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成為文壇上的熱點事件，是在2010年《人民文學》開設“非虛構”專欄，發起“人民大地·行動者”寫作計劃之后。梁鴻回到故鄉調查走訪，直擊鄉村現實，寫下《中國在梁莊》。慕容雪村臥底傳銷組織，寫出傳銷紀實《中國，少了一味藥》。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從個人的打工經驗出發，表現工廠和工人生活。李娟同哈薩克族人一起生活的觀察、感悟和思考，構成《羊道·春牧場》和《羊道·夏牧場》兩部作品的主要內容。阿來的《瞻對》基于翔實的史料考證和大量的民間采訪，還原川藏地區一個部落坎坷的民族融合史。題材多樣，不一而足，很好地實現了“人民大地·行動者”寫作計劃的宗旨：以“吾土吾民”的情懷，以各種非虛構的體裁和方式，深度表現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層面，表現中國人在此時代豐富多樣的經驗。

然而，非虛構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人民文學》的影響力，也不只靠它呈現的個人經驗的鮮活，某種程度上，從未停止的詰難和爭議也大大增加了其知名度。檢視相關文學批評能夠發現，對非虛構的質疑主要圍繞幾個問題展開：一是非虛構是否意味著不虛構、無虛構？它能否還原真實？如果不能，是否有違敘事倫理？二是非虛構與報告文學有何區別，為什么要用非虛構取代報告文學這一概念？三是非虛構作品文學性孱弱，劃歸文學之列是否得當？

從字面意義上看，非虛構意味著不虛構、無虛構。在很多評論者看來，還原真實理應是非虛構的題中之義。如若作品中出現有選擇的攝取、引導性的訪談、議論事件或人物、借景抒情等不夠客觀的情形，非虛構便會受到不寬容的對待。在批判者的觀點中，非虛構作品不能存在虛構的成分，而應該做到全景呈現、事無巨細、絕對客觀。否則，它便無法獲得存在的合法性。但是，誠如美國作家彼得·海斯勒指出的那樣，“‘非虛構’以否定的句式下定義，本身就是個奇怪的詞”。亦即，非虛構或許并非/沒有必要/不可能如它字面所示，做到不虛構、無虛構。任何敘述都構成虛構，“作者的意圖、態度、經驗等等，它們未必就一定是現實的反映。這些意圖、態度和經驗，在文本中更有可能只是虛構化行為的產物”（沃爾夫岡·伊瑟爾語）。被稱為非虛構的作品中，虛構的成分原本就無所不在。與其從名稱出發，吹毛求疵于其中虛構成分的有無或多寡，不如將其看作一種直面現實的寫作。張檸、許姍姍在《當代“非虛構”敘事作品的文學意義》一文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認為非虛構“不在于語言重述環節的絕對真實與否，而在于是否腳踩大地，面對真實的場景，拒絕二度虛構，致力于去展現一種更高層面上的真實，或者說存在”。

對于非虛構和報告文學的關系，學界也進行了細致的討論。比如認為非虛構是文類的概念，報告文學是文體的概念，后者從屬于前者；比如認為報告文學產生于“共名”時代，有著統一的時代主題，非虛構則來自“無名”時代，文化選擇更為復雜多元；比如認為用非虛構取代報告文學的做法對文體建設有害，容易助長投機意識，因此在進行類型化描述時，非虛構更富涵蓋力，在單體文學的闡釋中，用報告文學更為適宜，等等。這些觀點都有說服力，但人們似乎將關注點過多地放在了二者的區別上，忽視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報告文學的地位舉足輕重。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蕭乾的《流民圖》、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新時期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質之光》等都是佳作。雖然也曾淪為市場經濟的追隨者，喪失了獨立品格，但大多數時候，報告文學都自覺運用文學的形式，真實、及時地反映社會事件或人物事跡，是當之無愧的“文學輕騎兵”。這種直面現實的文學精神在非虛構中同樣得到了體現，從這個意義上看，非虛構和報告文學一脈相承。事實上，這種精神不唯報告文學和非虛構專屬，它在90年代的“新寫實主義”、詩歌界的“及物寫作”、新世紀初的“底層寫作”中或許也有跡可循，甚至在更早的中國古典文學中，在那些有著文以載道追求的詩歌、散文和史傳里就已然蘊蓄深厚。

