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是安放心靈之地，優(yōu)雅的名號不可少。在我看來，匾額是書房的必然組成部分，它相當于人的眼睛。其實，匾額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民俗文化，它把辭賦詩文、書法篆刻、建筑藝術融為一體，以其凝練的詩文、精湛的書法呈現，具有深遠寓意。本人的書齋取名“銀月軒”，因我與妻子原名中均與“月”字有關，而“銀”是貴金屬，也有明亮之意。

匾額也是有講究的，不是隨便請人寫幾個字就可以掛上的。目下，伴隨我二十多年的匾額是馬國權先生所賜的墨寶。馬先生是中國著名的古文字學者、金石書法名家，早年師從文字學泰斗容庚先生。馬先生所題寫的“銀月軒”以漢碑為骨，體現漢隸沉雄寬博、端莊雍穆的氣象，用筆嚴謹而無絲毫懈怠之力；字體干凈從容，神態(tài)嫻雅，隱現出書卷氣。

追溯起來，我與馬先生的文字緣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期。那時，我在上海一所大學任教，給香港一份報紙撰寫書評，一直寫到我出國終止，前后兩年，共發(fā)表了二十多篇文章。馬先生是主編，我是作者，就靠“兩地書”溝通，令我受益匪淺。也在那時，我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在上海或香港，可以當面求教前輩。但隨著我1990年底移居加拿大，愿望幾乎落空了。

未曾想到，1993年秋，我與先生在多倫多相遇。原來，馬先生已于一年前在香港退休，身居多倫多的兒子邀請父母前來團聚，馬先生遂與妻同行。他們原打算小住，但因喜歡這里的安靜，宜于讀書寫作，遂決定長住。之后，我與先生成了忘年交。也從那時起，我才知道先生是嶺南書法大家，他還用金文書寫一副對聯贈我，上書朱熹名言：“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ǎng)轉深沉。”1995年夏，馬先生主動提出為我題寫書房名。我將兩幅墨寶送到畫廊裝裱，老板贊嘆之際忍不住說：馬先生的字可是價值連城啊！

1996年底，馬先生回香港，受聘于一所大學的文物館，鑒定華南地區(qū)的書畫和文物。可惜，他于2002年病逝于香港，享年七十一歲。至今，馬先生所書匾額和對聯掛在書齋內已二十多年，兩者相映成趣，它們將永遠陪伴我、鞕策我！

2019年夏，多倫多的畫家駱奕同兄突然贈我“銀月軒”墨寶。他承父駱拓（徐悲鴻義子）家訓，并得吳作人、蕭淑芳、李瑞年等名師親授，作品屢獲海內外大獎。奕同擅長國畫、油畫，但很少以書法示人，我收到他的墨寶后有受寵若驚之感。的確，他的書法別具一格，帶有丹青味，“銀月軒”在漢碑基礎上滲入少許漢簡意趣，如當中的“月”字。

遙想馬先生贈“銀月軒”墨寶時是乙亥年，此次奕同所書是己亥年，同樣是豬年，相隔了整整二十四載，令人感慨日月如梭。兩人的墨寶各有千秋，我都愛不釋手。但區(qū)區(qū)十八平方米的書房內，根本容不下兩幅同字的匾額。考慮再三，我決定將奕同所書匾額掛在門楣上方。巧的是，門楣與天花板之間的距離，恰好夠掛匾額，就像度身定做一般。

這樣，我就有了獨特的雙匾書房。每當我走向書房，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奕同所書匾額，遒勁的大字給人奮發(fā)向上的力量，有時也會涌起淡淡的兄弟之情。步入書房，撲面而來的是馬先生所書匾額，右側是他題寫的對聯，字跡挺拔而典雅，腦海中依稀浮現出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耳邊立即回響起他的諄諄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