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年8月2日，刊發夏承燾的文章《如何評價“宋詩選注”》，其中寫道：錢鐘書先生的《宋詩選注》的出版，使我們耳目一新，得到很大的滿足。這個選本，確實沖破了選宋詩的重重難關，無論在材料的資取上，甄選的標準上，作家的評騭上，都足以使讀者認識到宋詩的面貌、它的時代反映和藝術表達，它所能為我們今天欣賞和接受的東西。

● 1981年3月4日，刊發郭志剛的文章《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優秀長篇——〈圍城〉》，文章評價說，小說更深刻的意義還在于：它表現了一個特殊的人生領域，這個領域還從來沒有被五四以后的現代作家們深入開掘過。作者借著這個領域里人物命運的描寫，淋漓盡致地揭露了造成這類人物命運的社會環境，從而宣告了一個時代的即將結束。

● 1988年6月3日，刊發錢鐘書的短文《報紙的開放是大趨勢》，其中寫道：我們現在是個開放中的社會，報紙的改革就是開放的一個表現。……《光明日報》影響很大，你們辦報紙的也是責任重大。

● 1994年12月12日，刊發記者莊建的報道《〈圍城〉侵權案有了結果 錢鐘書、人民文學出版社勝訴 法院判決被告在〈光明日報〉向原告賠禮道歉》，其中寫道：被告未經其同意，對《圍城》進行匯校并予以出版，侵害了其對《圍城》一書的演繹權和出版使用權。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應承擔侵害原告錢鐘書的著作權的責任、停止侵害，并在《光明日報》上公開向原告錢鐘書賠禮道歉，賠償錢鐘書人民幣88320元。

● 1998年12月21日，刊發新華社消息，著名學者、作家錢鐘書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時38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 1999年7月16日，刊發記者單三婭的文章《錢鐘書、楊絳與光明日報》，其中寫道：1991年，錢鐘書小說《圍城》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在電視臺播出，《光明日報》發表了評論電視劇《圍城》的文章“人生復調及文化的穿透力”。之后，喬福山把報紙寄給錢先生。可能由于當時錢先生身體不適，楊先生代為回信：“承寄來貴報論《圍城》電視文章，鐘書很感愧，覺得僭占了寶貴篇幅。”從信中可以看出，在錢鐘書的名字家喻戶曉，似乎成了街談巷議的“明星”時，這兩個多年寂寞的學者，依然是那么平靜和謙遜。

● 2008年3月31日，刊發周遠斌的文章《錢鐘書與〈管錐編〉》，其中寫道：《管錐編》，真乃“積久貫通”之作。其無論是在治學方法上，還是在治學精神上，均是傳統的，該書永不退減的魅力，一定程度上亦昭示了傳統治學模式的價值。

● 2012年1月17日，刊發楊絳的文章寫道：許多人說，錢鐘書記憶力特強，過目不忘。他本人卻并不以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讀書，肯下功夫，不僅讀，還做筆記；不僅讀一遍兩遍，還會讀三遍四遍，筆記上不斷地添補。

● 2018年1月12日，刊發記者劉彬的報道《解密〈圍城〉里的一些有趣故事》，其中寫道：“錢先生一直認為，用中文做文章，一定要以字為基本單位，再一字一句地構成大塊文章。只有字字仔細推敲，才能把文章寫得生龍活虎。”錢鐘書生前助手欒貴明對錢鐘書的那句“寫文章作詩講究‘煉字’，這是一個悠久的傳統”深有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