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貼近時代、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報告文學，其創作是建立在真實社會生活的基礎之上，是以文學的藝術手法來報告社會生活中真實的事件和人物。

夏衍的報告文學作品《包身工》主要反映了1932年“一·二八”事變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黑暗情況。作品所描述的社會生活雖然已經遠去，但是，其中蘊含的人性光輝、人文關懷，如今讀來依舊使人震撼，發人深思。文學是歷史的側面，往往從文學中能夠看到最生態、最細膩、最生動的歷史真相。《包身工》是那個時代與社會變革的產物，生動而直接地反映了當時社會普通群眾的真實生活狀態，它與中國當時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

好的文學作品能真正觸及社會的靈魂。在特殊的年代，能寫出偉大的作品，作者都需要巨大的勇氣。20世紀30年代，社會的環境極為特殊，作家要深入生活現場，所付出的艱辛與驚險，所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可想而知。夏衍憑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悲憫情懷，在黑暗中探索光明。

在報告文學創作的實踐中，首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而寫？寫什么？為什么要寫？思想感情的著落點和創作的立足點在哪里？《包身工》這部作品樹立了一個榜樣。作者的思想感情是站在同情社會弱者的立場，創作的立足點面向平民，甚至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多時候，恰恰是在這些所謂的“小人物”身上最能夠體現出人性的光輝。作者通過對“小人物”的深入觀察、細膩體會和用心描寫，使得“小人物”在特殊的社會環境中凸顯成為“大角色”。

《包身工》充滿感情、帶有溫度，其旋律仍然是積極向上的博愛。這種愛積蓄了力量，震撼讀者的心靈世界，點燃讀者的情感火焰。作者筆下散發出博愛情懷，對女童工有著深切的同情，對她們遭遇的不公和悲慘命運進行直接揭露。夏衍的筆像是一把鋒利的手術刀，解剖著那個時代的“膿瘡”，對那個社會進行“刮骨療毒”，把他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以形象的方式記錄下來，他要告訴世人那里的世界究竟是怎樣的世界，是怎樣的真相，進而呼喚善良的人起來抗爭。1959年，夏衍在《從〈包身工〉引起的回憶》中寫道，他“感到‘靈魂的震動’”“感到憤怒”“覺得非把這個人間地獄揭發出來不可”。

《包身工》之所以成為經典，除了作者飽含真情之外，還在于作品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文章是這么開頭的：

已經是舊歷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過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著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里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綢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里面，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騷動起來。打呵欠，嘆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叫喊……

這段文字，簡潔有力，無論是語言描寫、環境描寫、動作描寫，都注重細節的刻畫，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

《包身工》充分運用和借鑒小說、散文、戲劇、電影等藝術樣式的表現手法。有些評論家甚至把《包身工》作為小說來研究。能有這樣的藝術效果，得益于夏衍創作上的多元化。他不僅僅是報告文學作家，還是小說家、戲劇家。創作《包身工》時，他把敘述、描寫、議論、抒情多種表現方法熔于一爐，交錯運用，并銜接得恰如其分。尤其是小說手法的運用。他著重描寫了有一定典型意義的人物，如蘆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通過對他們的刻畫，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惡。除了人物描寫，值得研究的還有他對寫作對象生活場景還原式的描繪，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勞動為線索，串起一個個場景，結構嚴謹，情節生動，畫面具有沖擊力，特別是某些鏡頭式的具體描繪，如包身工們早晨喝粥的情景描寫，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和寫實性。

報告文學創作，如果不是基于對社會的真情實感，不是基于發自內心深處的召喚，那么作品就是蒼白無力的。在今天，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無數或激動人心或發人深省的事件不斷上演，作家也需要擁有屬于自己的“火眼金睛”。無論是謳歌時代，還是記錄社會，報告文學作家都要為社會的進步貢獻文學力量，以有溫度的作品感動讀者，進而凝聚人心，激發更大的前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