴皇帝一人之功德。康熙皇帝看了，立馬指出：此非朕一人能成之功德，亦非容易成功之事，文告重新起草！

同年，因“三藩之亂”平定，大臣請康熙皇帝上尊號，不許。康熙二十六年一月，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察罕、車臣汗納爾布等會盟成功，奏請上皇帝尊號不許，諭曰：“自茲以后，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甚于上朕尊號也。”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諸大臣及監生百姓以明年為皇帝五十誕辰，請上尊號，再三奏請終不許。皇帝說：“朕以實心為民，天視天聽，視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論。若夸耀功德，取一時之虛名，大非朕意，不必數陳。”康熙五十年，諸大臣又以皇帝在位五十周年，又逢皇帝壽辰，請上尊號。皇帝又不許，說：“請上尊號，特虛文耳，于朕躬毫無裨益。”皇帝上尊號乃古制，亦是鞏固皇權的必要手段，但康熙皇帝先后八次拒上尊號，故一生無尊號。乾隆皇帝功德遠不及其圣祖，卻上了長長的尊號：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圣純皇帝。

康熙皇帝經筵日講幾十年不輟，不但虛心聽經筵講官進講，有時自己還親自講授。康熙皇帝既窮通國學，又好習西洋之學，甚至選育出良種水稻。有一次，康熙皇帝向大臣們講論天文、地理、算法、聲律之學，諸臣贊頌：“皇上天授，非人力可及。”康熙皇帝說：“如此稱譽，掩卻朕之虛心勤學矣！朕之學業，皆從敬慎中得來，何得謂天授、非人力也！”

康熙朝治理黃河頗有成效，河工是康熙皇帝最關心的事。皇帝六次南巡，往還多為河工。沿黃河緊要工程，康熙皇帝必親授治河方略，亦曾夜晚冒雨巡視河堤。康熙四十年三月，河道總督張鵬翮請將皇帝有關治河諭示及事宜，由史館編纂成書。康熙皇帝覺得不妥，說：“大約泛論則易而實行則難，河性無定，豈可執一法以治之。惟委任得人，相其機宜而變通行之，方有益耳。今不計所言所行后果有效與否，即編輯成書，欲令后人遵守，不但后人難以效行，揆之己心亦難自信。今河工尚未告竣，遽纂成書可乎？”

康熙皇帝此類不邀功、不喜諛的事，可見于史料者極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皇帝為教育太子之事，曉諭大學士們：“朕觀古昔賢君，訓儲不得其道，以致顛覆，往往有之，能保其身者少。”“爾等宜體朕意，但毋使皇太子為不孝之子，朕為不慈之父，即朕之大幸矣！”

湯斌也是道學家，時任工部尚書，又在詹事府當差。他聽了皇上諭示，立馬奏對：“皇上豫教元良，曠古所無，即堯舜莫之及。”詹事府，即培養皇儲的機構；元良，指的是皇太子。

康熙皇帝聽了湯斌這話，很是生氣，斥責道：“大凡奏對貴乎誠實，爾此言皆讒諂面諛之語。今實非堯舜之世，朕亦非堯舜之君，爾遂云遠過堯舜，其果中心之誠然耶？”又說：“大凡人之言行，務期表里合一，若內外不符，實非人類。”

康熙皇帝并不認為自己治理出了堯舜盛世。且說一件后來發生的事情。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皇帝為著修明史的事作文曉諭諸臣，說道：“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歸罪于朕，未曾一時不自責也。清夜自問，移風易俗，未能也；躬行實踐，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給人足，未能也；柔遠能邇，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顧，未能也。”但憑公論之，康熙皇帝治國是很有成就的，惟其虔敬謙恭而已。往日的少年天子，此時親理朝政已整整四十年，期間平定“三藩之亂”花了八年，收復臺灣花了兩年，征剿噶爾丹花了九年，而四十年間都在治理黃河。正是這一年，河工告竣，黃患暫息，黎民稱頌。

