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筆下的“魯鎮”開始，杭嘉湖地區茅盾的“林家鋪子”、沈從文的湘西“邊城”、古華的芙蓉鎮、汪曾祺的高郵……小鎮一直是書寫中國的重要對象，文學小鎮折射了中國社會變遷的整體性圖景。

中國現代化進程某種程度上體現為由農村到鄉鎮的迅疾發展。從蘇南到溫州、從吳川到南海，小鎮以其身處城鄉交界的中介與居間位置而具有維系傳統與現代、溝通中西不同觀念的靈活機動功能，使得“鄉土中國”逐步轉型為“城鎮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民眾生活、感受方式與精神圖譜同樣鮮活地折射在文學小鎮的書寫之中，通過一個個有個性或無個性的小鎮與小鎮故事、“小鎮青年”形象，生動演繹出復雜的中國故事。

我們在小鎮中看到眾生的悲歡、情感的糾葛、道德的沖突，也看到內心自我的交戰與世界的瞬息萬變。這方面的作品蔚為大觀，在極富現實感的小鎮中展現出帶有時代普遍性的生存狀態與情緒感覺。田耳《天體懸浮》《風蝕地帶》中的佴城、路內“追隨三部曲”中的戴城、鬼子底層故事中的瓦城、阿乙的紅烏鎮，張楚《細嗓門》里唐山下屬的小縣城……它們都是處于時代變遷中的小鎮，而主人公多為涉世未深或者初入社會的少年與青年，帶著對外部世界的懵懂、好奇與未曾磨損的青春，進入到流動性的時代中。路內的新作《霧行者》更進一步將這種時代情緒和狀態通過不斷游走與變換身份的小鎮人物勾勒出來，凸顯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發展樣貌——蕪雜中充滿生機，艱難而又不失希望，懷抱理想又扎根現實。小鎮，成為窺探當代中國的入口。

就美學而言，中國作家創造的文學小鎮，繼承了現代傳統，也借鑒外來滋養，同時結合本土現實的寫作，在新世紀之后呈現出有別于五四啟蒙精神的風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鎮畸人》與奈保爾的《米格爾街》影響了一批作家——這類作品往往以一個固定空間作為人物與故事發生地，以既相互關聯又各自獨立的篇章拼貼出小鎮生態。王方晨的“塔鎮”與《大馬士革剃刀》中的濟南老街坊，完成了鄉土到城鎮的變化，并力圖勾勒出變化中的市井人情、道德與情義。安房直子《花香小鎮》那純美而溫馨的幻想故事，則轉化為安妮寶貝《小鎮生活》中的小資美學況味。威廉·福克納、卡森·麥卡勒斯筆下那些遭逢劇變的美國南方小鎮，與全球化語境里的中國當下小鎮在精神上形成某種同構。文學中的小鎮是一種灌木叢式的存在，它們參差不齊，枝葉叢生，暗藏著波動不已的生命力或堅定守望的靈魂，包孕著胼手胝足的本土經驗和錯落參差的原生美學。

小鎮書寫在鄉村文學、城市文學之外，建構出一種獨特的文學空間，使得文學中國的形象變得完整而充實。王十月《白斑馬》中的東莞木頭鎮，塞壬《在鎮里飛》中的常平、寮步、厚街，林森《小鎮》《關關雎鳩》里的海南島小鎮，扎西才讓《桑多鎮故事集》中的甘南藏區小鎮……構成了廣袤中國小鎮書寫的多樣性，既有經濟較發達的東南沿海，也有葆有傳統與多元文化的南海與西北邊疆，不平衡與差異化的空間，復寫了中國社會現實的豐富性。

我曾做過一個比喻，小鎮如同“兩棲生物”，如果以進化論的角度看，小鎮似乎是鄉村向城市發展中未臻完成的狀態，是城市的半成品，但其實它們是不同的“生物”，就像動物不是由植物演化而來的一樣。小鎮是鄉村與城市的中介，連接著兩頭，與它們都有著切割不掉的聯系，但自己卻是獨立的一分子。它構筑了一種城鄉接合部式的混雜空間，這個空間在世界日益被某種相似語法所統治的語境中顯示了自己的異質性存在。當代中國的小鎮已經不再是鄉村或山寨那種聯系著農耕、游牧或漁獵生產方式的空間，而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與生活展開的處所。從文化位置而言，小鎮置身于國際化大都市與偏遠欠發達的鄉寨之間，是一種時刻發生著變異、不斷有人發生身份位移、永遠充滿機會和風險的進行時的中間狀態。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中”狀態，文學小鎮最為鮮明地顯示了當代中國的斑駁陸離與生機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