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濟安，洛杉磯，1955年。

最近，承蒙季進教授惠賜夏濟安光華大學成績單的掃描件，這是他從夏氏兄弟遺藏文獻資料中發現的珍貴史料。這份成績單應該是夏濟安赴內地后所補辦的學歷材料的一部分，同時還有一份私立光華大學1945年1月的證明書：“查學生夏濟安現年三十歲系江蘇省吳縣人于民國廿九年六月在本校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據稱畢業證明書業已遺失特證明如上。”這份成績單保存完好，相當完整地呈現了夏濟安在光華大學時期所接受的教育課程，對了解認識其早年的文學觀念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原件如下：

夏濟安光華大學成績單

在進入私立光華大學之前，夏濟安曾先后在金陵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就讀，時間都不長，1935年因肺病休學。這張成績單中所顯示的第一學年成績并非是在光華大學的，而是夏濟安在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的。1937年7月抗日全面爆發，處在戰爭前線的大學紛紛內遷，夏濟安一家從南京遷居上海，他隨后轉入師資條件相對較好的私立光華大學英文系，一直到1940年夏畢業。

從這份成績單可以看出，夏濟安轉入英文系后，在光華大學仍選擇了“教育哲學”“人生哲學”“現代西洋哲學史”“周易研究”等多門哲學課程，說明他對哲學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在光華大學對夏濟安的哲學思想啟迪最多的是蔣維喬（1873-1958）。蔣維喬，字竹莊，別號“因是子”，江蘇武進人，在哲學、佛學等方面的造詣極高，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綱要》《中國佛教史》《佛教概論》《佛學綱要》等。1918年，蔣氏就在北京大學開設了一門“唯識論”課程，是中國高等院校開授佛教課程的第一人。夏濟安在光華大學曾跟蔣維喬讀佛經，學打坐，研究過靈魂出竅，對佛教里的輪回觀念很感興趣。夏濟安曾將基督教、天主教與佛教對比，他認為，基督教有如禪宗，天主教有如密宗，因為天主教和密宗是把種種儀式看得很重要的。宋淇認為，夏濟安對待戀愛的態度，總是一半出世，一半入世，有有無無之間，結果導致終身未娶，與他的宗教觀或多或少是有關系的。夏濟安在西南聯大教書時，曾經陷入一段苦戀。在感情受阻后，他曾閱讀了不少哲學與宗教著作。透過夏濟安1946年的日記，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急欲通過哲學與宗教尋求內心解脫的掙扎過程。當時，由于讀了湯用彤的《印度哲學史略》，夏濟安對印度的悲觀哲學產生過興趣。讀了《約翰福音》，他又對基督教產生認同，認為耶穌是為愛世人而來，他的愛全不為己，是博愛，其愛之大，彌蓋宇宙，天下后世，莫不受其影響（《夏濟安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158頁）。讀了李石岑的《體驗哲學淺說》后，他轉而又對克爾凱郭爾興趣倍增。對自己的處境，夏濟安做過一番自我剖析，他以為，“我不大會esthetic，我頂強的傾向是ethical（就像一個好中國人），我的宗教方面是佛教”，如果自己的戀愛不成，必走入宗教一路去，“從根本上解除無明”（《夏濟安日記》，177頁）。這當然只是一時意氣，不過，夏濟安后來寫了一篇英文小說《傳宗接代》（The Birth of A Son），內斂地表達了他對佛教和儒教兩種傳統倫理觀念的基本看法。這篇小說里所描寫的書生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而和尚了空是禪宗的一個典型。禪宗講修心，“以心傳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外別傳也”。了空和尚雖經過了苦苦修行，卻未能了卻紅塵，最終遠游四海。小說反映出夏濟安對儒家思想的肯定以及對佛教的批判態度，隱含著他對中國文化傳統命運的深切感懷。

在光華大學期間，夏濟安與好友張芝聯、宋淇、柳存仁等創辦“文哲研究組”，經常討論文學和哲學問題，時有卓見。夏濟安曾在校園刊物《文哲》上發表一篇《為形式論理學辯護》，對中共哲學家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提出質疑。《大眾哲學》是艾思奇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很受歡迎的一部通俗哲學著作，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通俗化的開山之作。艾思奇在他的著作中宣告了形式論理學的死亡，而夏濟安則從形式論理學存在的保障、形式和內容、宇宙的動靜問題、矛盾和統一等幾個方面為形式論理學辯護，試圖證明它的價值與意義。他認為形式論理學并不僅存在于哲學的形而上層面，它與我們現實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可以幫助我們辨別是非，尤其在抗戰的特殊時期，辨明是非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立身處世，都應該具備這種精神。夏濟安在另一篇名為《大頭鬼的頭大不大？》的文章里，探討了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主觀性與客觀性的問題，并提及多部哲學著作如懷特海的《科學與近代世界》、梅爾茨的《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新哲學大綱》等，可以看出他的閱讀范圍之廣泛。哲學主要培養了夏濟安辯證分析問題的思維，對其學術風格的確立是有影響的，這從夏氏兄弟對左翼文學的分歧可以見出。夏志清堅持從新批評的審美形式出發，對左翼文學的內在價值予以否定。但夏濟安卻能夠用辯證眼光看待左翼文學內部與外部的關聯，以同情的態度相對客觀地評述歷史迷霧中政治與個人的角力，揭示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壇復雜吊詭的一幕悲劇。

