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錢鐘書的讀者，我想從個人的閱讀經歷談談對這位“老文化人”的一點兒感受——在這兒得說一句，所謂“老文化人”指的是“老的文化人”而非“老文化的人”，這種辨析就來自于錢鐘書本人在《圍城》里發明的句式，最初說的是“老科學家”高松年校長。

又很慚愧，我缺乏嚴格的學院訓練，盡管也知道錢鐘書寫過許多充溢著學問干貨的巨著，《談藝錄》《管錐編》什么的，但讀那些東西，往往會進入我認識字兒、字兒不認識我的境界。相信除了少數以學問為業的書齋中人，大多數人的錢鐘書閱讀史莫不如此。也聽說過錢鐘書有著遠超常人的智力水平，說老先生相當于一個“活電腦”外加“快譯通”，比如能說若干種外語，再比如誰說錯了話立刻讓人家去查哪本書的第幾頁，這些事跡我當然也相信，只不過在我長大成人的年月，網絡搜索的發明已經讓博聞強識并不能被稱為多么令人驚奇的神話了。

對于錢鐘書，我想我能夠認識、愿意認識的，還是那個“作家”錢鐘書。

說到這個錢鐘書，當然又得提到那本《圍城》。說來也算緣分，在我上班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經久不衰的暢銷圖書品種里永遠都有《圍城》。甚而還可以這樣理解，單位工會逢年過節發蘋果、發花生油，這其實都是部分拜了老先生所賜。

而我最早讀這書的時候大概十來歲——至今清楚地記得第一句話，“紅海早過了”——順順當當就讀進去了，讀完之后也很驚奇。當然那時候比較幼稚，只覺得人家怎么能把話說得這么漂亮。要知道，我所在的城市歷來有著玩兒嘴的傳統，偏偏論起這套功夫，人家一個南方人倒比我們道行深。又很奇怪，對于被人稱為“哲思”的“出來的想進去，進去的想出來”這類警句，我倒感覺頗有幾分《讀者》的味道——這種雜志最常引用的還有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我們同樣不能說，這話足以證明托爾斯泰是個偉大的作家，對吧？

又等大了一點兒，開始關心所謂文學的分類，記得有種叫作“智性寫作”的說法，代表人物當然是錢鐘書。后來又學文學史，知道對于有類作家擅于塑造“知識分子形象”，首先指的還是錢鐘書。這當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以錢鐘書的經歷而言，似乎很難再去塑造一些別的什么“形象”。當然也不是沒有，比如《人·獸·鬼》那個集子里有個短篇小說《紀念》，寫戰斗英雄的，但蒙上名字很難讓人相信是錢鐘書所作。而一定要說錢鐘書對于“知識分子”題材的獨特貢獻，我覺得在于他創造了一種寫作上的“范式”，那就是在錢鐘書之后，中國的現當代小說再寫起知識分子，多少都帶著點兒錢鐘書的味兒。就像老舍之后的“人藝”話劇，不管是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還是新世紀以后的，多少都帶著點兒老舍味兒。還像張愛玲之后的某些情感小說寫作，似乎也很樂于帶上些張愛玲的味兒——再多說一句，張愛玲的味兒也是最容易學串了的味兒，其原因大概在于一幫張愛玲的筆下人物自以為變成了張愛玲，沒體驗到張愛玲的蒼涼，倒先學會了張愛玲的自戀。

話再說回來。“錢鐘書味兒”又是一個什么味兒呢？好像也不難理解，首先是暴露了“高尚者的低劣”和“智慧者的愚蠢”。而對于如何顯得高尚、如何偽裝智慧的那些套路，錢鐘書又比誰都門兒清，因此他所呈現出的反差格外強烈——不僅強烈，而且微妙。方鴻漸的怯懦、蘇小姐的矯情，這些特質說來都是屬于常人的，但常人的特質成了那些自詡為非常之人的本質，難免讓人感到諷刺。也不免讓人多想，《圍城》受到知識分子之外群體的廣泛喜愛，是否也是因為在一定意義上迎合了社會上的某些既定意識呢？又不免讓人多想，偏偏是這個對知識分子最“看不上”的錢鐘書，一度卻被視為“理想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直至20世紀末，你去大學食堂門口采訪一個孤僻、執拗、滿頭油漬的學術青年，他們的偶像除了陳寅恪，多半還得加上一個錢鐘書——這是否也是一種意料之外的戲劇效果呢？

這點兒多想最后還變成了感慨：《圍城》與錢鐘書，似乎恰恰象征著若干年來“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處境。錢鐘書還是錢鐘書，亂了方寸的是我們自己。

而隨后，也就不得不佩服老先生的聰明了。“錢鐘書味兒”的另一個特點是抽離，將作者的角色從小說中淡化出去。在《圍城》里，你幾乎無法找到作者本人在某個人物中的投射，作者甚至不在暗處，而在遙不可及的高處。在我看來，錢鐘書的抽離與其說是為了俯瞰，倒不如說是為了靜觀。這種靜觀的對象可能包括他自己，也可能不包括，他可能離世界極近，也可能離世界極遠，他可能對人類是冷淡的，也可能是熱忱的——而這一系列的可能，或許才是《圍城》這樣的小說里最大的懸念。

對于這個懸念本身，錢鐘書的態度也是懸置的。假如治學上的原則是“發現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那么最高級的懸念歸根結底沒有答案。不過我也相信，這種無解并未給錢鐘書造成多么大的焦慮，因為在他的觀念里，寫小說終究算不得多么要緊的事。這樣的心態反而貫徹了一種小說藝術的辯證法：你太較勁，也就沒勁了，因為即使對于小說創作而言，還存在著一些東西比小說更有價值。因此最后還是要回到錢鐘書的學者身份上，他更加認可的自己是個學問家而非小說家。所以他反而避免了職業小說家的種種陋習。他做到了“寫小說”而非“表演寫小說”，更非“假裝寫小說”。

對于我們這些注定成不了學問家的小說家而言，那個“更有價值”的關切又是什么呢？它該是社會觀察還是生活本身？是抽象的高遠情懷還是某個具體愛好？在今天背景下，這的確是令人困惑的。好在優秀的前輩總會走出獨特的路來供后人借鑒，錢鐘書有錢鐘書的方法，茅盾、柳青、趙樹理也有他們的，找到那樣一條路，你也許還是個“匠人”，但總歸能夠超越一些“匠氣”吧。

（作者：石一楓，系《當代》雜志編輯、青年作家，曾獲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