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語”一詞出現較晚，大約在漢代才開始被人使用。東漢鄭玄在箋注《詩經·大雅·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時說， 兩句詩的意思就是：“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這兒的“口語” 雖有苦口婆心之意，但基本詞義和今天所說的“口語”是一致的。口語的概念雖然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比如網絡語就是對傳統口語概念的一次巨大拓展），萬變不離其口。“口語詩”概念的出現則是近幾十年來的事，但口語詩形態的歷史則十分久遠，甚至可以追溯至史前時代。晚清詩人黃遵憲所倡導的“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強調手口的一致性，則未嘗不可視之為口語詩理論的先聲。口語詩的本質，在于不斷向豐富苦難的生活汲取原生的力量，在于永遠扎根于大地的深處獲取鮮活的養分，在于始終秉持一種既解放又獨立的寫作立場。

緣起：比文字更古老的口語詩

考古學者在歐洲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及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的口腔中， 就發現了便于發聲說話的特殊舌骨——以此推斷，人類的語言發音史，至少已有三十萬年的歷史。尤其是當我們的祖先進化出一套較為完整的被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稱之為語言習得裝置（LAD）的時候，人類更擁有了非凡的學習、創造語言的能力。人類是什么時候開始說話的，人類是什么時候發出第一個有明確意義且為群體所明白的音節的，所發出的第一個單詞具體又會是什么意思？這些簡直是一個個永恒的謎，無數才華橫溢的語言學家為此耗竭畢生心血。我覺得這樣的工作不應該交給語言學家，而應該交給哲學家或詩人來完成。我雖然不知道人類說出的第一個單詞是什么意思，但一定與愛相關， 比如對母親的呼喚。也可能與勞動相關， 語言起源學中確實也有一種說法，叫做語言共同呼應說（Yo-He-Ho 理論）：人們在完成體力勞動時所產生的呼喊聲或呻吟聲。這和魯迅所說的中國人第一首詩是“杭育杭育”是一個道理。還有一種語言起源理論者認為：人類的語言是在游戲、歌唱和愛情的場景中產生的。

從人類發出的第一個單詞那一天開始，口語就出現了，廣義的口語詩也將隨之誕生。從那一天到今天，這是多么悠遠的歷史，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書面語的嚴重滯后。書面語出現的前提，必須有完整的文字符號記錄系統形成——目前所知人類最早的文字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距今也才五千多年，不足六千年。偉大的漢字史，滿打滿算也不到四千年。在文字沒有出現之前的人類之間交流與情感表達，主要依靠的就是口語（當然還有今天仍然不能舍棄的身體語言和手勢）。在人類最早文字出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 口頭語言已相當發達了。以最保守的尺度估計，口語傳播的早期口語詩歌史，一定比文字史要古老得多，至少已在六千年以上。因此口語詩的歷史，比文字本身要古老得多。大量的人類學調查表明，沒有文字的原始部落照樣存在著豐富的詩歌藝術（包括音樂、繪畫和舞蹈）。這些來自勞動和愛情的詩篇，這些“杭育杭育”詩篇或“葛天氏之樂”，是人類祖先創造出來的地地道道的口語詩及口語詩藝術！其殘音和遺響還部分地保存于早期的史詩（包括英雄史詩和創世史詩）、神話和傳說中。保留在中國的《易經》《詩經》和《楚辭》中，還有眾多古歌謠之中。

西方詩學批評中有一個重要理論，即原型（ Ｐrototype） 批評。原型批評最早是由學者們在研究神話時提出來的，目的在于提示出人類古老的母題或原型。后來，美國哈佛大學梅爾曼·帕里（Ｍilman Ｐarry）及其學生阿爾伯特·洛德（Albert Lord）在研究荷馬史詩時，在原型的基礎上又提出套語理論。無論是原型還是套語， 其中都一定潛藏著更為古老的，口語史詩的密碼。事實上，很多民族的史詩并不是以書面語傳播的，而是以口語傳唱為主要形式的，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我們幾乎可以較為肯定地說一句：一部人類早期的史詩，就是一部最為壯麗的口語詩。

