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黨”的命名最早大約出現于2011年，但這一思潮卻萌芽于世紀之交。在消費主義擴張的年代，“工業黨”沒有放棄對公共性和宏大敘事的追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宏觀社會的變遷現實構成了“工業黨”最主要的問題意識。在當下，“工業黨”的話語和觀念已逐漸成為主流傳媒輿論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工業黨”文學創作并沒有一個“本質性”的定義。《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敘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盧南峰、吳靖）一文曾給“工業黨”下過一個臨時定義：其基本特征是主張用工業化程度與社會轉型之間關系的知識體系，處理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問題；信奉國家至上和工業化至上的理念，以工業化和技術升級的線索翻新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敘事；以明確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抗自由派網絡話語，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網絡粉絲社群和亞文化。復旦大學副研究員余亮將“工業黨”意識視為一種“被忽視的人文精神”，其核心是對于經濟基礎和政治社會治理當中的技術與實踐加以自覺認知，并提升為上層建筑中的思想文化構造，凝練為永恒奮斗的意識。

以網絡穿越小說為主體的“工業黨”文學既是“工業黨”思潮形成的重要載體，同時也是“工業黨”文化自覺的主要表現。例如，帶著現代物資穿越回明末建設工業化并以此改變歷史的小說《臨高啟明》，堅持技術體系和工業體系水準決定人類的社會形態發展的觀念，在某些方面就反映了“工業黨”意識的本質特征。陜西師大教授趙文認為，這部小說體現了在當代工業文化背景下知識青年群體中日益成為主導的某種意愿，即高度復雜地想象性重構中國社會近代史的“發展主題”，反思性地表征中國近百年現代化歷程中習得的現代知識體系，并在一個既現實又虛構的歷史空間內進行蒙太奇式投射，從而生成中國的民族、國家的當代自我意識的強烈意愿。陜西師大副教授霍炬關注的則是《臨高啟明》中構建的澳宋帝國“如何走向未來”。在他看來，“工業黨”對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模板來自當代中國，小說中提到的幻想型設計也或明或暗地指向著當代問題：怎樣維護和建設一個巨大的國家，怎樣將無數人群召喚為休戚與共的人民整體。而北師大的文學博士耿弘明則通過《臨高啟明》《工業霸主》《重生之神級學霸》這三部“工業黨”小說，闡明了網絡小說與現實的科技國家欲望的同構性。

除了《臨高啟明》，作者齊橙的其他相關作品也受到了許多讀者的喜愛，并出現了一批仿作。如《大國重工》《工業霸主》《材料帝國》等，均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故事結構：當下懂得高新技術的相關人員穿越回改革開放初期，創造工業和經濟的輝煌。其中幾部頗受贊譽的作品還將被改編為電視劇。復旦大學副研究員林凌認為，齊橙的“工業黨”小說大多選擇穿越回改革開放初期就意味著默認了前一個時代中國工業化的積累，而在幾乎全面肯定和擁抱新中國歷史選擇的過程中，“工業黨”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尋找到了一種最通俗的群眾文學，又展現了自身與社會主義工業文學傳統的親緣性，并改造了二者。林凌認為，“工業黨”的穿越小說提出了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如文藝工作者應該如何面對群眾文藝？任何一個“共同體”在社會層面是如何被講述的？對于文化治理者而言，穿越文學是歷史虛無主義嗎？等等。

作為“倉庫流”開創之作的《帶著倉庫到大明》，則講述了主角方醒帶著紐約港的各種倉庫穿越回大明永樂年間，通過發明創造，影響大明王朝歷史進程的故事。在海南大學教授喬煥江的分析中，這部小說的“工業黨”意識體現為對工業技術和經濟基礎的倚重、對國家的高度認同和高度的民族主義等；同時，這部作品又不僅僅是對“工業黨”思維的圖解，更重要的是，它以“工業黨”姿態完成社會實踐的后設立場和政治情懷。因此，“工業黨”意識不是推動敘事的根本力量，而是主體完成社會實踐、實現政治抱負的有效策略。

與上述“工業黨”網絡文學相比，當代中國主流文學雖然在小說技巧及其他“文學性”方面更勝一籌，但在思想性和文化表達層面，網絡文學卻蘊涵著更多的可能。新興的“工業黨”網絡文學直面當代社會的矛盾，試圖以工具理性的工業化視角反思“情懷黨”的歷史敘事與政治構想，并擱置制度構建、文化政治等層面的沖突，而從工業化的角度論證歷史的延續性，以此來“縫合”共和國的前30年與后40年。在這個意義上來看，重慶大學副教授李廣益認為，“工業黨”文學代表著一批“沉默的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借助網絡小說，一批被人文知識分子的話語所“遮蔽”的理工類知識分子表達出他們的文化想象。

當然，在肯定“工業黨”文學積極意義的同時，研究者們也對其提出了諸多批評與質疑。例如，華東師大教授羅崗認為，“工業黨”網絡文學若要變成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前提條件是需要找到一套有效的言說方式。趙文則認為，“工業黨”文學不像傳統工業小說那樣去反思生產關系，而是通過唯生產力的邏輯來虛擬生產關系。這是以物質文化邏輯來做支撐的。因此，關鍵的問題在于“工業黨”文學如何能真正體現工業文化的創造性。而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孫佳山看來，“工業黨”文學的問題還在于，它們始終在一個封閉的區間內通過科技來解決問題，而沒有考慮到外在的大的歷史進程。例如《臨高啟明》等“明穿”類“工業黨”小說就沒有考慮到明清小冰期這一氣候變化因素等。此外，許多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工業黨”文學中的“帝國感”問題。譬如，中山大學副教授陳頎就從世界殖民帝國的角度，尖銳地指出了《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等“工業黨”小說在想象世界秩序時的暗面，并提出“工業黨”小說應“超克”舊有的殖民帝國體系而構想一種新的世界秩序。

盡管“工業黨”網絡文學的創作還存在諸多問題，但其思維模式及話語方式也有可繼續討論的空間。作為一種文學類型，“工業黨”文學提供了文學表達的另一種路徑，其想象在某種意義上也構成了對主流文學的突圍。如果我們希望打碎“文學性”的枷鎖，尋求文學發展的多種可能；如果我們不認同歷史已被錨定在既定的軌道，渴望探索另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我們就應該繼續思考“工業黨”網絡文學的當代意義及其提供的歷史方案，并從中勾勒出面向未來的某種新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