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最近，散裝衛生巾以猝不及防的架勢登上了熱搜，淘寶一款衛生巾100片售價僅21.99元，是普通衛生巾1/5的價格。

散裝衛生巾迅速招來了一片質疑，“一包衛生巾不過是一杯奶茶錢，怎么可能會有人買不起？”。

“我有難處”，這是淘寶“散裝衛生巾”頁面下一位買家的解釋，短短四個字撕扯開了“月經貧困”的一角。當城市女孩在談論液體衛生巾和衛生棉條這些新鮮事物時，全球大量女性正在遭受“月經貧困”。受到經濟因素和落后觀念的影響，使用衛生巾對她們來說是一種奢求，在一些地方，女性甚至只能使用破布、襪子、果殼、灰燼、樹葉、泥土或是牛糞來處理自己的失血。

“月經貧困”作為典型的女性貧困現象，卻一直沒有得到關注，文化層面將月經視為羞恥，公共層面也只把衛生巾當作普通消費品課稅。女權行動者格洛麗亞·施泰納姆（Gloria Steinem)早在1978年就在《Ms.》中說：“如果男性有了月經，月經會成為一個令人羨慕、可敬而又具男性氣概的現象，衛生用品將受聯邦政府資助并且免費。”

被遮蔽的女性議題遠遠不止“月經貧困”，由北京聯合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女性的時刻》，便記錄了一個個女性特有的困境，包括“第三世界”女性正在經歷的避孕困難、難產、童婚和割禮，也包括普通女性遭遇的無償家務勞動、職場困境與性騷擾等。這本書的作者是梅琳達·蓋茨，她曾是微軟的前高管，在與比爾·蓋茨結婚生子之后逐漸將事業重心轉向公益與慈善。《女性的時刻》是她的第一本書，也是一本半自傳體，書中不僅記錄了梅琳達在基金會的20年中走訪世界各地親眼所見的女性困境，也分享了她與比爾·蓋茨之間婚姻平等的秘訣。 

梅琳達·蓋茨

那些被遮蔽的女性痛苦

在非洲東南部的馬拉維的烈日下，一位母親背著孩子步行十六公里來到保健所，只為一劑避孕針，等待她的卻是“告罄”，她已經育有五個孩子，她的家庭再也承受不起另一個新生命的降臨。

這里的女性普遍面臨避孕困難，保健診所的避孕針永遠儲備不足，能提供的只是安全套。但是安全套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要是我讓老公用安全套，他會打我的。他會以為我懷疑他出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要么就是以為我出軌了，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上世紀避孕手段的發明，將女性從生育的無限循環當中解救出來，堪稱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偉大發明。但是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數據顯示，全球依然有超過2.2億女性無法實現自主計劃生育。

自主生育與貧困之間的聯系遠比我們想的緊密。在非洲國家尼日爾，避孕藥具的使用率極低，每位女性平均有超過七名子女，而它的貧困人口比例也高居世界前列。一位名叫阿迪薩的女子告訴梅琳達，“我孩子那么多，身上背著、肚里懷著，我丈夫得靠借債才能吃飯，可就這樣，錢還是不夠用。”無止境的生育使得女性長期處于懷孕與哺育的循環，女性難產與新生兒夭折的幾率 也大幅上升，而對于她們的家庭來說，貧困就像一個詛咒，伴隨著孩子降臨，永恒地圍繞著她們的生活。

一個懷抱著新生兒的母親剛分享完分娩成功的喜悅，下一秒就對梅琳達說：“我對這孩子將來唯一的希望，就是你把他領回家去。”這位母親沉重的自白使梅琳達深受震動，她本來的工作重心在產婦健康，但是親眼目睹這一切后，她發起了自主計劃生育，“避孕藥具堪稱史上最有助于拯救生命、終結貧困、造福女性的發明,基金會必須把普及避孕藥具作為重中之重。”

除了自主計劃生育這樣明顯與性別相關的議題，梅琳達在工作過程中逐漸發現其實性別的影響遠比我們想象得要深遠。

同樣是在馬拉維一個邊遠的農業聚集區，當我們將目光投向田野時，會驚訝地發現在種地的大部分是女性。但是，201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做過一次研究，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女性農民的收成比男性低20%到30%，盡管她們的務農技術毫不遜色。這是因為身為勞動者的女性，她們面目模糊，失去話語，所做所得都被男性掩蓋了。