南音：第一首漢語口語詩來自巴蜀大地

百余年前，也就是民國二年（1913年），蜀學巨擘謝無量（1884-1964）寫出驚世駭俗的《蜀學原始論》（原載于《國學雜志》第六號，后入選中央文史館館員文選《崇文集》）。謝無量在該文導言中斷言“蜀有學先于中國”，并從儒學、道學、佛學、文藝等諸方面力證其是。論及文學時，謝無量指出：“文章惟蜀士獨盛。有四始：一、南音，涂山氏創離騷所出。二、賦或曰賦始荀卿，然漢志錄賦實首屈原，原所生即今巫山地。三、古文陳子昂復興。四、詞曲李白創。”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謝無量的說法或有可商量之處，但將蜀學提高至中華文明源頭的高度來認識，確有其相當的合理性。只有在此一高度的認識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華夏文明始祖黃帝的妻子會是四川鹽亭人嫘祖，他們生下的兩個兒子玄囂（青陽）和昌意的主要活動區域， 為什么是在四川境內的江水（岷江）和若水（雅礱江）一帶。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下五帝之一的高陽（顓頊）。也才能理解， 為何大禹的故鄉不在別處，而在四川的汶川或北川。

謝無量所說的“南音，涂山氏創離騷所出”，是什么意思？從字面上的理解，南音即南方的聲音或音樂（還應包括南方的氣息和溫度，南方的節奏和韻律，南方的風土和腔調，南方的憂郁和抒情本質）， 這聲音或音樂是南方詩歌早期代表《離騷》的源頭。謝無量的說法，當出自于南朝梁代文藝批評家劉勰（彥和）《文心雕龍·樂府》的論說：“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及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嘆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官采言，樂婿被律， 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于盛衰，季札鑒微于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在這段話中，提及好幾段重要的遠古詩歌：葛天氏的牛尾八闋歌、黃帝的咸池歌、帝嚳的六英歌、涂山氏的候人歌、夏王孔的破斧歌等。這些遠古詩歌大部分沒有能夠留傳下來，那時還沒有文字記載呢，只能口耳相傳。唯一流傳下來的是“南音”——最早見載于戰國秦呂不韋《呂氏春秋》（季夏紀第六）：“禹行功，見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陽（現在重慶南岸還有涂山寺）。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它不僅是中國南方詩歌的初啼，是《離騷》的源頭，也是《詩經》的源頭，是目前所知的中國第一首被記錄下來的口語詩。

雖然對于涂山氏所在的具體區域還有爭議，但我更愿意相信，涂山氏代表的是長江上游文化，并與岷江及岷山有著深厚的血緣關聯，因此，這首中國最早的口語詩“南音”極有可能來自于巴蜀大地，而且還是由一位巴蜀大地的深情女子所唱出來的：“候人兮猗”，用今天的話說：“我在等我的人啊，唉！”這是真正的口語詩，帶著原生的、永不向命運和時空屈服的勇氣！多么簡單的詩歌，又是多么美麗、迷人的詩歌啊！

血脈：中國詩歌史中的口語詩

中國詩歌史，從“南音”到《詩經》（尤其是“風”詩）《楚辭》，再到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散曲，口語的血脈從未中斷過， 一條波瀾壯闊的河流，始終奔騰不息。西南聯大時的吳宓先生就說，所謂白話詩（口語詩）也算不了什么新發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金昌緒的“打起黃鶯兒”等等都是白話詩。唐代著名的口語詩人王梵志、白居易不用說了，就說說李杜吧。李白不僅以大量口語入詩寫詩，甚至還把孩提時代的語言寫進詩中。那首著名的《古朗月行》就是這樣開頭的：“小時不識月， 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青云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何團團。白兔搗藥成， 問言與誰餐……”多么可愛的詩，多么明亮又憂傷的詩！

