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740）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受有唐一代科舉入仕的影響，生平結交干謁權貴公卿，也曾參加科舉考試，但終其一生幾乎沒有真正踏上仕途。和同時代許多仕宦詩人相比，他的仕進之路顯得尤為坎坷。孟浩然仕進研究中有些問題歷代爭訟不絕，多無定論，筆者不揣淺陋，就兩個重要的小問題粗陳鄙見，求教方家。

孟浩然謁見的張丞相是誰

開元十六年（728）孟浩然赴長安參加十七年春闈進士考試，時正好年屆四十，后世多誤以為他四十歲了才追求仕進。正史記載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師。嘗于太學賦詩，一座嗟服，無敢抗”（《新唐書·孟浩然傳》）。又《唐才子傳》記載孟浩然：“四十游京師，諸名士間嘗集秘省聯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眾欽服。”所以，孟浩然在四十歲之時赴京城長安應該是確有其事；而且，此次“游”京師是帶著參加進士考試的重要目的來的。那么，孟浩然真的是四十歲才開始追尋仕途嗎？根據史書文獻的梳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唐代科考重聲名，致使行卷和干謁風氣盛行，孟浩然和李白、杜甫等大詩人都曾多次做過此事。開元四年（716），孟浩然27歲時由襄陽南下岳州，以詩作干謁“張丞相”，若以此為標志，可知孟浩然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開始踏上追求仕進之路；但由于孟浩然一生中交往有兩位“張丞相”——張說（667—730）和張九齡（673—740），且都對其有知遇之恩，因而，在此問題上易于混淆。后世多認為孟浩然在開元四年干謁的張丞相是張九齡而非張說。筆者通過兩《唐書》、《全唐詩》以及孟浩然、張說、張九齡等人的年譜考證發現，孟浩然最早追求仕進謁見的張丞相應該是張說。理由如下：

其一，初盛唐時期，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左右仆射等皆可稱為“某某丞相”。玄宗朝時的“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力大致等同于宰相，也被稱為丞相或宰輔。張說第一次拜相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在景云二年（711），時年44歲；張九齡則是在張說去世三年之后，也即開元二十一年（733）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時張九齡已60歲高齡，孟浩然也已經44歲。可知，孟浩然在開元四年（716）27歲的時候干謁的張丞相只能是張說。

其二，后世誤以為孟浩然早年謁見的“張丞相”為張九齡的主要原因是，兩位“張丞相”都曾經被貶荊州，而且被貶之時都曾擔任過“長史”一職，巧合的是孟浩然在他們被貶荊州時都曾拜見過他們。張說在開元四年被貶岳州，在此五年前已經拜相，開元五年（一說開元六年）左遷荊州，孟浩然于此年以《臨洞庭湖贈張丞相》干謁并得見張說；開元二十五年（737）張九齡被貶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亦在被貶之前四年首次擔任丞相職位，但張九齡被貶荊州已是在張說被貶荊州二十一年之后了，孟浩然于此年夏天在張九齡幕府短暫供職，后因病隱退。張說在開元四年被貶岳州之時，張九齡還只是唐王朝寂寂無聞的小京官宣議郎（行左拾遺）。

其三，孟浩然是何時得識張九齡呢？筆者研究發現，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三）載開元十一年：“明皇以張說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是年孟浩然應玄宗征召赴京應命，在此年秋冬時節動身途中遇雪，有詩作《赴京途中遇雪》（《孟浩然全集》卷三），考《舊唐書·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自京師至于山東、淮南大雪，平地三尺余。”此年張九齡受張說薦舉在朝廷任中書舍人，他們皆為張說薦舉之人，很有可能通過張說而相識相交。

“不才明主棄”是否確有其事

王定保《唐摭言》記載王維私會孟浩然于衙署（《新唐書·孟浩然傳》作“內署”）而玄宗突訪的傳奇故事，并流傳甚廣：“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唐玄宗不僅沒有怪罪二人，反而“令誦所作”，讓孟浩然當面吟誦自己的詩作，孟浩然即誦念了《歲暮歸南山》（《河岳英靈集》詩題作《歸故園作》），由于詩中的“不才明主棄”而惹惱了玄宗“因命放歸南山”。其后，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新唐書》、計有功《唐詩紀事》以及孫光憲《北夢瑣言》、阮閱《詩話總龜》皆引以為傳，只不過計有功的說法是玄宗以張說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孫光憲則說是李白被玄宗征召為翰林后薦孟浩然而令誦所作，但其中的漏洞何文煥的《歷代詩話考察》、胡震亨的《唐音癸簽》以及當代學者劉文剛、王輝斌等先生均證明其為偽說。

結合前人的考證，筆者覺得從正常的邏輯和孟浩然吟誦的詩作本身來看，孟浩然在玄宗前賦詩有許多疑點：第一，孟浩然非有李白狂放不羈之性格，不可能在面見玄宗這樣難尋的機會之時吟誦“不才明主棄”這樣自毀前程的詩句。第二，從詩歌的詩題和作品本身的基調來看，詩題無論是《歲暮歸南山》還是《歸故園作》都應該是回故鄉或者是被放歸之后的落寞之作。詩中的“白發催年老”“永懷愁不寐”充斥著失意之后滿滿的愁悶、哀傷等情感。第三，雖然開元十一年張說向唐玄宗推薦了孟浩然而有了應詔赴京之實，但是卻沒有任何獲得玄宗召見的歷史文獻記載，也許是“北闕休上書”中透露出浩然在召見前的上書不得玄宗賞識，故“不才明主棄”而未獲得最終的召見；也有可能詩中的“多病故人疏”透露出浩然赴京后多病耽誤了覲見，甚至是由于多病連朋友也疏遠了。第四，據陳鐵民、張清華等的《王維年譜》，開元十一年、十二年王維在濟州任所，因而此“故事”不可能發生于孟浩然與王維之間。如果“故事”發生在開元十六年孟浩然赴京，年屆四十應開元十七年春季的科考，尚有可能，此期孟浩然的好友王昌齡在秘書省（唐朝“內署”之一）作校書郎。孟浩然曾經在秘書省與諸名士聯句“眾欽服”，則故事中內署的主人公可能是王昌齡而非王維，但校書郎職位低微，玄宗不可能屈尊去一個校書郎的內署。

綜上，筆者認為，孟浩然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沒有見過玄宗，更不用說在玄宗面前吟詩了，否則《舊唐書》不會沒有記載。而《新唐書》里敷衍出這么一則傳奇故事，很顯然關于此點，《舊唐書·孟浩然傳》雖記載極簡，似更為可信。

（作者：潘俊杰，系北部灣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