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十六周 第三天

紐約 詹姆斯·鮑德溫 《土生子札記》

像紐約這樣巨大而復雜的都市，是任何一個單一的寫作視角或任何一個個體所無法囊括的。自從歐·亨利發表題為《四百萬》（The Four Million, 1908）的紐約短篇小說集以來，紐約的規模已經翻了一番；他的小說集的標題是對一個記者的直接回應，此人宣稱紐約市只有四百人“值得結交”。可以斷定，該記者在四百人中即使包含了少數族裔或勞動階層，但也屈指可數。我昨天發現索爾·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準確地描繪了加寬的第96街，但關于分界線以北的貧窮街區，他并未告知我們一個事實，居住在那里的女孩大部分是拉美裔或黑人。想要了解這些少數族裔，我們需要去閱讀其他一些作家。1960年代末，皮爾·托馬斯（Piri Thomas）的回憶錄《到窮街陋巷》（Down These Mean Streets）從一個波多黎各移民中的“黑膚”小孩的視角，對東哈萊姆進行了獨特而復雜的描繪。他淺膚色的鄰居瞧不起他，而他自己的父母拒絕接受其祖先的非洲血統。

在我上圣希爾達學校和圣休學校的八年里，每個上學的日子，我都從上東區乘坐4號公交車。車站正好在惠特尼美術館前面，斯坦伯格就在這里舉辦過回顧展，公交車經過美術館和麥迪遜大道的高檔商店，然后沿著哈萊姆的南部邊緣穿過城市，到達晨邊高地，這是一塊基本上是白人居住的地區，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和圣約翰大教堂等文化機構而聞名遐邇，在這里我們舉行一年一度的圣誕游行，瑪德琳·蘭歌（Madeleine L’Engle）曾經描寫過這里的圣誕游行。我們一個班最多有一個黑人或拉美裔小孩，給我們上課的修女和世俗教師沒有一個是黑人。至少我們是這樣認為的。學校的創建者露絲媽媽是一個淺膚色的黑人，被人當作白人。我們知道她從紐約前往加拿大成為一個修女，三十年后回來創建了自己的修道會，其主要使命就是該學校。而我們不知道的是，她前往加拿大，是因為1920年代沒有一家圣公會女修道院會接納一個黑人女性。

詹姆斯·鮑德溫

《土生子札記》

作為牧師的小孩，我對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土生子札記》（Notes of a Native Son）抱有獨特的興趣，標題文章描述了他和父親之間非常困難的關系，他的父親是哈萊姆的一個浸禮會牧師。鮑德溫在1955年發表這本文集的時候，他才三十一歲；到了1968年我購買此書的時候，該書已經入選班塔姆“現代經典”目錄。在撰寫此篇文章之前，我并未重讀這本書，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標題文章開篇的一個場景：

1943年7月29日，我父親死了。同一天，幾小時后，他最后一個孩子出生了。一個月以前，當我們全身心等待這兩件事情的時候，底特律發生了本世紀最血腥的種族騷亂之一。我父親葬禮結束幾小時后，當他靜穆地躺在舉辦葬禮的教堂里時，哈萊姆爆發了種族騷亂。8月3日的早晨，我開車送父親前往墓地的時候，穿過一地的碎玻璃。

似乎這些尚不足以令人焦頭爛額，他又說道：“我父親葬禮那天，是我的十九歲生日。”然后他不帶感情地評價道：“當一個人策劃生日慶祝的時候，自然不會想過會和一場葬禮進行競爭。”

鮑德溫當時已經和父親關系疏遠很多年時間了。他當時生活在格林威治村，努力成為一個作家，在藝術家的圈子里活動；馬龍·白蘭度當時是一個滿懷抱負的演員，是他的室友，也是一生的摯友。至于父親，鮑德溫說他“肯定是我見過的最充滿怨恨的人；但必須承認他身上隱藏著某種東西，賦予他巨大的能量，甚至是令人無法抗拒的人格魅力”。

隨著文章的展開，鮑德溫探索了他對父親的怨恨的根源，也描述了自己在新澤西一家餐館近乎災難性的情緒失控，就在這家餐館，一個滿懷歉意的女服務員告訴他“我們這里不給黑人提供服務”，而這已經是重復過很多次的經歷了。他剛剛被一個工廠解雇，該工廠的大部分工人都來自南方，在這里他徒勞地和赤裸裸的種族歧視進行過抗爭，當時美國東北地區的好餐館拒絕為黑人提供服務依然十分普遍，該工廠的種族歧視甚至比餐館的情況更加肆無忌憚。他陡然怒火上升，將一個水壺扔向這個女服務員，然后轉身逃跑，他身后迅速聚集了一大幫人追趕他，試圖報復，他差一點就無法逃脫。那天晚上，他說：

我無法接受兩個事實，兩者都同樣難以通過想象去把握，一個事實是我很可能已被殺死。但另外一個事實是我已經準備好去殺人。我雖然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我的確已經明白：我的生命，我真正的生命，危在旦夕，不是由于別人會做什么，而是由于我內心的仇恨。