再說比較嚴肅的杜甫。大家知道杜甫的寫作，比起李白來要嚴謹得多，并且杜甫在詩史上是以善于用典而聞名的。宋人黃庭堅崇拜杜甫的一大理由就是：杜甫作詩“無一字無來處”，儼然把杜甫塑造成一個最整飭的書面語（雅語）詩人。然而， 在我看來，杜甫是唐代口語方言的積極倡導者、熱愛者和踐行者。只要我們仔細想一想，就不難明白其中的原由：一個如此關心蒼生疾苦人民命運的詩人，怎么可能不去關心和使用人民的語言（口語）。詩史上第一個真正認識到杜甫之偉大的詩人元稹目光如炬，早就看到了這一點：“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仍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元稹所謂杜甫愛用的“當時語”是什么語？毫無疑問，就是盛唐至中唐時期的民間口語，包括各地（杜甫足跡所至的洛陽、長安、秦州、成都、巫峽等）的方言俚語。宋人孫奕在《履齋示兒編》中就說：“子美善以方言俚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不絕談。” 比如杜甫在成都草堂所寫的《漫興》九首，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熟知茅齋絕低小， 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結句的“打著人”顯然是成都口語，迄今成都人在什么東西碰著什么的時候，仍然這樣說。我經常舉的另一個例子是杜甫在巫峽時所寫的《戲作俳諧體遣悶》：“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烏鬼”是什么東西，后來的杜甫研究者為此聚訟紛紜。其實烏鬼不是別的，就是善于捕魚的魚鷹而已。杜甫使用當時的民間口語入詩，簡單十個字就勾勒出一幅樸素的峽江風情圖。杜甫才是口語詩高手，也是白描大師。

很多禪宗僧人既是世外高人，也是口語詩人，前面提及的唐代王梵志，還有寒山拾得都是杰出的口語詩人。宋元時代的禪宗大德也出了不少口語詩人，比如圓悟克勤《碧巖錄》所載蜀僧雪竇重顯舉的一則公案：“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這個大龍就是宋代鼎州大龍山的洪智禪師，白兆志圓法嗣。他脫口說出的這句口語詩，真的是美極了。因此，我在一首詩中才這樣寫道：

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珠璣十字，秘境十方

大龍禪師脫口而出

真的很美啊

明人馮夢龍酷愛民間口語詩，他稱之為“山歌”。馮夢龍的《序山歌》，堪稱中國第一篇口語詩宣言：“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并稱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 遂不得列于詩壇。于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為，薦紳學士家不道也。唯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今所盛行者， 皆私情譜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 尼父錄焉，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 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茍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世有假詩文，無假山歌，這種來自民間、原生的、自然的力量，實在是推動詩歌前進的真正原動力。

在此，我也要理直氣壯地宣稱：口語詩是人類的，口語詩是人民的，口語詩是人文的，口語詩是人性的！

交織：最口語的可能是最書面的

從語言史或詞匯史的角度來看，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口語與書面語之分—— 所有的書面語都來源于口語；幾乎所有的口語，都有書面語的根源。在書寫文字形成的早期，口語大于、多于書面語；隨著文字的不斷成熟和書寫條件的便利，以記憶、傳承與疊加見長的書面語，便開始大于、多于口語。

