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瘟疫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危險分子”，但沒有一個人是可以被輕棄的生命；同樣，沒有一個地區是瘟疫的孤島，現代化與全球化已經剝奪了飛地的僥幸，但也沒有任何一個區域是注定毀滅的“索多瑪與蛾摩拉”。

時至今日，瘟疫的陰云依然籠罩著這個命途多舛的星球，覆蓋在這個和平與動蕩并存的世界，牽動著每一個人的神經。直到今天，我們都無法確知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是天災的懲罰還是人禍的咎由自取，但可以確定的是，整個地球正在因瘟疫而連成一體，并且與每一個個體都休戚相關。一場瘟疫，正在將人逼迫到現代性的墻角，拷問人的現實生存與未來走向。但是，瘟疫又何曾只是在今天如此咄咄逼人呢？翻開馬克·霍尼斯鮑姆的《人類大瘟疫——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流行病》一書，我們會驚訝地發現人類歷史與瘟疫的纏繞關系，也能由此反思人類的現代性基調與全球化歷程，更會見識人的“多面”。

由“病”向“疫”的現代潛流

在《人類大瘟疫》一書中，瘟疫歷史的書寫首先是知識考古學的實踐，作者要呈現瘟疫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個體的“病”如何擴張為群體的“疫”。但是，當我們潛入瘟疫的歷史現場，獲得的答案卻是令人悵惘的無奈——我們找不到源頭。疫情猶如從天而降的原子彈，只留下砰然巨響與人心惶惶。然而，當我們揮去騰起的煙塵，可以發現一條由“病”向“疫”的潛流，它流淌過人類的現代歷史，渾濁的水面映照出人類的生存鏡像。

無論是震驚全球的艾滋病，還是轟動亞洲的非典型肺炎，或者跨越國界的埃博拉與寨卡病毒，每一場瘟疫的爆發都可溯源至幾名毫不起眼的病例或者一個見怪不怪的習慣，在它尚屬苗頭之時，并未有人意識到隱含其中的危險，更沒有人想象過它會引起令人咋舌的蝴蝶效應。1980年12月，美國醫生邁克爾·戈特利布突然遇到一位奇怪的病人，“他身上縈繞著一種免疫缺陷的氣息”，從這位病人開始，戈特利布相繼遇到有類似癥狀的病患，這種病癥最終被命名為 “艾滋病”；2013年12月，在非洲幾內亞東南部的村子中，一群孩子正在一棵空心的老樹中搜捕一種被當地稱為“洛里貝羅”的蝙蝠，準備大飽口福，但是此后不久，全球都開始關注一種名為“埃博拉”的病毒。

這就是幾次全球性瘟疫的爆發點。霍尼斯鮑姆用舒緩的語調平靜地敘述一場場全球性震動的前奏，一名名不起眼的病患暗藏了波濤洶涌的震蕩。而當瘟疫逼近時，它已經成為“屋子中的大象”，是溢滿眼眶的龐然大物，人們在驚慌與疑惑中走進瘟疫的世界，并對失控的現實茫然無知。誠如書中在談及艾滋病時所說，“艾滋病開始被視為一場瘟疫，我們宛若災難般地退回了舊時代——那個黑死病等流行病時常肆虐于人類社會的時代。”在瘟疫面前，今人與古人無異，我們以同樣恐慌的心態面對未知卻真切的死亡，也以同樣的堅韌與僥幸期許瘟疫的終結。在時間維度上，瘟疫將人“打回原形”，讓我們與祖先同列，共同面對這個未知的世界。

瘟疫的爆發，正是自然再一次顯示未知性的契機，而這與人類現代文明史的主調恰好形成絕妙的映襯。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的歷史正是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歷史。借助科學，人類破解了諸多自然現象，即使在浩瀚無垠的宇宙之中，也可以找到我們的足跡。森林、河流、海洋、高山、田野、村莊、城市，人類用自己的方式重塑了生存的地球，并在此孕育出文明的蓓蕾。但是，瘟疫的出現一次次地打破人類塑造的神話，并且，當它準備進攻時，從不給人準備的機會。當巴西正在緊鑼密鼓地籌辦奧運會時，攜帶寨卡病毒的蚊子正在熟睡的人們耳邊嗡嗡作響。

隨著事態的日益嚴重，“身經百戰”的現代人再一次從零開始，整裝待發。現代的科技、藥物以及治療手段再一次揭開病毒的神秘面紗，與此同時，人類也開始重審與規范自身最基本的行為——吃與做。人類開始明白，即使發明出進入宇宙的火箭，一個不知命的基因序列也能將我們置于死地。在瘟疫面前，人類不再是“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人類只是萬物之一種，與飛鳥、走獸無異。這一事實提示出作為萬物之一的人類所應遵守的最基本的倫理規范——敬畏自然。這條由“病”到“疫”的現代潛流，也應以此為起點，指明人類未來的方向。

瘟疫將我們統統還原為“人”——生命體

瘟疫之鏡不僅映照出人類的生物學本相，提示出敬畏自然的必要，更透視出人類的社會學本相，構成對現代生活的反思。可以說，瘟疫打破了國界、種族、膚色、階層、習俗等諸多因素的界限，將人還原為求生且樂生的生命體，讓人類攜手站在生命的起跑線上，在共同體的宮殿前叩響團結與尊重的大門。

