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暢銷書《使女的故事》出版35年后，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于2019年發布的新作《證言》（The Testaments），一經推出即獲得了“英國每四秒售出一本，全球上市首周50萬冊即告售罄”的成績，80歲的“加拿大文學女王”阿特伍德也憑借《證言》再度摘獲布克獎，成為布克獎歷史上獲獎年齡最高的作家。

阿特伍德和她親愛的讀者說：“你們曾多次向我提問，關于基列國及其內部運作的細節。這些疑問都成了這本書的靈感來源。而另一部分的靈感來源則是我們正身處其間的這個世界。”

作為《證言》的前身，《使女的故事》講述了20世紀末美國在一起政變之后成了由男性統治的極權主義國家——“基列共和國”（簡稱“基列國”），女主人公奧芙弗雷德通過錄音敘述自己被迫成為生育機器“使女”后的種種經歷。

《證言》的故事時間線設置在《使女的故事》結局十五年后，和《使女的故事》具有同樣的結構：小說主體由一個世紀以后的歷史學家發現的手寫材料組成，材料本身是以第一人稱重述二十一世紀初的基列共和國的內幕。《證言》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麗迪亞嬤嬤之口，重述了那樣的巨變是如何發生的，此外還有另外兩個第一人稱的敘述聲音：一個是在基列長大的艾格尼絲，另一個是在加拿大長大的妮可。就代際而言，三代女性對應了“前基列—基列—后基列”時代，就此擴展了名為“基列”的虛構時空。

在今年上海書展期間，簡體中文版《證言》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在全國首發。8月14日，翻譯家袁筱一，學者毛尖、羅崗和《證言》譯者于是來到上海朵云書院旗艦店，和讀者一起閱讀基列國和使女的故事，聊聊阿特伍德書中的世界為何能喚起我們如此強烈的共鳴。

《證言》中文版新書發布會

《證言》是一本非常偉大的答疑錄

阿特伍德說，在正式落筆之前，《證言》的部分創作是在《使女的故事》的讀者的腦海中進行的，大家在追問——那部小說結束后又發生了什么事？

“在三十五年里思考這個問題會有什么樣的答案是個漫長的過程，社會本身在改變，有些可能性變成了現實，隨之而來的是答案的不斷變化。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公民現在承受的壓力比三十年前更沉重。”她說。

對于小說中的基列國設定，羅崗認為很有意思：“基列國是以男性為主，卻又安排女性來管理女性，通過折磨一些精英女性并使其折服，變成所謂的嬤嬤，再讓她們制定怎么管理女性，某種程度上又是女性的自治。”

袁筱一強調這種壓迫始終是處于循環狀態的：“其實對女性的壓迫往往是來自于女性。這一點，阿特伍德即使是輕描淡寫地寫，她的設定也還是包含著一點意味。‘男界’和‘女界’問題在《使女的故事》中就已經埋下了伏筆，盡管基列國的世界觀表明男性頭腦更專注等一系列優點，但《證言》最后的劇情也證明了男性沒有那么偉大。”

于是強調：“基列國這樣一個看似男權的國家里其實有一部分完全采用母系社會的管理方法，并且設定得相當詳細，比如說女性的教育、婚配，把女性從無到有的生長過程都包含在這個母系社會里面，這是《證言》最重要的一部分內容。”

她表示：“其實從奧芙弗雷德的視角來看，基列國的男性并沒有多幸福，也沒有占多大的優勢。如果二元對立地來說，基列國對女性的確是反烏托邦的，但反過來它也不是男性的烏托邦。基列國中所有的人，不光女性，還有男性，包括各個階層的男性，他們其實都沒有辦法實現自我的價值。從人性的角度來講，哪怕整個國家的制度設定是以延續種族的偉大目標為前提，終究還是一個失敗的體制，最終要走向滅亡。”

“某種意義上，這部《證言》是為《使女的故事》讀者和觀眾量身定制，在這層意義上它很獨特。每個讀者都能通過它找到看《使女的故事》時留下的那些疑問的回答。阿特伍德用一本書的結構來答疑，幾乎是一種文本實驗。”毛尖說，《證言》是一本非常偉大的答疑錄，是游戲，也是特別把讀者當上帝的行為。

絕不僅僅是“女性主義”和“科幻”

雖然《使女的故事》和《證言》都是從女性視角出發講述女性的生存問題，但阿特伍德始終強調她不是女性主義作家，《證言》和《使女的故事》也不是女性主義作品。她曾在英國獨立報的采訪中這樣說：“女權主義的標簽只能貼在那些蓄意將女權主義運動作為小說背景的作者身上。”

對此，袁筱一表示：“至少我讀《證言》時沒有把它當做女性小說來讀。作為比較習慣法國小說的人，我覺得她和法國女作家相比是非常有‘立場’的，而且她非常明確地把她的立場寫進小說。在1980年代就能寫出《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其實非常了不起，因為當時大家都認同西方的價值觀，認為民主、自由、科學技術等一定會把人類帶向光明。但阿特伍德卻能跳脫出這種話語體系來思考，我認為她的小說不是完全的女性主義作品。”