像鮑德溫其他作品一樣，這篇文章剖析了在社會不公的受害者內心導致仇恨的眾多因素，他認為這種仇恨對受害者本人的危害，遠大于對仇恨目標的危害，貧民窟商店門面的玻璃只是暫時被打碎，那些享受特權的個人和機構將會長存不衰。

導致鮑德溫和家人的隔閡，和美國文化的隔閡，還有一個原因，即他在十幾歲的時候認識到自己是同性戀。同他之前的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和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一樣，他在二十四歲時移居巴黎，尋找一個更加自由的環境，他最終永久性地定居法國。雖然人們總是將鮑德溫置于純粹的美國背景下解讀，但如果我們將其視為一個世界文學作家的時候，新的視角就會出現，當他作為一個在域外生活的美國人的時候，他獲得了作家的自我意識。《土生子札記》最后四篇文章的背景都在法國。其中第一篇《塞納河上的邂逅：黑色遇見褐色》講述他作為黑人和作為美國人的雙重身份。在巴黎，富有同情心的法國人對他屈尊俯就，這些法國人“認為所有的黑人都來自美國，他們俯仰吹號，舞步細碎，其實都已遍體鱗傷，深藏用語言無法表達的痛苦，是法蘭西共和國所有的榮耀疊加在一起也無法治愈的”。他也認識了一些來自法國殖民地的非洲學生，意識到他和他們迥然不同：“他們彼此面對，黑人和非洲人，隔著三百年的鴻溝。”逐漸地，他在疏離和漂泊中找到了自己身上的美國性的精髓，在他移居法國之前從未意識到過。

在這篇文章的末尾，他談到美國僑民：“然而終有一天他將再次面對自己的家……時間最終帶給美國人的，將是他們自己的身份。正是在這樣一個危機四伏的旅途中，在這同一只船里，美國黑人將與自己和解，將與他之前成千上萬緘口結舌的黑人和解。”鮑德溫沒有再回美國定居，只是在參加民權活動的時候偶爾回家看看。他和他的伴侶伯納德·哈塞爾（Bernard Hassell）最終定居在法國南部的一個小鎮，在那里他接待了眾多的朋友和藝術家、音樂家（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和妮娜·西蒙妮[Nina Simone]經常來這里待一段時間）和作家——其中包括翻譯了他的戲劇《阿門角》（The Amen Corner）的瑪格麗特·尤瑟納爾。

鮑德溫是在法國書寫長短篇小說和戲劇，這些作品經常拉開距離審視他的美國經驗，正好和尤瑟納爾的做法相反。在他經常被收入選集的短篇小說《桑尼的布魯斯》（Sonny’s Blues）等小說中，我們能夠看到鮑德溫的非洲-美國-法國的寫作中這種富有創造力的雙重身份（或三重身份）。當時爵士樂在巴黎已經火爆了很長時間；讓·保羅·薩特在他1938年的小說《惡心》（Nausea）中，利用爵士樂來為小說備受折磨的主人公洛根丁（Roquentin）帶來最終的、暫時的平靜，這段描寫成為人們喜愛爵士樂的非常有名的文學表述：

現在，薩克斯管傳來一首樂曲。我有點自慚形穢。剛剛經歷了微不足道的痛苦，一種經常性的痛苦。薩克斯管在演奏四個音符。這四個音符出現了，又消失了，似乎在說：你就像我們一樣，有節奏地痛苦。好吧！……我感覺有東西在挨著我輕輕摩擦，我一動也不敢動，生怕它會離開。這是我久已忘記的一樣東西：一種快樂。黑人女子在唱歌。你能為自己的存在找到理由嗎？或許有一點點？

鮑德溫則用爵士樂讓作曲家兼鋼琴家桑尼和他刻板的哥哥和解。如同薩特的小說一樣，這篇小說通過音樂達到一種存在主義的拯救，但鮑德溫將《桑尼的布魯斯》置于非裔美國人和紐約的復雜背景之下，從而在寓意上遠超薩特。

作為一個非裔美國作家和一個僑居者，鮑德溫在今天依然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拉烏爾·佩克（Raoul Peck）在其2016年的杰出紀錄片《我不是你的黑人》（I Am Not Your Negro）中強調這一點。但今天看鮑德溫，甚至比2016年看鮑德溫，更加貼合現實。我一直念念不忘《土生子札記》開篇的碎玻璃，但我忘記了造成這些碎玻璃的直接原因。在他父親葬禮之后，當鮑德溫在市中心“絕望地慶祝我的生日”的時候，一家哈萊姆旅館里一個黑人士兵和一個白人警察同時對一個黑人女孩（鮑德溫說，是一個妓女）產生興趣，為之打起架來。打架的結果是，警察朝士兵開槍射擊，經過流言和錯誤信息的放大，這則新聞導致了種族暴亂。鮑德溫這篇1955年的文章，在一個可以進行思考的遠距離上，異常明晰地描述了過去發生在美國的事情，他似乎在跟今天美國報紙上幾乎每天都在刊出的類似報道直接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