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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賜》，陳先云/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30.00元

十歲的農村孩子天賜，生下來就被母親拋棄，父親常年在外打工，跟爺爺奶奶及同父異母的弟弟相依為命。

兩次不幸婚姻的打擊，使原本孝順能干的父親自暴自棄，酗酒成性。面對多病的奶奶、木訥的爺爺及年幼的弟弟，敏感、懂事的天賜，過早地扛起家庭的重擔，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早熟。正當天賜一家剛經歷醉酒父親的“洗劫”時，下鄉扶貧的“第一書記”常老師走進了他們的生活，為天賜的家及整個村子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快，留守兒童問題日益突出，引起廣泛關注。近十年來，涌現出了一批留守兒童文學，影響較大的有《上種紅菱下種藕》《空巢》《蜻蜓，蜻蜓》《穿過憂傷的花季》《水邊的仙茅草》《當著落葉紛飛》《如畫》《摘臭皮柑的孩子》《天賜》等。其中既有知名作家如王安憶、殷健靈等，也有新面孔如《天賜》的作者陳先云。

以往的留守兒童文學，雖不乏充滿溫情的故事，如《蜻蜓，蜻蜓》《上種紅菱下種藕》《如畫》等，但大多是以成人視角關注留守兒童的苦難遭遇、畸形成長，或迷失墮落甚至走向犯罪的血淋淋現實，留守兒童幾乎成了問題兒童的代名詞。在這些作品中，留守兒童是被評判的對象。

《天賜》則另辟蹊徑，沖出販賣苦難的文學藩籬，主人公、留守兒童“天賜”以平視的眼光打量著成人世界。對幼弟的呵護，對同齡小伙伴的依戀，對大人的體諒與包容，對艱辛生活及不幸遭遇的坦然接受，對復雜喧囂社會的懵懂……一步步呈現出生命最本初的狀態：即使是弱小的兒童，在面對苦難和困境時，也并非任命運宰割的羔羊，與生俱來的生命力，使他們不輕易妥協，倔強又用力地成長。

其實，沒有童年是完全無憂無慮的，成長的煩惱非此即彼，與他人、外界環境的磨合永遠是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留守兒童是社會性問題，但小說并沒有停留在淺層的抱怨、揭露和譴責上，而是突破了以往對“留守兒童”的社會認知，拒絕“概念化”“問題化”“污名化”，不再一味地關注外在表象，轉而挖掘兒童內在的成長機制，開啟了社會文化心理的深層探索。

生活艱辛，被母親拋棄，與父親疏離，跟隨爺爺奶奶住在村外簡易房里的天賜，并沒有心存怨念而變成問題兒童，他用忍耐、包容、無條件的愛來守護著這個岌岌可危的家。

這是個話少卻很溫暖，聰明但不狡猾，自尊而不虛榮的男孩——他會因早起沒顧上洗手洗臉，在初次見面的常老師面前羞赧地把手藏在身后，但當老師被村霸威脅時，又毫不畏懼，挺身相護；他會因爸爸沒回家過年而難過地躲在被窩里，也很享受跟著好人緣的爺爺上街受人尊敬的感覺。安靜懂事的他，在無意中得知爸爸有可能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后，噩夢連連甚至大病一場，也閉口不對人言。小小年紀的他，知道疼惜大人的不易，在奶奶住院期間，照顧弟弟，喂豬娃，收拾院子，儼然一家之主。

盡管比同齡人自立，天賜仍保留著這個年紀的男孩應有的天真爛漫與頑皮：他會同玩伴們避開大人的監管，偷跑到池塘戲水，上岸之后，到別人家菜園里摘幾個黃瓜西紅柿墊饑；他會仗義地藏起不愿跟爸媽返城的晚生；過年了，見弟弟拿著自己得的兩張十元壓歲錢還眼巴巴地盯著自己那張五十的，就逗他：“你兩張，我一張，你的多！”……

同為留守兒童，與以往的很多文學形象相比，天賜是一個有血有肉、立體的人。對自身不幸的掙扎、對自我的悅納、對美好未來的渴望形成了一股看不見的張力，讓人揪心的同時又深感欣慰：盡管生活不易，但“他”在好好長大。面對命運的不公，他摒棄惡意的揣摩與反擊，選擇用最大的善意來與這個并非完美的世界握手言和。就像巖石縫中的一株植物，倔強又頑強地努力生長著，渴望開出明媚的花。