羅崗認為，比起女性主義作家，阿特伍德更多地吸收了后現代女性主義思想成果，對現代性持反思態度。“現代女性主義賦予女性各種各樣的權利，使其從各種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這些權利更多體現了西方的價值觀，比如西方人認為女人裹小腳是中國人愚昧的表現，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中國的象征，但實際上，裹小腳并非中國的普遍現象，通過將特殊現象普通化，就隱隱構成了一種文明的等級制度——西方文明是高等級，中國文明卻低一等級。后現代女性主義反思這種普遍性價值，強調女性立場的時候并不需要完全接受來自西方的那一套觀點，而要意識到自身歷史的獨特性”。

“所以回頭來看阿特伍德，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她在小說中寫出了‘過程’——那些在西方看上去理所當然的女性權利是經過漫長的斗爭爭取到的，并不是與生俱來的。這里面女性的問題并不簡單，不是強調普世價值就可以解決的”。羅崗說。

除了女性主義，阿特伍德也一直拒絕把“使女”系列作為科幻作品來定義，盡管故事中的基列國是特定的架空情境，也采用了科幻文學中常見的“末日趨勢”，但她認為比起“科幻”，這更是“現實”。在和朱諾·迪亞斯對談時，她坦言：“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小說中展現的人類的種種行徑并非杜撰，在某些歷史階段的某些地方，它們確實發生過；而在當下世界的一些國家，它們正是現實。”

這種“去科幻性”在電視劇中或許體現得更為明顯，比如劇集中始終沒有提到在《使女的故事》和《證言》中出現的“2197年的研討會”。毛尖對此分析：這個刪改應該也是和阿特伍德的協商，她不會愿意把這個劇拍成一個科幻劇，如果把2197年放進去會非常明面的科幻。“阿婆也說‘我這本書上沒有一件事情是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所以從這點來看，此劇做得非常成功。”

毛尖總結，無論是“女性主義”還是“科幻性”都只是阿特伍德龐大敘事中的下轄主題，她所要表達的遠不止這些：“她的作品不僅僅是女性主義文本，也不僅是科幻文本，女性和科幻都是被鑲嵌在一個更大的權利關系和廣闊世界里。阿特伍德的小說中鑲嵌了大量更大、更復雜的敘事，因此如果把女性主義或科幻單純提取出來推為首要議題，就不準確。”

小說與影視改編聯動，重新照亮作品的價值

影視劇推動小說續作的誕生在文學史上并不常見，但同名電視劇《使女的故事》的風靡和全球影迷的熱切關注無疑極大地推動了阿特伍德續寫《證言》。

在《證言》全球發布的2019年，根據《使女的故事》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第三季上映，該劇已在近三年里橫掃艾美獎、金球獎和被譽為“奧斯卡風向標”的評論家選擇獎。阿特伍德本人還在第一季中客串了一位嬤嬤，在劇中扇了奧芙弗雷德一巴掌。于是在譯后記里提到，這一幕明明是阿特伍德自己寫出來的場景，阿特伍德演出時卻覺得特別恐怖。

“阿特伍德在寫《證言》時一直跟《使女的故事》的編劇布魯斯·米勒保持密切的溝通。米勒把劇集中出現的細節告訴阿特伍德，以保持續作與劇情一致。”對于《證言》的影視化改編，于是則透露：“很多人都在期待拍攝中的第四季能夠有一個好的結局，不過據我所知，第四季不會拍到《證言》。今后，《證言》有可能會另起一部新劇。”

毛尖稱，一般來說，一流小說是很難被改編成劇的，相較而言，三流甚至四流的小說更適合改編成劇，但《使女的故事》作為電視劇是很成功的。不僅是編導能力，還有時間點的關心。“2017年剛好出現了女德、女權一系列焦點事件，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把這類話題推上風口，《使女的故事》電視劇就變成了一個非常有效的話題。”

她也非常期待《證言》的影視化：“這個小說我在看的時候就覺得太適合拍成劇了，尤其后半部分提速，也略簡單，但很劇本，好像已經為電視劇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劇情準備。”

小說與影視的聯動魅力或許正在于此。盡管阿特伍德被不少人認為是“最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之一，她此前一直面臨著“叫好不叫座”的處境。《使女的故事》在出版伊始雖有過反響，卻并沒有“出圈”，直到2017年電視劇的翻拍使其風靡全球，小說也頻頻躍上多國的暢銷書榜首。

羅崗說：“阿特伍德實際上是一個很強悍的作家，我認為她是所有女作家里思想能力最強悍的。《使女的故事》在2017年被改編成電視劇，對于阿特伍德來講，是電視劇重新照亮這部沉寂多年的作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