由于借鑒了社會學、人類學、新聞學等學科介入現實的方法，非虛構文本難免表現出間性特點，不符合人們對文學作品的接受期待，因此經常被質疑類屬問題。但是，始于19世紀，四分為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的純文學概念是否應該被反思？尤其是面對當下復雜的文化現象，在純文學之外，文學是否應該做出更具包容性的選擇？已有學者提出“大文學”的概念，認為日記、書信、思想隨筆、現代雜文等都應當納入文學范疇。畢竟，將文學和政治、社會、歷史溝通是中國知識分子一貫的追求，“文史不分家”的雜文學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而在促使我們反思對文學的認識之外，非虛構更直接的意義在于為萎靡不振的當代文學注入現實感。80年代以來，文學專注于技巧探索和形式革新，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只是當社會轉型加速，現實愈發紛繁復雜、瞬息萬變，文學依然在象牙塔中向壁虛構，便會與現實脫節，讓人感覺隔膜。余華的《第七天》創新表現手法，但在對現實的處理上，卻有信息堆積、新聞串燒之嫌，缺乏厚重感。蘇童的《黃雀記》意欲通過描摹“丟魂”眾生相表現社會轉型期人們的惶惑心理，雖然抓取了“小拉”“萬元戶”“鄧麗君”“夜總會”“洗頭房”“第三者”等時代文化的關鍵詞，卻更像符號的羅列，沒有真正切入時代的肌理。周大新創作《湖光山色》的初衷之一“是想把當下鄉村變革中的真實境況表現出來，引起讀者們對鄉村世界的關注”，但實際呈現出來的文本卻暴露出他鄉村經驗的不足。比如主人公在每天進賬數以千計的情況下，先是給過來幫忙的親戚每天6元，后來又給雇傭的打工者每月200元。如此設定鄉村經濟數據，顯然與新世紀之后的鄉村現實齟齬。

新媒體時代，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多種多樣。各種快餐式閱讀充斥人們的生活，擠壓著原本就狹窄的文學的生存空間，很多文學刊物被迫停刊便是例子。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如果文學繼續遠離現實，不去“厚描”生活，很容易被傳播快速、內容豐富的新聞取代。非虛構以其直面現實的精神為文學注入活力，使作家走出書齋，走向廣闊的大地，用文學的方式深度表現現實，將文學重新帶回公共視野之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文學的邊緣化處境。雖然難免粗糲，缺乏精雕細琢的文學性，但它畢竟為當下的文學困境提供了一種解決思路。2020年是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和決勝之年，涌現出一批以鄉村脫貧攻堅為題材的作品，但人物形象單薄、矛盾解決簡單是這些作品或多或少存在的問題。現實遠比想象更精彩，在這樣波瀾壯闊的社會大變局中，或許不需要煞費苦心設計情節和人物，只是耐心地“下生活”，用心觀察、聆聽和感悟，原原本本地將當下鄉村發生的新變和農民的思想動態深挖、表現出來便是上乘之作。這里并不是說非虛構作品優于虛構類作品，在表現真實、感人至深方面，二者并無高下之別。汲取非虛構直面現實的文學精神，也未必一定要像非虛構作品那樣原生態地呈現田野調查的過程，非虛構完全可以作為一種精神和方法消隱在作品深處。

當然，很多非虛構作品自身也存在不足，比如思想貧乏、深度不夠、概念化、同質化等等。但令人欣慰的是，它還在探索和發展當中。繼《人民文學》之后，又有《收獲》《十月》《當代》等刊物開設非虛構專欄，刊載非虛構作品。作家基于個人經驗的創作多了起來，比如馮驥才的《激流中》寫自己在80年代的經歷，展示了豐富的歷史細節，具有文獻價值。依托新媒體的非虛構勢力不容小覷，“正午故事”“谷雨”“人間The livings”等微信公眾號專注于非虛構創作和推廣，受關注度頗高。我們有理由相信非虛構會走得更遠，創作出兼具現實性、思想性、人文性和藝術性的佳作。也希冀在其直面現實精神的感染下，文學能夠真正走出象牙塔，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