真相是，相比男性，女性占有的土地面積更小，接受的農業技術指導也更少，打入市場和獲取貸款更加困難，也缺少種子、肥料和培訓。其實當地不乏有研究機構提供農業上的幫助，但是研究者大多是男性，他們通常也只詢問男性的意見，為男性提供新型種子。女性要么囿于家務之中，要么根本沒有資格與男性交談。

凱瑟琳是最早注意到農業中的性別問題的人，“我們想幫助農民，首先要知道他們是誰”，這個最簡單的道理卻在性別偏見下被隱藏了。NGO普遍的問題就是對第三世界居高臨下的“想當然”和對問卷調查的迷信，真實的在田野里勞作的女性不被看見，她們的聲音被男性替代了。

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后，基金會請凱瑟琳負責農業中的性別政策。這也讓梅琳達重新思考基金會的方向，“最初，我只把女性賦權看作幫助極端貧困人口解決食品、營養和收入問題的手段，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性別議題就像那些被遮蔽的女性痛苦，在基金會一直處于“地下狀態”，管理層們認為賦權女性會引起非議、喧賓奪主。梅琳達作為基金會的主席，最終決定“把女人與女孩作為全球發展計劃的中心”。

之后，基金會聘請了性別問題專家，開始收集反映女人、女孩生活狀況的數據，女性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家庭的權力結構也開始改變，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也有了松動，事實證明，幫助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就是幫助了全人類發展。

一個天主教徒與女權主義者

這本書也是梅琳達的半自傳體，梅琳達一直沒有被“蓋茨”的光芒所掩蓋，也不是首富背后的女人。她講述了自己的女權主義之路，以及她與蓋茨在婚姻中的平等實踐。

梅琳達在專注于慈善事業之前，是科技界鳳毛麟角的女工程師。在杜克大學計算機系五年的求學生涯中，她都在與男生編寫代碼。剛加入微軟時，她是MBA班中唯一一位女性，而當時微軟的經理中也僅有一位女性。在微軟工作九年后，她最終成為主管信息產品的總經理。

但這樣一位高管級別的女性，仍然面臨著“事業與家庭”的平衡取舍。1995年秋天，梅琳達與比爾·蓋茨成婚將近兩年的時候，她發現自己懷孕了，決定為了孩子離開工作崗位。她坦言當時的決定“很不成熟”，“以我當時的思維，有了孩子以后，男人理當在外工作，女人理當照顧家庭，我以為這就是女人的天職。”

而二十幾年后，梅琳達成為了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因為她“聆聽過無數女性的心聲”，她認為“支持女權主義，就是相信女性有權發出自己的聲音，挖掘自己的潛能，相信男性與女性應該共同努力，消除那些至今仍阻礙著女性發展的障礙與偏見。”

在梅琳達與比爾·蓋茨的關系中，平等一直是他們追求的目標。梅琳達從微軟辭職后，開始在基金會做管理工作，但開始時她居于幕后，以致所有人都認為這是“比爾·蓋茨的基金會”。經過討論后，梅琳達決定從幕后走到臺前，以聯合創始人兼聯合主席的身份出現，向世人宣告這是他們倆的基金會，他們共同制定基金會的政策、共同完成基金會的工作。

在梅琳達的自述中，她出生于家境良好的天主教家庭，父親是參與過阿波羅計劃的航天工程師。但是在她的天主教信仰之下，她的女權主義立場給她招致了許多非議。這主要與她推行“自主計劃生育”有關，在天主教的教義中，墮胎被認為是對生命的褻瀆。梵蒂岡官方媒體公開指責她“誤入歧途”，“被出售避孕藥具的大公司操縱”，網友們諷刺地稱她為“前天主教徒梅琳達·蓋茨”或“所謂的天主教徒梅琳達·蓋茨”。

這些批評讓梅琳達開始反思宗教信仰對人的禁錮。“愛永遠排在教義之前”，那些批評她的文章滿口教義，卻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需求，對女性的處境絲毫沒有同理心。醫學早已證實避孕拯救了數百萬婦女兒童的生命，從這一點上來說，梅琳的所做所為正是基于對生命的尊重，來自于天主教對良知的教誨—去幫助身處社會邊緣的人，重新接納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

正像這本書的英文書名“the moment of lift”,“lift”意味著女性向上的力量，梅琳達在基金會一直致力于賦權女性，給予女性向上的力量，而提升女性，就意味著提升全人類。就像她說的，“有時只要不去拖累女性，就是給她們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