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數字人文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得到迅猛發展，它將人文闡釋和計算機科學、統計學和信息科學等結合在一起，比傳統的人文研究更注重開放性和團隊協作性。其倡導者認為，人文研究和新技術之間可以互相促進，人文學者應熟悉數據的管理和人文研究的可視化，注重建設性的思考和實踐。這對人文學術知識生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學者甚至認為有可能在各個人文學科之間、在人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創造出新的人類知識。這是我國發展新文科轉型的學科基礎和技術物質基礎。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以寬泛意義上的技術與人文知識生產的關系為著眼點，追根溯源，歷史性地考察人文學科在現代大學中的發生發展，及其與印刷文化基礎設施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地認識新的媒體技術條件下人文學科發展的方向和意義，展望并設計符合我國具體社會歷史實踐的新文科戰略。

數字人文的興起與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在1999年和2002年舉辦的“人文學計算是大學學科嗎？”“數字人文課程研討班”這兩個重要的學術研討會密切相關。這些研討會正式將之前數十年的“人文學計算”塑造為新的“數字人文”，將目錄校勘等有關文本技術的學術工作定義為它的主要內容。參加這些研討會的學者強調了科學和技術中歷史、社會和理論方法的重要性，確認了計算技術和學術管理方面的才能同屬人文知識范疇。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對人文知識的傳統定義，推動了人文知識生產的方向性轉型，具有歷史性意義。

01

現代印刷文化與人文知識的形成

馬克思唯物主義世界觀認為，技術物質條件的變化必然要求產生新的人文社會研究方法、新的知識論和新的知識生產主體。數字技術媒體環境的到來，必然會令印刷時代以來形成的知識生產機制和大學學科體制受到影響。而后者的形成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弗吉尼亞大學查德·魏爾蒙教授的研究表明，隨著現代印刷文化的興起，文化文本的生產逐步進入工業化階段，語文學校勘技術得到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時任普魯士科學院大臣的歷史學家西奧多·蒙森（1817—1903）組織上百名學者對古希臘拉丁銘文進行收集、整理和校訂。蒙森的同時代人稱這樣大規模的學術活動為“大人文”。這樣的學術項目需要參與的學者有意識地限制自己的知識和情感欲望，并規范自我的主觀意志，投入歷史紀實材料的收集整理之中。這促成了現代學者形象的產生，也催生出現代的知識生產倫理。

與此同時，根據魏爾蒙教授的考察，在19世紀前半期的西歐，作為現代印刷文化興起的結果之一，文學研究開始成為大學中人文學科知識生產機制的一部分。比如，德國浪漫派作家、最早的純粹意義上的文學學者之一弗·施萊格爾，將“純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從大量印刷文本中過濾和挑選出來的寫作范疇。在施萊格爾看來，文學不是“粗糙的書本堆積”，而是對某種“精神”的抒發，對某種共同生活狀態的表達。正是這種共同的民族精神賦予文學以整體性，使之成為“一個系統性的、完備自足的作品集合”。

從英語語言的詞源上來看，“文學”（literature）這個詞一方面指“學識或知識修養”，另一方面指現代歷史時期才出現的、某些寫作文類之內的、文學研究范圍內的書寫。紐約大學克里夫·希斯金教授和加州大學威廉·沃納教授認為，該詞這種雙重語義的歷史性出現是由現代印刷文化媒體技術革命引發的，與現代大學人文學科知識生產機制的產生密切相關。1828年，倫敦大學任命托馬斯·戴爾為英語語言文學教授，這是世界歷史上首個大學體制機構內的英語文學研究職位。而事實上，蘇格蘭的一些大學早在18世紀就開設了英語文學方面的課程。比如，被后世稱為政治經濟學家的亞當·斯密于1748—1751年間就在愛丁堡大學主講英國文學和修辭。在希斯金和沃納看來，英語語言文學在19世紀前半期成為大學學科及人文知識生產的范疇，這是為了在現代印刷文化帶來的書寫革命和日常社會生活之間建立某種媒介關系，它所體現的是技術的發生發展而生成的某種現代化學科知識的生產和流傳。如果我們以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以英國為例，統計學、政治經濟學、倫理學、心理學等現代大學人文社會學科體制大致也是在這一歷史時期誕生的，也或多或少與現代印刷文化以及它所帶來的社會變化（比如腦力勞動的產生和知識產權的出現等）相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制下的知識生產，在技術媒體與社會發展之間一直扮演著媒介的角色。

02

數字時代知識流傳的技藝

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有一個短語，叫“知識流傳的技藝”，常用來表明我們享受到什么樣的知識取決于這些知識具體的傳播實踐、途徑和方法。對培根來講，這里的“技藝”包括基本的身體活動比如聆聽和言語，也包括較為復雜的邏輯和辯證法。如果我們將這個說法稍微延展一下，也許可以說，這還可以包括書寫和印刷、數字化、可視化等。處于早期現代的培根觀察到，當時的“知識流傳的技藝”出現了很大問題，于是他致力于實驗科學和歸納法等新方法的創造。處于晚期現代的我們也面臨著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需要發明新的“技藝”來創造、傳播和保留知識。如今，現代印刷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時代已經漸進尾聲，數字媒體和算法正將那些由印刷文化所塑造的社會形態、意義形式和生活空間重新媒介化。對當代數字媒體環境、現代印刷文化與現代文學發生學的歷史相仿性進行深度思考之后，許多以傳統方法從事人文研究的學者紛紛開始倡導數字人文這種全新的方法。

在我國，現代大學教育機構和學科體制的建立都是國家和社會現代化進程的重要部分，這與19世紀至20世紀中期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密切相關。這也是一個我們的社會文化傳統發生各種現代化轉換的歷史社會過程。隨著新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我們有必要站在新的高度，在新時代呼喚新文科，促進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人文與技術的互融。推動建設符合未來社會和經濟發展需求的、以數字人文為基礎和核心的、基于文化自信和中國實踐的新文科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