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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將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伊拉克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在這片被兩河流域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環繞的沃土上，曾誕生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部法典——《漢謨拉比法典》，最早的文字之一——楔形文字,以及第一座都城——烏魯克城。然而隨著奧斯曼帝國的建立與帝國主義的興起，伊拉克同許多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拉開了被異族統治與殖民入侵的歷史序幕。1921年,費薩爾國王建立伊拉克現代國家，此后，伊拉克一直在政權更迭與社會動蕩中艱難發展。上世紀70年代末，復興黨領袖薩達姆?侯賽因執掌政權。在這位中東梟雄的領導下，伊拉克共和國在社會、經濟等方面取得一定發展，然而好景不長，它便陷入戰爭的泥沼中難以自拔，陸續經歷了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當代伊拉克是中東國家政治版圖的一個縮影。縱觀伊拉克文學發展史，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一直記錄著伊拉克社會和民族的興衰與沉浮，并不斷勾畫出潛藏于伊拉克人民內心的體悟與憂思。自上世紀80年代后，復興黨專制勢力的滲透、兩伊戰爭與海灣戰爭的相繼爆發阻礙了伊拉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也給伊拉克文學界帶來了諱莫如深的災難，伊拉克現代小說、詩歌開始步入停滯期。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薩達姆三十年的獨裁統治被推翻，新世紀伊拉克文學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期，其中小說領域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伊拉克著名文學評論家納杰姆?阿卜杜拉?凱基姆教授在其著作《伊拉克小說概覽（1919—2014）》一書中指出：“自2003年—2014年底，伊拉克境內共出版發行470余部小說作品。”小說逐漸成為伊拉克當代文學史上一種重要的、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

虛構中的真實

新世紀伊拉克文學擺脫了薩達姆時期政治對文學創作的干預，不同年齡、身份、民族、宗教的作家以開放自由的筆法、多元化的敘事手段創作。“真實”是他們刻畫人物形象、還原歷史記憶的創作根基。與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文壇相比，后薩達姆時代的新世紀伊拉克文學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意識形態的藩籬，跳出了歌功頌德式的話語桎梏，最大程度地描摹與還原真實的社會圖景。這一時期的作家往往聚焦于與“人”相關的特定視域，以人道主義的幽微之光洞察社會之亂象。他們以筆為戈、以紙作伐，不顧政治、宗教之忌諱，刻畫持續的社會變革與經年不息的戰爭給伊拉克普通人民帶來的消極影響。

例如，伊拉克當代作家薩姆伊勒?沙姆歐的成名作《伊拉克人在巴黎》就以作家真實的生活閱歷為基礎，建構了一個全真效果的敘事空間。作者以自己的真實姓名—— “薩姆伊勒?沙姆歐”命名主人公，以第一人稱“我”的敘事口吻講述了1979年因戰爭被迫離開伊拉克之后的流亡經歷，借此向讀者真實還原伊拉克戰爭流亡者在痛苦、迷惘、挫敗和隔絕中苦苦徘徊的生存狀態。然而，在暴恐事件此起彼伏、宗派沖突不斷升級、道德危機愈演愈烈、安全局勢難以好轉的社會現實面前，這種真實化的寫作范式似乎又透露出一種局限性。正如薩姆伊勒在談及新世紀伊拉克文學現狀時所言：“對于伊拉克當代作家而言，應該采用一些能讓讀者將其作品牢記于心的敘事手段，否則他們的作品在將來便會落入無人問津的尷尬境遇。”

于是，另一批作家轉向探尋敘事之潛能，將后現代小說的游戲要素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的作品往往帶有超現實主義、象征主義、意識拼貼、小敘事等后現代敘事印記，通過虛構但仍具有強烈現實意蘊的人物與事件回應被死亡、暴力、血腥、恐怖、荒誕等元素主宰的現實。其中，艾哈邁德?薩達維的《巴格達的弗蘭肯斯坦》、巴爾汗?沙維的《巴格達解剖室》、哈迪亞·侯賽因的《走向他們》等作品皆以“尸體復活”、“亡靈復仇”的超現實主義敘事模式呈現個體的死亡無意識以及荒誕命運；哈米德?穆赫塔爾的《通途與險徑》、阿卜杜?斯塔爾?納賽爾的《茄子皮》《消失的寓所》等作品擺脫了宏觀話語規則制約，回歸到以觀照個人命運、尊嚴與價值為核心的人道主義敘事。

