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婦人》扉頁引用了十七世紀英國清教牧師約翰·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那么去吧，我的小書，向一切

愿意接受和歡迎你的人展示

那些你深深藏在心底的東西；

Go, then, my little book, and show to all

That entertain, and bid thee welcome shall,

What thou shalt keep close, shut up from the rest,

并抱著希望：讓你告訴他們的事

使他們永遠幸福，使他們立志

做個比你比我好得多的朝圣者。

And wish what thou shalt show them may be blest

To them for good, may make them choose to be

Pilgrims better by far than thee or me.

《小婦人》中譯本書封。譯林出版社1998年版。

那種意氣風發(fā)、胸懷天下，動人心魄。小時候喜歡主人公喬·馬奇（Jo March）的這一點, 現(xiàn)在也一樣。看著電影中少女喬·馬奇的不拘小節(jié)，更理解她的長短之處，也更明白自己的。會努力修煉和更進，但不會改變，依然倔強，依然黑白分明；如今每寫完一篇論文或評論，也都懷著同樣的心情，希望它飛到更廣闊的地方。

長大之后讀《使女的故事》，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也曾提到約翰·班揚對她寫作風格的影響，并將班揚與威廉·布雷克、艾米麗·迪金森并列為對她影響最大的作家——布雷克是英國浪漫主義藝術家，代表作包括繪本史詩《彌爾頓》，迪金森和《小婦人》的作者奧爾科特同樣是新英格蘭女作家。這三人都是宗教神秘主義思辨者，而阿特伍德更信奉約翰·班揚在《天路歷程》中所說的，認為書會擁有自己的生命，會代作者去更遙遠、或許未知的天地。

1994年電影版里，薇諾拉·瑞德演活了小說中黑發(fā)明眸的喬。2019年的電影版里，纖細、金發(fā)的西爾莎·羅南（Saoirse Ronan）雖然未必是我們心目中的喬的樣子, 但也演出了她的熱忱、驕躁和心氣。電影努力還原了奧爾柯特的真實生活：作為一個思想超前的女性主義者，她終生未婚，始終以寫作支持著自己和家人的生活。2019年版還為原著的書迷們呈現(xiàn)了《小婦人》出版的過程。奧爾科特確實礙于出版商的要求，將結局改成三對姐妹都嫁做人婦的“皆大歡喜”，也確實像影片中呈現(xiàn)的那樣，按出版商的要求將喬與教授定情的那一章稱為“傘中情”。電影的改編讓情節(jié)發(fā)展更戲劇化，也能更清楚地看出《小婦人》對它之前的女性小說包括勃朗特姐妹和簡·奧斯丁的《理智與情感》的借鑒，比如年輕氣盛的女孩告別了轟轟烈烈的初戀，嫁給了上了年紀但穩(wěn)重體貼的紳士。這未必是她們自己的想法，但卻是當時流行的浪漫小說的寫法。正如電影里出版商所說：浪漫才賣得出手。

2019年版《小婦人》劇照。

奧爾科特成長時期，美國獨立運動已經(jīng)過去一個世紀，父母都是廢奴主義者，生在美國新英格蘭的她比一個世紀前生活在英格蘭的奧斯丁更自由，但她的自由依然有限——盡管女作家的環(huán)境改換了新的天地，那個新的國家依然帶著同樣的偏見，女主角依然“不是嫁人就是死，二選一”；身為女性，無法為自己謀得像樣的職業(yè)或在社會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出身平凡又想改變命運，則只能嫁人。是啊，“民主”、“自由”、“平等”、“獨立”，這些概念都由“國父”提出，美國開國革命家有哪些是女性？或者說，有哪些女性被允許留名，又像她們的男性同仁那樣被大眾熟知和紀念？歷史進步和我們的想象總是有落差，回到歷史語境中品味和思辨后更見真意。“進步”的概念，從啟蒙時代開始都帶著特權。

《小婦人》也永遠是美國的道德預言。奧爾柯特的父母都是廢奴主義者丶女權主義者和超驗主義者，母親更是美國第一批專業(yè)社工。這也是為何在強烈的宗教色彩之外，《小婦人》花了很長的篇幅描繪訪問、資助和服務窮苦鄰里和同胞的細節(jié)。2019電影版中，馬奇夫人道：”我這輩子都在為自己的國家感到羞愧”，也是特朗普時代美國自由派常見的態(tài)度。在反思式的愛民愛國情懷之外，《小婦人》的道德感也體現(xiàn)在宗教精神與實踐上。奧爾柯特的父親在波士頓辦過實驗學校，也與當時同樣生活在波士頓的著名作家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丶梭羅（Henry Thoreau）等人同為超驗主義俱樂部的成員。2019電影版少了1994版和原書直白的宗教論述，但依然帶著明顯的新教倫理，從父親的前線來信和梅格的新婚宣言中可見一斑：“等待的時光中也是勞作的時機，不致於荒廢光陰”，“我要和他一起努力勞作”。這種新教倫理又是非常美國式的，不僅是韋伯（Max Weber）在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所引用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為經(jīng)濟活動賦予的倫理意義，還包括努力工作丶勤奮之道之外的個人慈善和社會團體慈善，相比之下，國家主導的公共機制是第二位的。