在由“病”到“疫”的現代潛流中，現代化與全球化是最具能量的助推器。全球化促成了“病毒的旅行”，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瘟疫格局。在敘述艾滋病的傳播時，霍尼斯鮑姆寫道，“病毒最有可能是通過卡車司機和商務旅客從金沙薩傳播到其他非洲城市，然后通過飛機蔓延至其他國家和大陸的”；即使是20世紀初的藍死病，也是滋生于人滿為患的軍營，并隨著軍隊的遷移而傳播。可以說，20世紀之所以成為霍尼斯鮑姆書中所說的“流行病的世紀”，這和現代化與全球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現代化將人類聚集到超飽和的城市，而全球化則促使了人口頻繁的遷移與流動，無形的病毒成為致命的殺手。擦肩而過的行人也許正是病毒的攜帶者，共進晚餐的老友可能就是病毒的溫床。雖然城市和地域都對外做出“私人疆域”的承諾，但是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背景下，“共享”已經成為“私人”的前提。在排查“非典”時發現，公共電梯成為絕佳的病毒傳染空間；在醫院接受霧化治療的病人所呼出的氣體，也使數名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現代化所許諾的富人區、高級公寓、單人病房等私人堡壘已經在無孔不入的病毒面前潰敗為殘垣斷壁；國境線雖然阻擋了難民的進入，卻無法隔絕正常出行的本國公民。在病毒的視域中，世界是真正的共同體，無論是紐約街頭的白人青年，還是非洲部落中的首領，他們都只是病毒的宿主。瘟疫將我們統統還原為“人”——生命體。生命是我們共有的持存，為資本、文化、民族、國家、政見等因素所造成的身份區分將因為生命的共有而彌合。我們并不僅僅是在救助他人的生命，更是在保障自己的命運，在病毒與瘟疫面前，團結是人類最低限度的自救。

人類需借由團結與尊重，克服瘟疫“后遺癥”

團結所跨越的是身份的隔閡，但是，瘟疫也在創造新的身份。瘟疫將人還原為生命體，卻也在此基礎上形成患者與健康人的區隔。在瘟疫的陰云下，患者成為病毒的代稱，被認作是死神的信使，他們將無形的病毒具象化為逼人心魄的病癥反應，甚至是死亡的暗影。患者的身份成為最恰切的“疾病的隱喻”。對正常人而言，躲避患者就是逃避瘟疫的形式，遠離患者正是隔絕病毒的手段。換言之，自保中暗含著對他人的漠視。正常人與患者的身份區隔會形成歧視與壓抑，正常人對病毒與死亡的恐懼會演化為對患者的側目而視，這也是瘟疫的“后遺癥”。艾滋病的污名化正是典型的“瘟疫后遺癥”。霍尼斯鮑姆寫道：“據《每日鏡報》報道，在布魯塞爾，一名囚犯宣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法庭瞬間就空無一人，連法官、書記員和幾名獄警都驚恐地逃走了。”對于患者而言，避之不及的躲離正是一種侮辱。它將“人”視作禍根，將“患者”聚焦為禍患的眾矢之的，由此，理性的面對被置換為情緒的抵制，心靈的關懷被扭曲為逃離的冷漠，攜手共進的勇毅被鳥獸散的膽怯所代替，在這種心理下，團結無從談起。而要達成團結的自救，尊重則成為必要的基礎。

尊重是對生命的體諒，因為在瘟疫中，沒有人是可以全身而退的幸存者與局外人。面對無孔不入的病毒，每一個人都兼具患者、潛在病患與健康人這三重身份，至于命運的指針會偏向何處，這似乎已經成為玄學命題，逃避、冷漠與歧視也因此而顯得格外狹隘與卑劣。只有尊重，才能筑就團結的基石，瘟疫之下的人類也才會顯示出與“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的自信相配的倫理自覺與責任擔當。

借由叩響團結與尊重的大門，人類得以重新站在共同體的宮殿前，仰望生之幸福的可能。這正是瘟疫的倫理意蘊，它以極端的形式提示出對人而言“最低限度的道德”，并由此映照出人類的神性本相。瘟疫讓我們見識到生命的脆弱，也考驗出求生的堅韌；瘟疫透視出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諸多弊端，也映照出科技進步與精誠團結在人類應對危難時的重要作用。在求生的地平線上，樂生也成為“本能”，它使人類憑借智慧與勇毅走出瘟疫的窄門，以相攜與互助的姿態走過現實的荊棘之路，直奔未來的單向街。它讓人類以敬畏自然的心態遵守作為萬物之一種的生存規范，也讓人類以團結與尊重的態度彰顯出對生命的愛惜與體諒，并借此校正天人關系，尋求人類生存的新的平衡點。

在瘟疫之鏡的映照下，人類顯示出堅韌與聰慧，也透露出傲慢與健忘，更覺察出反思與自省的重要。在瘟疫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危險分子”，但沒有一個人是可以被輕棄的生命；同樣，沒有一個地區是瘟疫的孤島，現代化與全球化已經剝奪了飛地的僥幸，但也沒有任何一個區域是注定毀滅的“索多瑪與蛾摩拉”。共有的生命讓人類重新攜手站在新的起跑線上，以共同體的思維面對世界性的難題，在尊重與團結之中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