戰爭與反思

戰爭對于伊拉克人民而言是一種跨越歷史時空的“共在”。從人類最早的戰爭史詩《吉爾伽美什》中，就有關于蘇美爾人同自然抗爭的敘述。放眼現當代，“戰爭”在伊拉克人眼中，似乎已成為一個帶有多重意蘊、難以被簡單言說的詞語。它既是一種動蕩不安的社會狀態，也是一段無法忘記的歷史時期；既是一種難以被感同身受的生存體驗，又是真實存在的創傷空間。新世紀伊拉克文學對“戰爭”的記錄與書寫是多維度、多視角、多立場的。然而，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它們并非直接鋪陳戰爭進程，或是像正典戰爭文學鼓吹與宣揚“尚武精神”、“英雄主義”，而往往另辟蹊徑，以“戰爭受害者”、“犧牲者”的不幸經歷或世風日下的倫理道德為視角，并借助死亡與人性的矛盾批判戰爭反人性、反道德的罪惡本質。在新世紀伊拉克文學作品中，讀者很難看到手持武器，奮勇殺敵的無畏戰士，或是敵我雙方殊死搏斗的激烈場面，取而代之的是對悲天憫人情懷的呼喚，以及反對戰爭、超越戰爭的理性吶喊。

伊拉克作家哈米德?拉比亞的小說《亡者通道》真實還原了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作者采用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民間說書人”的敘事模式，以主人公巴比倫在伊軍入侵科威特期間的所見所聞為敘事主線，講述了一個個普通科威特家庭在戰爭中的不幸遭遇。作者站在“入侵者”的視角重新審視這場戰爭，讓這段歷史在小說人物的追問和質疑中不斷“顯身”。從近十年入圍阿拉伯小說布克獎（“The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Arabic Fiction”）長、短名單的伊拉克小說作品來看，伊拉克文學界對這場特殊戰爭的探討仍在繼續。其中多部作品都將伊拉克戰爭作為敘事空間，從不同角度追問戰爭的意義、死亡的價值、國家的未來等問題。除了對于發動戰爭的“自省式”敘述外，如何以“戰爭受害者”和“被入侵者”的客觀立場批判戰爭之惡，如何回應西方文壇對“伊拉克戰爭”發出的他者化敘事聲音等，都是伊拉克當代作家竭力思考的現實議題。例如《啊！瑪利亞》（2013）、《塔沙里》（2014）、《書販之死》（2017）《巴格達時鐘》（2018）、《棄女》（2019）等，都對伊拉克戰爭進行了真實而充滿異質化的記錄與呈現，借以探究不同話語體系和文化背景之下對伊拉克戰爭進行多重化敘述的可能性。

歷史與記憶

如何重新看待、評判、言說歷史，如何建立過去、當下與未來之間的聯系，同樣也是新世紀伊拉克文學無法回避的重要話題。伊拉克女性作家薩米婭?沙柏妮在小說《棗椰樹的女守衛》中借女主人公之口高聲疾呼：“我們只有借助記憶才能擺脫眼前的亂局。”伊拉克當代作家常常穿越記憶之門，步入歷史的幽徑，從中汲取療愈傷痛與正視現實的勇氣。

記憶中的童年和故鄉成為許多作家創作的重要母題。例如作家阿卜杜?哈利戈?盧卡比的作品多次描繪戰爭爆發前伊拉克普通家庭的真實原貌，從獨具韻味的家居物件到夜間家人圍坐一團聆聽祖父追憶往昔的生動畫面，這些根植于記憶深處的童年回憶成為作者日后在戰火中奮筆疾書的靈感來源，也是他療愈戰爭創傷的精神良藥。

此外，新世紀伊拉克小說中也常常出現根植于伊拉克人民記憶深處的典型事物，如棗椰樹、薩達姆雕像，又或是一條普通的牛仔褲和一張泛黃褶皺的舊照片。這些發揮著特定功能的象征物在時間之流中逐漸轉化為伊拉克人民的記憶之場，使他們避免陷入“存在之遺忘”。在榮獲2014年阿拉伯小說布克獎桂冠的小說《巴格達的弗蘭肯斯坦》中，主人公安瑪爾就借舊相片展開回憶之旅，并從中重新獲得繼續活下去的動力。記憶是還原歷史真相的途徑，也是連接過去、審視當下的一種文學手段。戰后，伊拉克社會集權專制恣意泛濫、宗派主義愈演愈烈，許多人選擇以遺忘歷史、漠視記憶的方式逃避社會亂局，他們拒絕承認歷史過錯，更無法客觀、公正、理性地看待與評判潛藏于社會肌理深處的問題本源。但在一些伊拉克現當代歷史文學中，記憶常常如同一面鏡子，自覺承擔起反觀伊拉克人民歷史觀的作用。在伊拉克流亡作家希南?安圖恩的成名作《一顆孤獨的石榴樹》中，敘述者以伊拉克民眾合力推倒薩達姆雕像的真實歷史事件為視點，直言不諱地批評他們否定歷史、割裂回憶的盲目歷史觀：