從夏濟安的課程表還可明顯看到，他的文學趣味側重于英國十九世紀文學，主要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其中“浪漫詩人”“十九世紀散文家”“維多利亞時代文學”都屬于這一范疇。當時光華大學文學院最具社會聲譽的名流應該是張歆海（1898-1972），他在哈佛大學師從白璧德研究馬修·阿諾德，1922年獲英國文學博士，歸國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光華大學等多所院校執教，還曾任職于民國政府外交部，任駐葡萄牙公使、駐波蘭公使等，1937年攜妻子韓湘眉重返光華大學。夏濟安之所以選擇光華大學，也是慕張歆海之名。張歆海在抗戰時期對中國文化的命運與走向十分擔憂，他在光華大學創辦十五周年紀念活動上談到，光華的年輕人應當抱有“大用大效之志愿”，整理國故，學習歐美，“無論何系均當取古今中外之菁華，融會貫通，如合于一爐而熔鑄”（《文學院諸生之使命》），這種融匯中西、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文化理念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光華學子。據宋淇回憶，張歆海在課堂上給學生充分的自由，學生想聽什么樣的課，可以自由點。有一門關于古典文學的課，指定每個學生選一個題目獨立研究，需要上臺演講，并做心得報告。宋淇選擇希臘美術研究，探討了希臘美術的表現形式、特征及其產生的根源，這篇研究報告后來刊載于《燕京文學》第二卷第二期。夏濟安選的是柏拉圖研究，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認為柏拉圖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張歆海卻并不加以嘲笑，而是肯定了夏濟安的獨立思考的意識。張歆海鼓勵叛逆的教育理念，充分體現出西方人文主義對個人價值的包容和關懷，這對夏濟安后來的學術研究也是有啟發的。張歆海很推崇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對張芝聯、夏濟安、宋淇等早年的文學趣味有所影響。這些年輕人在1940年創辦了《西洋文學》月刊，以翻譯介紹歐洲文學為主，總體上還是偏重于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大肆譯介了雪萊、拜倫、華茲華斯、丁尼生等浪漫主義詩歌，還譯出了馬修·阿諾德的兩篇名文《論翻譯荷馬》《華茲華斯論》，對新古典主義的文化理念持贊同態度。對英國文學，夏濟安早年偏愛散文，他通讀了蘭姆、哈茲里特、紐曼等作家，尤為欣賞愛德華·吉本和麥考萊的散文風格。夏濟安后來在美國研究左翼文學所采納的寫作方法，將文學與歷史融于一體，實際上與維多利亞時代文學是有關聯的。夏濟安在大陸從教時期，一直從事基礎性的英文文法教學，到臺灣大學任教后，他開設了“小說選讀”“英國文學史”等課程，開始有意識地散播自己的文學觀念。1958年夏濟安曾預備開設一門“維多利亞時代文學”，但由于赴美訪學計劃，最終取消了。

另外，我們看到夏濟安還選了一門“普通心理學”課程，說明他對心理學的知識也并不陌生，其畢業論文就是關于文學與心理學關系的研究。夏濟安在大學時代發表過一篇《對于中國近代史的一種看法》（《文哲》第二卷第三期），借用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特婁（Alfred Adler）的“卑劣錯綜”（Inferiority Complex，也即自卑情結）概念對近代中國史做出獨特心理分析。阿特婁認為，所謂“自卑”就是當個體對面臨沒有做好恰當的準備或者應對，且他認為自己無法解決時，就會出現自卑情結。夏濟安認為，如果將近代中國視為一個個體，世界就是同她對立的團體，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屈辱史，使中國人生出自卑感。夏濟安1955年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訪學，曾選修了李恩·埃德爾（Leon Edel）的兩門課程：“亨利·詹姆斯研究”和“象征主義小說”。埃德爾專攻文學心理學研究，夏濟安所提交的四篇作業都獲得了A，并得到埃德爾的高度評價。后來，夏濟安直接將心理學的知識運用到學術研究中，比如他對《西游補》的研究。心理學對夏濟安學術道路最重要的影響是在《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夏濟安綜合運用了夢境、潛意識等心理分析方法，對魯迅在新舊轉折期的矛盾心理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闡釋，在海內外學界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對夏濟安的這種學術脈絡，如果從源頭上探尋，我們也能夠從他在光華大學的教育課程找到一些蛛絲馬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