這一點，我們這代人也許有不同看法。在梅格婚禮的那天，導演格蕾塔·塞萊斯特·葛韋格（Greta Gerwig）努力加入了第三波女權主義的言論，強調(diào)個體自我選擇（“我的選擇和你不一樣，并不代表我的選擇是錯的”），但現(xiàn)在的我們都知道要做出選擇，必須有相應的環(huán)境支持，因為權利是個集體的、公共的、復合的概念。如果沒有機制，我們將永遠孤單。

“喬，難道你真的不能？”

“Teddy，親愛的，我真希望我能。”

"Oh, Jo, can't you?"

"Teddy, dear, I wish I could!"

很多讀者小時候都執(zhí)著于喬和勞里分別時的這段對話，如同執(zhí)著于青春。朋友們回憶起來，都認為勞里是英俊少年的代表，但很可能是青春時代的記憶為我們美化了他的樣子。再回過頭去看原著，喬其實在給家里的信箋中花了很大篇幅描繪“教授”，那位來自柏林，流浪到新大陸的學者。

“他是一個地道的德國人——相當健壯，有著一頭亂蓬蓬的棕色頭發(fā)，胡須濃密，鼻子端正，目光很親切。聽慣了美國人說話時要么刺耳、要么含混的腔調(diào)，巴爾教授的聲音聽起來洪亮悅耳。他衣著破舊，手很大，除了漂亮的牙齒，臉上的五官真沒有好看的。可是，我還是喜歡他。他頭腦聰明，亞麻布襯衫很挺括。雖然他的外套掉了兩個鈕扣，一只鞋上有塊補釘，但他看上去仍有紳士風度。他嘴里哼著調(diào)，神情卻很嚴肅。他走向窗子，把風信子球移到向陽處，然后撫弄著小貓，小貓像對待老朋友一樣任他撫摸。”

“ ‘我想知道那個意志堅強的女士是誰，她那么勇敢地在這許多馬車前奔走，這么快地在爛泥路上穿行。你到這里來做什么，我的朋友？’

“‘我在買東西。’

“巴爾先生笑了。他的眼光從街道一邊的泡菜坊掃到另一邊的皮革批發(fā)商行。但是他只禮貌地說道：“你沒有傘，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幫你拿東西嗎？”

“可以，謝謝。”喬的面頰像她的絲帶一般紅了，她不知道他怎么想她的，可是她不在乎。一會兒她便發(fā)現(xiàn)自己和她的教授在手挽手走。她感到太陽似乎破云而出，光芒耀眼，世界又恢復了正常。這個正在涉水走著的婦人幸福透頂。

‘我們買什么呢？’喬問。她忽視了她問話的后一部分，走進店里裝作愉快的樣子聞著水果和鮮花的混合香味。

‘他們吃不吃桔子和無花果？’ 巴爾先生帶著父親般的神氣問。

‘有多少吃多少。’

‘你喜吃堅果嗎？’

‘像松鼠一樣喜歡。’”

1868年的喬找到了知己， 2019年的葛韋格和我們一樣，知道這樣不夠，世界需要比戀人的懷抱更廣、更寬闊。葛韋格被認為對《小婦人》這部經(jīng)典作品作出了當代的回應，包括在畫室中艾美和勞里關于女性也能成為杰出藝術家的對話、請來以女權主義著稱的艾瑪·沃森來重新演繹相對傳統(tǒng)的大姐梅格、對教授移民身份的認可等等。但2019年的道德預言依然關于回歸，電影結束在姐妹幾人都回到家鄉(xiāng)，連同她們的夫婿、孩子在草坪為母親慶生，而我們在當代美國華裔演員、劇作家黃艾莉（Ali Wong）的移民故事里才能找到共鳴。在后者編、導、演的電影《兩大無猜》（Always Be My Maybe）中，兩位青梅竹馬的主角在異鄉(xiāng)重逢，但并沒有一起回到故里，而是一起踏上了征途。因為我們是后者，所以也更明白移民敘事中的勇氣、收獲和失落。因此2019年版的《小婦人》觸動我們的，并不僅僅是電影和小說原著中永不褪色的純真情感，更在于我們自己在成為喬的旅途中，帶不走的友情、社群、家人，和永遠在質疑狀態(tài)的歸屬感和根。這是我們的天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