“那些推倒并砸毀雕像的人也是最初樹起雕像的人，同時也是當今全副武裝，投入戰爭的人……如今，他們成為了新時代的薩達姆，不假思索地摧毀著一個又一個雕像。”

歷史上曾用武力將薩達姆雕像強行推翻的伊拉克人，也正用同樣的暴力方式對待當下與未來，他們欲將非正義的過去一筆勾銷，一忘了之。然而，這種行為的結果只能是重蹈覆轍，讓創傷循環往復。

身份與創傷

當今的伊拉克現實由分裂與破碎主宰。經年不休的戰爭與外國勢力的入侵既毀滅了原本完善的基礎設施與豐厚的生態資源，也造成從國家主權領土到普通家庭的不完整。現實層面的分裂狀態也持續影響著每一個戰爭陰影下的伊拉克人，他們的身份認知、心理狀態和情感關系不斷呈現被疏離與被異化的傾向。

首先，戰爭中因流亡衍生出的身份危機是新世紀伊拉克文學中最為常見的話題。據“伊拉克難民網”對伊拉克戰爭導致的難民數量的統計顯示，“截至2007年四月，大約有400萬伊拉克難民流散于世界各國，其中200萬人逃離至其他中東國家，約20萬人選擇逃亡歐洲、美洲等地，還有190萬人因戰火無家可歸，至今仍生活在伊拉克境內”。原本有著同一文化、民族和宗教傳統的伊拉克人民被迫在不同的地理、政治空間流動，一種以跨文化、跨民族為范式的伊拉克流亡文學應運而生。

這類文學作品從不同維度揭示出伊拉克流亡者艱難的生存境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疏離無根之感。其中一些作品以傳記小說、回憶錄等非虛構性形式批判因戰爭給社會和個人帶來的變革及影響，如《伊拉克人在巴黎》《塔沙里》等；有的則通過重述流亡經歷控訴薩達姆政權的專制迂腐，披露惡劣政治生態下民不聊生的現實悲劇，如《戈薩曼圖》《美國孫女》《啊！瑪利亞》等；還有的通過展演流亡過程中的喪失、憤怒、挫敗等心理變化，表達出“渴望重回伊拉克”的集體認同，如《心間溪流》《茄子皮》《祖國如同皮毛》《奉獻給炮彈的一半》等。

此外，有關伊拉克人如何從身份危機中成功突圍，伊拉克女性如何擺脫因性別與社會身份而引發的歧視與偏見，伊拉克少數族群如何逃脫被他者化與邊緣化的窘境等，同樣是新世紀伊拉克小說中常見的書寫范式。例如流亡作家阿里·白德爾的代表作《女卡菲爾》就刻畫了一個成功實現身份蛻變的伊拉克女性。小說完整呈現了女主人公法圖麥從一個忍辱負重的男權犧牲者蛻變為勇敢無畏的復仇者的全過程，以此褒揚伊拉克當代女性敢于對男性權威與父權話語發起挑戰的勇氣，凸顯她們對獨立、自由的女性身份的渴望。

在新世紀伊拉克小說中，作家對身份問題的探討常常伴隨對伊拉克人精神與內心深處，甚至潛藏于整個民族品性中難以名狀的創傷感的探索。伊拉克流亡女作家伊娜姆 ?卡恰齊將這種創傷定義為“伊拉克式創傷”，她說：“‘伊拉克’既是一種病癥，也是一種良藥。它是一種源于內心，卻難以痊愈的傷痛。”

新世紀伊拉克小說中所反映的創傷癥候具有多元化特點。既有戰爭造成的生理創傷，也有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精神創傷，還有以集體記憶的再現而建構出的歷史文化創傷。然而，伊拉克當代作家的創傷敘述并不只是為了見證和展示創傷，其最終意圖是要使個體從壓抑的精神苦悶中解脫出來，以此重建戰后伊拉克社會。

總而言之，新世紀伊拉克文學的發展脈絡同戰后伊拉克社會格局的變化過程大致相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以及戰后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使得新世紀伊拉克文學有了多個面向的發展，然而，這種發展的意義不僅僅囿于敘事層面的變革與創新，或是小說、詩歌作品數量的日益增多，其更廣泛、更實際、更終極的意義是向讀者展現戰后伊拉克真實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并試圖從文學角度為解決社會積弊提供多維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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