人類的語言文字發展至今天，已很難將口語和書面語截然分開，它們始終交織在一起，甚至成為鏡子的兩面。稍稍了解一點兒中國詞匯及音韻史的人都知道：口語或口頭語中，常常保留著最為隱秘，最為古老的文化信息。已經失落的古代漢語的發音及意義，常常不是保存于書面語中， 而是保存于方言俚語中。因此，研究古漢語的學者，視方言口語為語言活化石。口語并不是像現在所謂的口語詩人所宣稱的那樣沒有附加意義，沒有象征，沒有隱喻， 沒有曲折，沒有來由。恰恰相反，真正的口語一定是充滿象征與隱喻的，象征與隱喻是語言的本質，而且是字字大有來頭的。舉個關中口語例子吧——先秦時代的關中方言還有一個可能今天的口語詩人最不愿意聽到的名字：雅語或雅言。原始的狹義“雅言”，本指周朝王畿（以關中為主） 一帶所使用的語言，也可以稱之周人語言。《說文解字·隹部》：“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謂之雅。從隹，牙聲。” 這兒的意思很明白：“雅”是一種鳥名。這種鳥（烏）的名稱，因地域不同而有著不同的稱呼（方言詞），秦地（西周故地） 人稱“烏”為“雅”，后寫作“鴉”。烏（雅） 是一種什么鳥呢，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烏鴉。《小爾雅·廣鳥》：“純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有人認為“雅”“烏”在語音上也有聯系，《廣韻》“雅”（鴉）為疑母魚部，“烏”為影母魚部，清人朱駿聲就說雅即烏之聲轉。周秦之人何以會用一種鳥名來稱謂其語言，應該有著更深一層的民俗學意義，或與烏鴉崇拜有關。西安人現在把“吃飯”叫作“咥飯”，如果在現代詩中用上這個“咥”字，應該夠口語了吧？ 我看未必，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相當生僻相當文言相當古典的一個字。這個“咥” 字來自于古老的《易經》:“履虎尾 , 不咥人 , 亨。”所謂“咥”，就是“咬”。再舉一個關中口語的例子，西安人贊美什么“好得很”時就說“嫽的太”，這個“嫽” 字，在《方言》中有解釋 :“ 嫽 , 好也， 青徐海岱之間或渭之嫽。”你說，這個“咥” 或“嫽”是口語還是書面語？

我經常還愛舉一個例子，四川東部地區尤其是重慶達州一帶，老百姓形容某個人為人不踏實、不靠譜、健忘時愛用“恍而（二）惚兮”來表達。這個“恍而惚兮” 是一個地道的口語，但是，它也是一個極有來歷的書面語：來自于深奧的《道德經》：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那么， 這個“恍而惚兮”是口語還是書面語？

閱讀古代典籍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口語意義的傳達與時空成正比：離口語傳播的地區和時間越近的人，越容易了解它們的本意；反之，時間空間愈久遠的方言口語，其意義也就越難以理解。這是口語的一個悖論：口語本來是為了便于理解和傳播而形成的，但一旦進入書寫系統， 由于剝離了口語產生的具體生態環境，它的意義反而會變得越來越隱晦。這樣的例子，在《詩經》和《楚辭》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比如《詩經·國風·邶風·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經過聞一多先生的考證，認為這兒的“鴻”并非大雁（天鵝）， 而是衛地方言的“蛤蟆”。我突然想到俗語中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會不會與此詩有關？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造成此種情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口語的高流動性和變遷性所致。這也為純口語詩寫作者提了個醒，你們的作品，過了幾十上百年，會不會就很難為后人所讀懂了。當然， 很多口語會沉淀下來成為書面語，甚至成為較為核心的書面語，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世上只有兩種詩歌

俄裔美國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在瑞 典文學院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中指出：“好壞”的范疇，首先是美學范疇，至少在詞源上先于“善惡”的范疇。如果在倫理上并非“容許一切”，那正是因為在美學上尚未“容許一切”，也正是因為光譜的色素是有限的。敏感的嬰兒哭啼拒絕陌生人，或相反伸手接近陌生人，都是出于本能，做出審美選擇，而非道德選擇。

我這兒所說的好與壞既屬審美范疇， 也屬道德范疇。我從不以是口語還是書面語來判斷詩歌的好壞與成敗，你用口語寫詩，寫出來的可能是一首卓越的詩，也可能是一首很爛的口水詩；你用典雅的書面語寫詩，寫出來的可能是一首能流傳下去的詩，也可能是一首很糟糕的腐朽詩。詩歌的生命是自由，而自由的基本前提是多元性與多樣性，如果失去這樣的多元與多樣，那就成了詩歌的大一統，那就是詩歌的納粹。因此，你不能因為你選擇了口語寫作，就可以將口語詩抬高至神靈的地位， 就將自己鼓吹為詩歌的教主或山大王，這是一種徹底悖逆詩歌精神的無知行為；相反，也不能因為你選擇了書面語寫作，就可以毫無理由地否定或打擊口語詩。起決定性作用的，永遠是詩人的見識、情懷、天賦和風骨。

我堅信，世上只有兩種詩歌：一種是能打動我們的有溫情有血性的真詩歌，一種是味同嚼蠟的假詩歌偽詩歌。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