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以真實的名義擁抱你——影視作品中的科學狂想

近日，腦機接口初創(chuàng)公司Neuralink的領導者埃隆·馬斯克，向全世界展示了該公司的最新科技項目：在豬腦中植入腦機芯片，從而預測和改善活豬的身體狀態(tài)。這是人類向虛擬空間邁出的艱險而神秘的一步。腦機設備的研制將走向何方，某種程度上也決定著人類未來的發(fā)展方向。馬斯克的舉措面臨著社會各界的諸多爭議，但在這些激烈爭辯的聲音中，“賽博化（即網絡空間中的虛擬現實）生存”的時代似乎已經觸手可及——如何面對這個人機關系異常緊密的時代、如何處理人類與機器之間的關系，成為擺在人類面前的重要問題。

《黑客帝國》系列影片海報

拍攝于1999—2003年的《黑客帝國》系列影片，將“賽博空間社會中的人機關系”這一宏大命題進行了高度概括和精準提煉。它以頗具宗教意味的宏觀視角，講述了人類在數字時代如何生存、如何與先進機器形態(tài)溝通和解的一段科幻史詩。近日，《黑客帝國》在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重映，距離該系列首部上映已過去21年。當年這一經典科幻系列以其蘊含的深刻哲理和有關人機關系的前瞻性思考，曾引發(fā)無數討論和關注。在科技水平愈見發(fā)達的當下，其思想哲理歷久彌新，擦去時光的風霜浮塵，綻放出更為恒久的理性光芒。借《黑客帝國》重映之機，我們也得以從如今的科技發(fā)展背景出發(fā)，以《黑客帝國》中的科技預想為線索，回顧電影史上有關人類與科技之間的種種故事，探查這些科幻作品中人類命運的紛雜路向。

雖然賽博化空間的場域邊界問題及相關爭議在21世紀10年代才逐步顯現，但從宏觀意義上考察，人類歷史上由科技進步帶來的各類生存危機和倫理悖論，才是現今社會對于虛擬空間研究的恐懼來源。有關人類與科技之間關系的討論自電影誕生時期即已開始，早期科幻影片如《弗蘭肯斯坦》（1931）關注科技創(chuàng)造的智慧生物及其倫理問題，《大都會》（1927）對未來社會做出反烏托邦式的諷刺幻想，《奇愛博士》（1964）直面冷戰(zhàn)時代對于核彈的極度恐懼意識。在20世紀70年代前的科幻影片中，機器以扭曲、恐怖、冰冷的形象，與20世紀初以來的世界大戰(zhàn)和冷戰(zhàn)危機相關聯，作為“戰(zhàn)爭”與“毀滅”的符號存在于大銀幕中。

直至《星球大戰(zhàn)》（1977—2019）、《星際迷航》（1979—2016）等太空歌劇電影系列讓觀眾感受到了機器助力人類追求自我、實現夢想的強大功用，機器與人的關系才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這種轉變也與美蘇冷戰(zhàn)的背景相關：兩國在20世紀50年代后逐步開始太空軍備競賽，客觀上刺激了人類航天科技的發(fā)展。載人航天、登月計劃等科技項目的實施，使人類在長期緊張的對峙局面中看到科技的另一種可能性——一種使人類邁出地球、獲取更多生機與希望的可能。《回到未來》系列影片，以較為輕松的敘事風格描繪了機器對于人類社會的強大助力作用，也是對人機關系的態(tài)度較為積極的電影作品。

《大都會》劇照

但隨著計算機技術和腦電波研究的不斷進步，對于人工智能的恐懼于80年代末開始在西方世界彌散，科幻電影中有關人機關系的負面描寫也開始增加。在8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的科幻電影中，機器與人類的關系變得曖昧復雜，機器作為“人”的形象出現使人類與機器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這些影片經常借由機器引發(fā)的災難性的毀滅事件，暗喻人類無法控制科技的力量甚至被科技反噬，充滿悲觀主義的論調。

詹姆斯·卡梅隆是堅定抱持這種悲觀主義的電影作者，諷刺的是，他也是全世界最注重電影技術創(chuàng)新的導演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對于科技的恐慌與焦慮是一以貫之的母題，無論是在《終結者》系列（1984—2019）、《泰坦尼克號》（1997）還是在《阿凡達》（2009）等影片中，機器作為科技高度發(fā)達的產物，時常以毀滅者的姿態(tài)降臨人類世界。這些影片，諷刺了人類對科技創(chuàng)造力的自豪感與對待自然的傲慢態(tài)度。也許正因卡梅隆本人對電腦特技領域的深刻理解，才使他對科技的強大力量產生畏懼。

21世紀初，大多數科幻電影的導演如同卡梅隆一樣，以復雜又滿懷悲觀的視點觀察著科技為人類社會帶來的種種變化。尼爾·布洛姆坎普的《第九區(qū)》（2009）、《極樂空間》（2013）、《超能查派》（2015）從外星科技、環(huán)保科技和人工智能等三個方面質詢當代科技的發(fā)展路向，《西蒙妮》（2002）、《機械姬》（2014）則探查機械生命體對人類倫理的巨大沖擊力。Netflix出品的動畫系列短片《愛，死亡，機器人》（2019）、真人電視劇集《黑鏡》（2011—2019），HBO公司出品的電視劇集《西部世界》（2016—2020）以及Quantic Dream公司出品的交互游戲《底特律：成為人類》（2018）勾勒出人類未來機械化、賽博化的生存景象。這種人機共存的生存關系在21世紀10年代愈見成型，也印證了《黑客帝國》對于未來世界預言式的想象。

《阿凡達》劇照

《黑客帝國》系列的特殊地位在于，早在1999年便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做出了前衛(wèi)而大膽的預測，即：人類是否可以生存于虛擬世界之中，而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存在何種聯系？在《黑客帝國》首映之時，這些假設還僅限于幻想，但當二十多年過去，這部影片中設想的虛擬世界，正在一步步向我們走來。

“賽博化生存”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賽博化社會”及其衍生的人機關系引起人們更廣泛的關注，眾多的電影作品對此類議題開始表現出豐富的探索路向。令人振奮的是，如今雖然對“賽博化生存”抱持悲觀態(tài)度，苦思冥想而不得出路的各類文藝作品層出不窮，當年的沃卓斯基兄弟導演則選擇在“賽博化生存”的終點展開敘事，以一個完整而又開放的史詩故事給定矛盾的解決之道——如片尾存活下來的錫安人民一樣，放下恐懼，跳出二元對立的矛盾空間，遠離迷醉和虛妄，在追求真實的道路上與機器生命和諧地共存于世。隨著科技的飛躍發(fā)展，電影領域對數字化生存的探討更加豐富，《黑客帝國》中的樂觀態(tài)度有了更多的同道者：呂克貝松導演的《超體》（2014）、斯皮爾伯格導演的《頭號玩家》（2018）分別從微觀和宏觀層面論證了數字空間中人類的生存希望及人機共存的可能。

如今在腦機技術取得重大突破、人類生存方式面臨巨大挑戰(zhàn)的節(jié)點，重溫《黑客帝國》系列及其他有關人機關系的影視作品時可以發(fā)現，這些作品對人類的未來命運具有切實的啟示意義和借鑒價值：人類的生命之所以具有意義，是因為扎根于真實世界并追尋無限的可能性，不斷創(chuàng)造出人類社會的奇跡。只有以追求真實的信念，擁抱科技的偉力，才能無所畏懼地走入屬于人類自己的彼方。

（作者系深圳大學藝術學部戲劇影視學院表演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