天賜的眼睛，像是攝像機，將原生態的鄉村生活呈現在讀者面前，但又并非是對現實生活的照搬照抄——孩童純潔、仁慈的天性，本能地過濾掉太多成人世界的不堪、焦慮和功利，為整部小說罩上了一層柔和的光暈。人性之美、節序之奇、鄉野趣事遍布在字里行間，為尋常的鄉村生活平添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寧靜與美好。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是先民們最熟悉的日常。曾幾何時，已經走出大部分人的生活，輔助農耕生產的節氣也變得無足輕重，與此相關的風俗習慣亦趨式微，我們與自然漸行漸遠。這也是作者念茲在茲，不能釋懷但又匠心獨具的地方——章節暗含的節氣與故事情節的相契并非巧合：開篇之大暑“高溫酷熱，雷暴頻繁”之際，恰是天賜父親大鬧一場、第一書記進村引起軒然大波之時；結尾之立春寓意著“萬物生長，欣欣向榮”，而“美麗鄉村建設”在此時初見成效，村子煥然一新。除了節氣的暗線，書中還描寫了當地的一些風俗習慣，比如清明“斗蛋”、寒食“打柳”；挖薺菜做粥、擼榆錢蒸窩窩頭；六月六，吃羊肉；七月十五棗紅圈，八月十五曬半干。

兩年吃住在村里，與孩子們的親密接觸，使作者近距離地參與了留守兒童的成長。共情式的寫作，又賦予了小說鮮活的生命體驗與生活細節。

作者將留守兒童對父母的渴盼，寫得具體而微又令人心酸。當天賜為躲避醉酒后拎著斧頭六親不認的父親，在玉米地里藏了一夜時，心里想的仍然是“不管怎樣，爸爸還是爸爸，我們已經沒有媽媽了，不能再沒有爸爸”；非常想爸媽時，天賜就閉上眼，催著自己趕緊睡著，“睡著了就是另一個世界了”，在那里能看見“他們牽著我的手，把我高高舉起來”。

書中很多生活經驗的描寫，富于鄉土氣息，非親身經歷者不能形容：天賜燒土灶，“我朝鍋底下塞著麥秸，晚上露水重，麥秸太潮，濃重的煙從鍋底下竄出來，熏得我直流眼淚。不一會院子里都是煙，彌漫著煙熏火燎的味兒”；一凡抱著爆了皮的足球，在大街小巷竄，“把球踢在土墻上，黃土簌簌往下落；砸在木窗欞上，房上的瓦都要震掉了”；池塘邊上的棗樹大豐收，很多棗子掉落水里，“奶奶早有準備，在一根長竿子上綁上笊籬，一點一點把棗子撈上來，漂到遠處的，就用笊籬慢慢摟過來”；“麥子打成了捆，像卷起的棉被，一行一行排在田里……奶奶用棒槌一下一下捶干凈麥粒，捶下來的麥子和麥皮混在一起像小山一樣。趁有風，爺爺用木锨揚起來，天空中劃出一道弧線，麥皮飛揚出去，麥粒像雨一樣，唰唰落下來”。

這本小說值得讀至少兩遍：第一遍可囫圇讀過，粗粗了解故事梗概；第二遍則需細細地讀，否則那些隱在文字縫隙里的美好易被錯過。它像一塊璞玉，經得起讀者的一遍遍“琢磨”；又如一枚苦菜，咬一口立馬滋出令人心悸的苦澀，但細細咀嚼，就會慢慢回甘。整部小說建立在豐富的生活情感體驗之上，但并沒有為凸顯生活的真實性而放棄文學性。

作為曾經沖在脫貧攻堅第一線的工作人員，作者親眼看到過留守兒童父母身不由己的艱辛與無奈，也深切體會到國家反哺農村的決心及力度，看問題的角度、思考的深度自然異于蕓蕓看客——留守兒童是牽涉多方的社會性問題，家庭并非根源所在。最近一二十年社會的飛速發展，導致城鄉差距拉大，加之政策供給的不均衡、各方力量的不匹配、體制機制的不完善等才是主因。由此，作者致力于還原當下鄉村社會的真實面貌、鄉土裂變的價值倫理之殤，揭示時代變革中凸顯出來的復雜人性、人們被時代裹挾不能自主的傷與痛，借以喚起更客觀更理性的思考。

當學界還在忙著對留守兒童進行無休止的“問題化—問題化解構—再問題化”研究的時候，作者已踏出了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改善鄉村人文、生態環境，切實幫助農民致富，留住想要外出的，吸引在外務工的；改擴建學校，實現就近入學，吸引優良師資，提高教學水平；對家長普及正面管教，對孩子加強心理疏導……這一系列措施，也許并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但至少是行之有效的，小說中夢麗爸媽的離城返鄉就是有力的回響。

這種對問題根源性的探索與試圖解決的努力，恰是現有同類題材者通常所忽略甚至漠視的。這篇小說為留守兒童文學的書寫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盡管這種嘗試仍顯青澀，也還未能更深入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