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8年問世以來，《小婦人》這部充滿“甜蜜與光明”的小說（海明威語）幾乎一直被視作家庭小說或兒童文學的經典，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在女作家路易莎·梅·奧爾科特平靜的語調之下蘊含的“憤怒”。很大程度上，這種憤怒源于女性獨立意識的猛然覺醒，更源于面對現實的無能為力。比如書中馬奇太太說“我過去幾乎每一天都會生氣”，因為她每天必須面對婚姻生活平庸乏味乃至丑陋的一面——而“只有身為女人，你才會知道這些丑陋的秘密”。

在《小婦人》連載即將結束之時，讀者的呼吁“幾乎一致——喬應該嫁給勞里”；出版商也要求作者讓男女主人公實現“浪漫的結合”，并建議續篇應當取名為《馬奇家的婚禮》——仿佛奧斯汀筆下貝內特一家的皆大歡喜。然而奧爾科特的反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當勞里向喬求愛時，喬的回答是：“我想我不會結婚的。我現在就很快樂，我很喜歡我的自由，不愿意為任何男人去匆匆放棄它。”同時，喬發出了自己的“獨立宣言”：“我不喜歡別人的恩惠，因為恩惠讓我感到壓抑，感到像個奴隸。我寧愿一切事情都自己做，完完全全地獨立自主。”可見，一反維多利亞情感小說的套路，《小婦人》的結局既不浪漫，也不“令人愉快”。或許這也正是奧爾科特生活狀態和心境的真實寫照。

奧爾科特的“憤怒”其實由來已久。早在她16歲時創作的首部兒童故事集《花兒的寓言》中，便有明顯體現。《花兒的寓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百合鐘與薊花冠”——篇名喻指兩位下到凡間的小精靈——前者是光明使者，后者則被稱為黑暗精靈。故事的道德教諭是：在善良溫順的光明使者影響下，懶惰成性的黑暗精靈最終認識到勤勉勞動和自我奉獻乃是實現靈魂救贖的惟一途徑。然而這只是表面文章，作者隱含的寓意在于揭露“蜜蜂王國”的真相。故事一開始，小精靈被小蜜蜂領進“蜜蜂王國”所在的蜂巢——此處蜂王的座右銘是：“勞動帶來真正的快樂”。但蜜蜂們深信不疑的這一蜂巢真理卻遭到黑暗精靈的質疑：他生性懶散，不喜歡此處的工作環境，蔑視此地的勞動體制——從未感到勞動帶來的“真正的快樂”。像羅馬酒神巴庫斯一樣，黑暗精靈企圖用享樂主義對抗（并破壞）嚴格的紀律規定——他煽動并組織蜜蜂偷盜蜂蜜（那是蜂王為嚴冬貯藏的糧食）：“讓我們在這美好的夏日盡情享用、盡情歡樂……冬天還遠著呢，為什么我們要虛度這美好的日子，辛苦工作就為了貯藏我們本應該現在就享受的美食。快來，我們現在享用的可是我們自己的勞動果實。不要理會蜂王！”

很顯然，奧爾科特小說描繪的是蜂巢，影射的卻是社會：蜂王壟斷了整個蜂巢的物資調配權，親自部署屬下分工合作，采花釀蜜。雄蜂除了交配之外無所事事，被稱為“懶散的父親”。蜂巢之中惟有工蜂是真正的勞動者，然而勞作的工蜂并不開心，因為它們無從享用自己的勞動成果。在此，奧爾科特含蓄地將蜂巢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兩個概念聯系起來——這種聯系在蜂王不停地贊美“勤勞”品質時表現尤為明顯——蜂王時常苦口婆心地開導她的子民：“依靠我們的辛勤勞動，我們的家園才能如此美麗。在這里，我們所有人組成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沒有悲傷、沒有顧慮，大家和諧共處。所有人都服從蜂王的命令。”然而奧爾科特隨后卻尖銳地指出：盡管蜂王聲稱蜂巢是有愛的大家庭，是蜜蜂的命運共同體，但實際上她卻像母系社會的女族長一樣進行高壓統治，她給予臣民的是威嚴而不是慈愛——蜂巢的結構設計和經濟秩序說到底都是為最高統治者一人服務。“任何華麗的詞藻也無法掩蓋這一事實。”