康熙朝，當面諛今，會被治罪。湯斌面諛皇帝沒多久，詹事尹泰入奏：“湯斌學問平常，年又衰邁，恐不堪此任。”皇帝說：“俟再過數日裁之。”沒多久，康熙皇帝就把湯斌打發回老家了。事隔多年，康熙皇帝說起湯斌，頗為譏誚：“昔江蘇巡撫湯斌，好輯書刊刻，其書朕俱見之。當其任巡撫時，未嘗能行一事，止奏毀五圣祠，乃彼風采耳。此外，竟不能踐其書中之言也。”

歷史真相是唯一的，但歷史演繹則是萬花筒。時人眼里，湯斌頗多堂皇之言，儼然狷介之士；又經后人重重描畫，湯斌雍正朝入賢良祠，道光朝從祀孔子廟。到了近代，劉師培說湯斌“觍顏仕虜，官至一品，貽儒學之羞”，鄒容則責其為“馴靜奴隸”。

四

中國自古講究鄉紳治理，致仕歸田的官宦多為掌地方教化的鄉紳領袖。但到康熙朝，閭閻風氣大壞，很多鄉紳已不是往日鄉賢。康熙皇帝看出來了，說：“朕觀各大臣居鄉，守分寧靜者甚少，非強占民間地畝，即霸據貿易要津，似此擾害地方，斂怨人民之事，朕已洞悉。”康熙皇帝經常諭示地方官，對致仕居鄉大臣要不時存問。所謂“存問”，明里是皇恩，暗里是監視。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江寧織造曹寅遵旨密奏致仕大臣熊賜履在江寧居家情形：“熊賜履在家，不曾遠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見。近日與一二秀才陳武循、張純及雞鳴寺僧看花作詩，有小桃園雜詠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謹呈御覽。因其不與交游，不能知其底蘊。”康熙皇帝對熊賜履應該很放心，朱批：“知道了，并詩稿發回。”不過熊賜履故世以后，康熙皇帝倒也念及當年的熊老師。大臣李光地在其《榕村語錄》中記載：“上時屢云，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曉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虧他，如何有此？”人君重情如康熙皇帝，倒是極少見的。

熊賜履算是安分居家大臣，但更多官員還鄉卻是不甘寂寞的，弄不好就鬧出事來。高士奇和徐乾學是我在《大清相國》里著墨頗多的人物，面目不怎么像樣子。高士奇深得康熙皇帝寵信，也因他是當時有名的讀書人。但據大量雜史記載，高士奇是個既貪又佞的弄臣。有次康熙皇帝巡幸鎮江，當地官員奏請皇帝題詞。皇帝一時無從下筆，高士奇就在手心寫了四個小字，假裝湊到皇帝面前去磨墨，手掌無意間攤開。皇帝瞟了一眼，大筆一揮——“江天一覽”。

康熙皇帝有次行圍，御馬前蹄老是打跪，龍顏很是不悅。高士奇見了，立馬假裝倒地，滾了一身泥跑到皇帝身邊去。

皇帝問道：“士奇怎么這般模樣啊？”

高士奇說：“啟奏皇上，臣剛才從馬上摔下來。”

康熙皇帝見高士奇這般狼狽，心上就高興了，說：“你們南方人體格懦弱，不善鞍馬。朕這匹馬前蹄老是打跪，朕都沒有摔下來嘛。”

康熙皇帝是認高士奇作師傅的，故對其隆恩有加，曾對大臣們說：“自從有了士奇，朕始知學問門徑。起初見士奇得古人詩文，一看即知其時代，朕心里頗覺得奇怪。后來，朕也能做到了。士奇雖無戰功，卻得朕厚待，就因他對朕學問啟迪太大了。”