由此可見，“百合鐘和薊花冠”的故事不僅揭示出資本主義工業化體制下惡劣的工作環境，同時也對工業勞動背后的社會理念提出質疑：黑暗精靈反對蜂王及其嚴格的管理策略，從某種意義上便體現出女作家對19世紀社會勞動制度理論和實踐的不滿，以及對于工業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反抗。從這個意義上說，奧爾科特并非普通意義上的“少兒文學作家”或“情感小說作家”，相反，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道德倫理持強烈批判態度的“顛覆性作家”。如果說在早期作品《花兒的寓言》中，這種反抗的態勢在作家筆下只是一股潛流；在成熟期的短篇小說（以及報刊文章）、特別是《工作》（1872）中它已轉變為公開的“憤怒”。

19世紀60年代前后，美國社會中的一個顯著變革就是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擺脫傳統的家庭的束縛，逐漸投入到社會和政治生活。而奧爾科特運用充滿勇氣與遠見的筆觸描述故事人物的同時，也向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傳統束縛發起了挑戰。

在短篇散文《超驗的狂歡》中，奧爾科特以戲謔的筆法回顧了他父親早年創辦“果園農莊”的經過。這一男性烏托邦社會改造計劃以失敗而告終，原因在于其中只有女人在行動，而男人（哲學家）一直在做夢。當到訪者詢問農田耕作需要幾頭牲畜時，女主人驕傲地回答：“一頭。就是我自己。”借助美國社會思想史上這一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奧爾科特旨在諷喻所謂的社會變革，最終卻讓女性淪為“犧牲品”。

在另一部短篇《大理石婦女》中，奧爾科特致力于解構關于女性藝術家的“神話”——“貧困是頭號園藝師，最能培育出藝術天才”，然而在現實當中，藝術女神繆斯的靈感卻時常免不了被貧困所扼殺——因為缺少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奧爾科特本人的寫作時常被干擾。像詩人濟慈在“心靈之歌”中吟詠的那樣，“在我睡夢中，生活很美麗；當我醒來時，生活很嚴厲”。半個世紀以后，女作家伍爾夫大聲發問：“賺一大筆錢再生13個孩子——有誰能做得到？”很顯然，她表達的是和奧爾科特同樣的憤怒。

在報刊文章《我如何外出工作》一文中，奧爾科特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作為幫傭，她不僅要服侍行動不便的女主人，還要忍受男主人頤指氣使的使喚（包括為他擦鞋），但這樣辛勤勞動一個月，報酬僅得7美元，令她備受屈辱并大感憤慨。同時，這也令她聯想到新英格蘭織布廠的那些女工（多為愛爾蘭移民）：她們的工作環境更差，報酬更低。由此奧爾科特描繪出美國經濟制度下勞動階級飽受壓迫和剝削的悲慘境遇。

在另一篇報刊獲獎征文《快樂女人》中，她宣稱自己了解“大多數已婚女人——她們結婚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奧爾科特的主張是，“我向往錦衣玉食，但我更熱愛自由和獨立……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婚姻當中自由比愛情更重要。”

當然，最能集中表達奧爾科特憤怒之情的是長篇自傳體小說《工作》。《工作》采用線性敘事模式，講述女主人公克里斯蒂離開養父母出門闖蕩，經歷幫傭、演員、家庭教師和有償陪護等多種職業考驗，最終實現個人經濟自由和人格獨立的故事。正如一些批評家所說，這部小說的主旨在于宣揚“有償工作”可以給女性帶來體面的生活——在19世紀70年代這種言論可謂“相當激進”。更重要的是，通過克里斯蒂求職屢屢碰壁的經歷，奧爾科特試圖揭示女主人公外出尋找工作時受到的阻力并非來自于工作本身，而是來自于她的動機——她在小說一開頭便發布“獨立宣言”——即便在家庭收入足以維持生活時仍堅持離家外出工作，以實現個人價值。

事實上，小說所反映的這種多面性和矛盾性也是作家本人真實的生活狀態。數十年間，奧爾科特家庭一直漂泊不定，而且幾乎從來沒有擺脫過貧困。她的父親布朗森·奧爾科特死死堅守他“理想”的素食主義，家中廚房連一條小魚也成為“禁忌”。在政治立場上，作為廢奴主義者，他恪守承諾，不使用棉花、羊毛、白糖與糖漿（以及與南方種植園有關的一切商品）。這就意味著他的女兒們總是難免忍饑挨餓，而且總是營養不良。有一次布朗森外出從事“哲學交流”，整整一年，而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們卻不得不在饑餓和死亡的邊緣掙扎。因此，在奧爾科特文學創作生涯中，貫穿始終的動力除了繆斯女神的靈感，更有如影隨形的家庭經濟壓力。工作與休閑、天賦與責任、藝術靈感與商業化量產等矛盾對她的創作實踐皆產生了深遠影響。

由于其父創辦“果園農莊”失敗欠下巨額債務，奧爾科特18歲開始通過教書、縫紉和寫作賺錢補貼家用，30歲左右接管家庭財務。奧爾科特將她自己視為這個家庭的“經濟支柱”，擔負起每月的支出和長期的債務，為此她不得不“拼命”寫作。正如她1866年在一則日記中所寫的那樣：“枯燥的一個月，大部分時間都感到不適，由未來必須要付款的賬單驅動著向前。”“夏天異常疲憊，大腦一刻不停，為了掙錢”。不久，她再次口出怨言：“累積的賬單使我糟心，讓我在經歷了長假之后又要去工作。比起魔鬼我更害怕負債。”

據說她每天堅持長時間寫作，有時一天能工作14個小時。以1871年為例，當年她總共賺取7654美元（可以購買兩座豪宅），卻仍在進行超負荷工作，以至于第二年她在創作《工作》時拇指永久癱瘓。她在日記中寫道：“忙于《工作》，一次性寫下三頁油印紙，比徹、羅伯茨和來自倫敦的洛都想馬上要到成稿……這就是我拇指癱瘓的原因，這使我余生都沒辦法工作。”讓奧爾科特陷于“癱瘓”的寫作，除了《小婦人》系列小說和報刊登載的短篇故事，還有大量“鮮為人知”的煽情和驚悚小說——通常以A.M.巴納德的筆名發表。

對于這類純粹旨在賺錢的“哥特式”小說——總數多達38部，題材則涉及間諜、仇殺、吸毒甚至異裝癖，可謂無所不包——奧爾科特聲稱“它們都是垃圾，如果我繼續寫的話，它們會變得更垃圾，因為每一個都比前一個更煽情。我之前太盲目了，為了賺錢，傷害自己也傷害了別人。我知道這樣，因為我無法冷靜地讀這些東西，太令人感覺羞恥了。”在現實生活中，她小心翼翼地掩蓋真相，并在臨終前焚毀與編輯書商往來的所有記錄——直到1940年代，這一“雙面寫作”的歷史懸案方始告破。

1886年，奧爾科特被診斷為腸癌和紅斑狼瘡晚期。但她并未停止寫作，因為在她看來，惟有通過寫作才能將自己從經濟和情感的雙重困境中拯救出來。正如她在一則日記中所說：“我……發現當我感到失望或疲倦時，腦袋和雙手才是我的救贖。”她的最后一則日記寫于1888年3月2日：“很好。頭腦好些，但不太方便進食。寫信。付給羅普斯30美元，付給諾特曼 4 美元。縫紉。寫點東西。”這位自稱“家庭的輪轂”的女作家，在生命的終點，依然不忘自己的家庭職責。從這種意義上說，和她筆下的“小婦人”一樣，她們并不渺小，而是偉大的天使。她們并不甘愿屈服于命運的擺布，相反，“要扼住命運的喉嚨”。

當然，在嚴峻的經濟壓力和殘酷的現實面前，許多時候女作家不得不做出妥協和讓步，比如在《小婦人》的結尾，她讓喬嫁給了巴爾教授。此外，她的憤怒和無奈還體現在《小婦人》最后一部續書《喬的男孩們》的結局——她原本設想給予馬奇家族一個哥特式結尾：“以一場地震吞噬一切”，但迫于市場和讀者壓力，她被迫放棄這一“天才設想”——只是在結局部分重申了她的精神導師瑪格麗特·富勒當年的預言：理想的世界是“一個兩性融合的世界……男人就像阿波羅一樣分享雌性之美，而女人就像密涅瓦一樣分享陽剛之氣”。縱觀她的全部人生和創作歷程，可見這一卡桑德拉式的預言，既體現了奧爾科特對美好未來的期許，更飽含了一位19世紀婦女的滿腹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