高士奇卻仗著皇帝信任，專干交結疆臣、里外呼應、招搖納賄的勾當。我在《大清相國》里寫他勾結錢塘老鄉俞子易做生意侵吞民財，故事雖有虛構，卻并非無憑無據。史載，當時受他恩惠的官員必以重金相贈，未受他恩惠的官員也得送“平安錢”。但凡須送“平安錢”供著防著的人，絕非君子。我把高士奇家宅子起名“平安第”，源即于此。高士奇在朝廷畢竟根基不深，常常有人告御狀。康熙皇帝卻顧念師生緣分，每每包庇袒護。《清史稿》評論高士奇的原話是：“乃憑藉權勢，互結黨援，納賄營私，致屢遭彈劾，圣祖曲予保全。”正因康熙皇帝“曲予保全”，才讓高士奇得勢多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左都御史郭琇疏參高士奇：“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高士奇之名。高士奇本為覓館糊口之窮儒，而今開緞鋪，置田產，大興土木，修整花園，已成資財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之于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剝民膏。”終于，因告發高士奇的人實在太多了，康熙皇帝只得打發他“原品休致”回家養老了。

投靠是背叛的開始。今日為著利益投靠，明天必定為著利益背叛。徐乾學便是個不斷投靠的人，亦是個不斷背叛的人。先是，明珠與索額圖各結黨羽，徐乾學投在明珠門下。明珠公子納蘭性德的詞世所公認，王國維評價說：“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但納蘭性德二十歲那年，就編纂刊刻了皇皇巨著《通志堂經解》，收錄自先秦到唐、宋、元、明歷代經解共138種，總計1800卷。此非天才不能為也！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說出了真相：“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廣搜博采，集經學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證為徐乾學所裒輯，令成德出名刊刻，藉此市名邀譽，為逢迎權要之具也。”成德即是性德。納蘭性德需要裝點學問門面，未必沒有深層政治原因。原來，康熙十六年十月，皇帝對大學士們說：“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并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于翰林內選擇二員，常仕左右，講究文義。”是為康熙皇帝設立南書房的來歷。納蘭性德想做個博學善書的侍衛，也許是他自己的想法，也許是乃父的想法。徐乾學既然在明珠門下行走，自然要送上大禮。用現在的話說，代人刻書就是學術做假。徐乾學的學術品格，從來就被人詬病。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徐乾學為“學界蟊賊，煽三百年來學界惡風”。但是，到了康熙二十七年，皇帝洞悉明珠賣盡了朝廷的官帽子，想對明珠動手了，徐乾學馬上投入打擊明珠的陣營里去了。

徐乾學是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外官多想與之交結；但在禁宮做官畢竟清寒，徐乾學便廣結內外大臣，干些污濁事以漁利。徐乾學同高士奇朋比為奸，時有民謠說：“九天供賦歸東海，萬國金珠獻澹人。”東海是徐乾學的號，澹人是高士奇的字。

徐乾學既得皇帝寵信，又有權臣奧援，根基極是穩固。康熙二十七年，湖廣巡撫張汧因貪污被查，供出自己曾向徐乾學行賄請為打點疏通。康熙三十年，徐乾學被查出寫信給山東巡撫錢鈺，請為貪贓濰縣知縣朱敦厚銷案。同年，江南江西總督傅臘塔疏參徐乾學縱其子侄家人作惡，列舉招搖納賄、與民爭利等劣跡共十五款。

徐乾學多年間屢被參劾，康熙皇帝均“留中不發”，只因愛惜文才，特為庇護。康熙皇帝曾專門囑咐吏部，倘若巡撫出缺選人，不可放徐乾學外任，要把他留在身邊侍從。終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三禮參徐乾學：“既無好事業，焉有好文章？應逐出史館，以示遠奸。”康熙皇帝聽了這話，只好打發徐乾學回家修書。回到閭閻間，徐乾學便是皇帝說的那類不“守分寧靜”的居鄉大臣。

作者簡介

王躍文，湖南省溆浦縣人。湖南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湖南省德藝雙馨藝術家，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國畫》《梅次故事》《亡魂鳥》《朝夕之間》《大清相國》《蒼黃》《愛歷元年》，中短篇小說集《漫水》《無雪之冬》，雜文隨筆集《幽默的代價》，訪談錄《無違》《王躍文文學回憶錄》等。曾獲魯迅文學獎、湖南省文化創新獎、湖南省文學藝術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